第十五章 諸君莫作等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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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應當完全歸咎于個别當政人士的昏庸或腐敗，它的失敗，應當由當政者與全體國民一起承擔。
當政者當然是要承擔責任的，但作為整個國家基礎的國民，同樣也要承擔責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為。
中國政治向來是一種“保險絲”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卻如保險絲一樣脆弱。
在這種情況下，深受封建禮教束縛的清國國民面對以近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本身并不足以擔負起抵抗和自強的重任，這同樣也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
一個确切的問題是——李鴻章對于中國文化看得透徹嗎？或許李鴻章對中國文化應該是很了解的，因為他本身浸淫于中國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氣味異常親切。
但實際上，李鴻章對中國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
了解，是需要參照物的，隻有基于對世界文明體系了解的基礎上，才能說得上對某一種文明有着透徹的領悟。
可以斷定的一點是，李鴻章因為缺乏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認識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現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鑒别，從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變。
盡管李鴻章願意對中國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進西方技術，但他的改革卻到底不是全面的，隻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軍隊的規模與訓練，以及鼓勵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術同洋人競争。
很明顯，李鴻章沒有涉及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基本問題。
面對那種陳舊的體制，李鴻章畢竟不是一個賭徒，而賭徒的意義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運掰手腕。
要不成為千古風流，要不幹脆遺臭萬年。
李鴻章的悲劇，似乎就在于此？ 李鴻章逝世後，維新派人士梁啟超，撰寫了如下挽聯： 太息其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隻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當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留學學習海軍的嚴複，也作挽聯： 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嚴複的意思最為明顯——他以為，當初李鴻章辦洋務辦海軍，若不受到那麼多的掣肘，後來也不會有甲午、庚子的慘敗。
反過來，到了敵軍兵臨城下，李鴻章不出來主持和議，收拾殘局，則那些唱高調的人又會攻擊他為保名節而誤國了。
李鴻章就這樣陷入了時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評價都不為錯，但所有的評價都不算完全正确。
世間的情況總是如此，當評價脫口而出的時候，其實，它就已經有了緻命的誤差了；隻有死神，才能解開一個人最暗處的秘密，而隻有在理想勝利實現時，一個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當他每一次“出場”都招來恥辱和責難時，那種“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對他的重壓是别人難以想像的。
就他晚年來說，命運召喚他，一直隻允許承擔重任，承擔恥辱，而不是讓他欣喜；而當他咽下苦果之時，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隻是放逐，沒有感激，沒有恩惠……這樣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終有一日東方之龍騰飛之時，才能釋懷于天下的。
隻是我們自己，在對待這樣的人物時，顯得束手無策。
中國的方塊字在撰寫自己的曆史時，一直像是在編寫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曆史寫得如同京劇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樣，一闆一眼，一唱三歎；音韻，唱念，鑼鼓，做打，一樣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簡約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奪目。
曹操是白臉，關公是紅臉。
白臉的永遠奸，紅臉的永遠忠。
然後，衆多的觀賞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奮的時候會大叫一聲“好”。
但這樣的好與壞、奸與忠，與真實存在過的，早就隔着千山萬水了。
李鴻章與中國的19世紀一道悲涼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從整體上說，中國在19世紀的經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斷生發的悲劇，成了一次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的過程。
