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忠與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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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傾朝野的重臣，而讓他的後人去真正地改朝換代。
李鴻章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代人隻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也許，這句話，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也暴露了他對于世事以及生命的無奈。
也許，對于李鴻章來說，在時局不明的情況下，他隻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願意去冒風險去強求改變了。
當然，就李鴻章而言，他所忌憚的，肯定還有李家好不容易才興旺發達的家業。
無論怎麼說，對李鴻章以及他龐大的家族來說，他們畢竟是這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
李鴻章與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們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盡享其富，他們在全國各地都擁有大批财富。
一個權傾當朝的家族，當然害怕天下動亂，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李鴻章當然不願意将個人的财富作為賭資，放手一搏。
李鴻章一直是一個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聲，這一點，他與曾國藩一直不太一樣，也與張之洞不太一樣，他最看重的，是實力，也是實利。
所以在當時，他有着那樣的處境，有着那樣的虛名，他已感到滿意極了。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李鴻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處心積慮的結果。
如果在内心深處，沒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話，李鴻章不可能在行為上有着突破性的進展。
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
性格決定命運。
此語一點不差，也正是李鴻章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曆史當中必然的悲劇命運；也決定了李鴻章隻是一個社會轉型早期的過渡式人物。
而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李鴻章本身的知識結構和理解力也決定了他的早期轉型必然是舉步維艱，猶猶豫豫。
另外從人格上來說，李鴻章更多的是一個技術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種真正的濟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懷。
對于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種力量，如果缺乏這種力量，隻能勉強算是一個“器用者”，根本談不上是一個大英雄，更談不上是一個創造曆史的英雄了。
在這一點上，梁啟超也說，李鴻章隻是時勢所造就的尋常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非常英雄。
對于中國當時的時局，他已無力改變，隻是蠅營狗苟。
清廷返回北京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李鴻章是中國五千年官場、權術、人際關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個成“精”的人物！實際上絕不止李鴻章，能在當年的專制制度夾縫中生存下來，并且遊刃有餘的人，都可以說是成了“精”的人物。
這樣的“精”也是中國文化與制度特有的産物。
在世界所有的文化當中，也許隻有中國文化是最重視人際之間的關系的，它對人際關系的重視，對于人際和功名的進與退、合與和的關系，簡直可以說到了神經過敏或者無病呻吟的程度。
而李鴻章對人情世故的把握，對官場進與退的規則的運用，以及那種專橫與隐忍的雙重心态，都可以說是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但可惜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個運籌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智慧哪裡趕得上時運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運。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李鴻章聰明一時，也糊塗一世。
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識到了吧，“盡人事，聽天命”，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李鴻章的一生就帶有悲劇意義。
而如果是另外一種想法呢，自以為是，沾沾自喜，那麼李鴻章則像一個小醜一樣，他的一生則帶有喜劇的因素了。