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而又徹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僅僅造就的是中國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痛苦。
舊秩序為自衛而戰，舊文化為自衛而戰，舊人物同樣為自衛而戰。
它們緩慢地退卻，始終處于劣勢；悲壯，凄清，痛苦。
災難以無法阻擋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觀念、古老的皇權觀念、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組成的統治上層等事物，一個接一個被破壞和摧毀為止。
這樣的情景，就像貝托魯奇導演的曾獲奧斯卡最佳故事片獎的電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後的場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夕陽映照下，一隻蝈蝈從籠子裡爬了出來，凄清地鳴叫，那是穿透數千年的絕響，也是新世紀将要到來的信号。
當海水淹沒這一片土地之時，一座山，必定要從海水中升起。
當政者當然是要承擔責任的，但作為整個國家基礎的國民，同樣也要承擔責任，也要反省自己的行為。
中國政治向來是一種“保險絲”式的政治，所有的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顯赫，但實際上，卻如保險絲一樣脆弱。
在這種情況下，深受封建禮教束縛的清國國民面對以近代科學技術武裝起來的帝國主義列強，本身并不足以擔負起抵抗和自強的重任，這同樣也是一個值得反省的問題。
一個确切的問題是——李鴻章對于中國文化看得透徹嗎？或許李鴻章對中國文化應該是很了解的，因為他本身浸淫于中國文化，對于中國文化的氣味異常親切。
但實際上，李鴻章對中國文化并不是真正了解。
了解，是需要參照物的，隻有基于對世界文明體系了解的基礎上，才能說得上對某一種文明有着透徹的領悟。
可以斷定的一點是，李鴻章因為缺乏對西方文化的了解，所以他在認識中國文化以及中國現象中自然而然地缺乏真正的鑒别，從而缺乏真正的感悟和改變。
盡管李鴻章願意對中國文化加以改造，以便引進西方技術，但他的改革卻到底不是全面的，隻限于教育和人事政策、軍隊的規模與訓練，以及鼓勵部分商人利用西方技術同洋人競争。
很明顯，李鴻章沒有涉及到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基本問題。
面對那種陳舊的體制，李鴻章畢竟不是一個賭徒，而賭徒的意義在于，他是直接在跟命運掰手腕。
要不成為千古風流，要不幹脆遺臭萬年。
李鴻章的悲劇，似乎就在于此？ 李鴻章逝世後，維新派人士梁啟超，撰寫了如下挽聯： 太息其人去，蕭條徐泗空，莽莽長淮，起陸龍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隻有夕陽好，哀哀浩劫，歸遼神鶴竟何之。
另一位著名維新思想家、當年被李鴻章派往英國留學學習海軍的嚴複，也作挽聯： 使先時盡用其謀，知成功必不止此， 設晚節無以自見，則士論又當何如？ 嚴複的意思最為明顯——他以為，當初李鴻章辦洋務辦海軍，若不受到那麼多的掣肘，後來也不會有甲午、庚子的慘敗。
反過來，到了敵軍兵臨城下，李鴻章不出來主持和議，收拾殘局，則那些唱高調的人又會攻擊他為保名節而誤國了。
李鴻章就這樣陷入了時代和人性的泥淖之中。
日本人對李鴻章的評價是：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國人的評價是：以文人來說，他是卓越的；以軍人來說，他在重要的戰役中為國家作了有價值的貢獻；以從政來說，他為這個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國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認的優良設施；以一個外交家來說，他的成就使他成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所有的評價都不為錯，但所有的評價都不算完全正确。
世間的情況總是如此，當評價脫口而出的時候，其實，它就已經有了緻命的誤差了；隻有死神，才能解開一個人最暗處的秘密，而隻有在理想勝利實現時，一個人内心的悲情才算是真正的昭然。
李鴻章生逢大清國最黑暗、最動蕩的年代，當他每一次“出場”都招來恥辱和責難時，那種“人情所最難堪”之事對他的重壓是别人難以想像的。
就他晚年來說，命運召喚他，一直隻允許承擔重任，承擔恥辱，而不是讓他欣喜；而當他咽下苦果之時，毫不留情地等待着他的，隻是放逐，沒有感激，沒有恩惠……這樣的内心悲情，也是要到終有一日東方之龍騰飛之時，才能釋懷于天下的。
隻是我們自己，在對待這樣的人物時，顯得束手無策。
中國的方塊字在撰寫自己的曆史時，一直像是在編寫唱本，那往往把一部民族的曆史寫得如同京劇舞台上的恩怨故事一樣，一闆一眼，一唱三歎；音韻，唱念，鑼鼓，做打，一樣都少不了；并且，故事簡約委婉，象征手法娴熟，色彩斑斓奪目。
曹操是白臉，關公是紅臉。
白臉的永遠奸，紅臉的永遠忠。
然後，衆多的觀賞者一面呷着茶，一面嗑瓜子，亢奮的時候會大叫一聲“好”。
但這樣的好與壞、奸與忠，與真實存在過的，早就隔着千山萬水了。
李鴻章與中國的19世紀一道悲涼地離開了這個世界。
從整體上說，中國在19世紀的經曆成了一出又一出不斷生發的悲劇，成了一次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崩潰和衰落的過程。
這場悲劇是如此緩慢、無情而又徹底，因而它就愈加痛苦，它不僅僅造就的是中國人的痛苦，也造就了中國文化的痛苦。
舊秩序為自衛而戰，舊文化為自衛而戰，舊人物同樣為自衛而戰。
它們緩慢地退卻，始終處于劣勢；悲壯，凄清，痛苦。
災難以無法阻擋的步伐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厲害，直到妄自尊大的觀念、古老的皇權觀念、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正統觀念，以及由士大夫所組成的統治上層等事物，一個接一個被破壞和摧毀為止。
這樣的情景，就像貝托魯奇導演的曾獲奧斯卡最佳故事片獎的電影《末代皇帝》中的最後的場景：古老的皇城之中，所有的人都離開了，夕陽映照下，一隻蝈蝈從籠子裡爬了出來，凄清地鳴叫，那是穿透數千年的絕響，也是新世紀将要到來的信号。
當海水淹沒這一片土地之時，一座山，必定要從海水中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