慈禧接見外國公使夫人 1902年1月，慈禧太後終于回到北京了。
幾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車站站台上來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儀仗隊也來了，他們一個個興高采烈，就像歡迎英雄的凱旋。
與此同時，洋人們也帶着花枝招展的家眷們來了，他們被有計劃地安排在一個固定的區域裡。
鼓樂、鮮花和掌聲中，慈禧從袁世凱安排的“龍車”上走下來，這個老婦人表現得很從容，态度極為和善，也極其謙卑。
在前門，她向着所有看她進城的外國人鞠躬微笑，随後，68歲的慈禧像一個慈祥的老太太一樣，不但接見了外國公使們的夫人，還接見了使館的孩子。
他們在一起合影留念，親切地拉着家常，仿佛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隻是在站台上，沒有了李鴻章颀長而略顯駝背的身影。
大清帝國再也沒有那個“舍我其誰”的李中堂了。
也許，等宮中重新落定之後，慈禧會想起李鴻章吧，想到如果沒有這個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會繼續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會不複存在，死在異地他鄉。
李鴻章就這樣帶着遺憾和悔恨逝去，也帶着榮光和忠誠逝去。
也難怪這個在晚清奔波了數十年的中堅之臣死不瞑目了。
可以這樣說，随着李鴻章的翕然離去，這個時代之木桶上最強硬的一根鐵箍崩斷了。
從此，龐大的帝國開始坍塌，堂皇神聖的廟宇上鬼魅橫行，上層變得更加厚顔無恥卑賤猥瑣，到處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
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終日，一方面肆無忌憚及時行樂……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即将來到。
李鴻章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一代人隻能做一代人的事情。
”也許，這句話，暴露了他的真實想法，也暴露了他對于世事以及生命的無奈。
也許，對于李鴻章來說，在時局不明的情況下，他隻想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不願意去冒風險去強求改變了。
當然，就李鴻章而言，他所忌憚的，肯定還有李家好不容易才興旺發達的家業。
無論怎麼說，對李鴻章以及他龐大的家族來說，他們畢竟是這個時代的既得利益者。
李鴻章與李瀚章在朝廷做着大官，他們的弟弟有的做着生意，有的盡享其富，他們在全國各地都擁有大批财富。
一個權傾當朝的家族，當然害怕天下動亂，不到萬不得已的地步，李鴻章當然不願意将個人的财富作為賭資，放手一搏。
李鴻章一直是一個入世很深的人，他本身一直不太注重空洞的名聲，這一點，他與曾國藩一直不太一樣，也與張之洞不太一樣，他最看重的，是實力，也是實利。
所以在當時，他有着那樣的處境，有着那樣的虛名，他已感到滿意極了。
可以肯定的一點是，李鴻章本人所做的一切，是他處心積慮的結果。
如果在内心深處，沒有巨大的自我否定的力量的話，李鴻章不可能在行為上有着突破性的進展。
在思想上也不可能有根本性的突破。
性格決定命運。
此語一點不差，也正是李鴻章的性格，決定了他在曆史當中必然的悲劇命運；也決定了李鴻章隻是一個社會轉型早期的過渡式人物。
而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李鴻章本身的知識結構和理解力也決定了他的早期轉型必然是舉步維艱，猶猶豫豫。
另外從人格上來說，李鴻章更多的是一個技術官僚，他缺乏的是那種真正的濟世思想，能把自己真正“放下”的情懷。
對于一個身居高位的人，人格是最根本的一種力量，如果缺乏這種力量，隻能勉強算是一個“器用者”，根本談不上是一個大英雄，更談不上是一個創造曆史的英雄了。
在這一點上，梁啟超也說，李鴻章隻是時勢所造就的尋常英雄，而不是造時勢的非常英雄。
對于中國當時的時局，他已無力改變，隻是蠅營狗苟。
清廷返回北京 是不是可以這樣說，李鴻章是中國五千年官場、權術、人際關系文化的集大成者，是一個成“精”的人物！實際上絕不止李鴻章，能在當年的專制制度夾縫中生存下來，并且遊刃有餘的人，都可以說是成了“精”的人物。
這樣的“精”也是中國文化與制度特有的産物。
在世界所有的文化當中，也許隻有中國文化是最重視人際之間的關系的，它對人際關系的重視，對于人際和功名的進與退、合與和的關系，簡直可以說到了神經過敏或者無病呻吟的程度。
而李鴻章對人情世故的把握，對官場進與退的規則的運用，以及那種專橫與隐忍的雙重心态，都可以說是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
但可惜的是，即使是這樣一個運籌帷幄的人，人算也不如天算，人力的智慧哪裡趕得上時運呢，尤其是不可捉摸的命運。
所以從這一點來說，李鴻章聰明一時，也糊塗一世。
也可能他自己也意識到了吧，“盡人事，聽天命”，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李鴻章的一生就帶有悲劇意義。
而如果是另外一種想法呢，自以為是，沾沾自喜，那麼李鴻章則像一個小醜一樣，他的一生則帶有喜劇的因素了。
慈禧接見外國公使夫人 1902年1月，慈禧太後終于回到北京了。
幾乎所有的京官都跑到車站站台上來迎接了，紫禁城的皇家儀仗隊也來了，他們一個個興高采烈，就像歡迎英雄的凱旋。
與此同時，洋人們也帶着花枝招展的家眷們來了，他們被有計劃地安排在一個固定的區域裡。
鼓樂、鮮花和掌聲中，慈禧從袁世凱安排的“龍車”上走下來，這個老婦人表現得很從容，态度極為和善，也極其謙卑。
在前門，她向着所有看她進城的外國人鞠躬微笑，随後，68歲的慈禧像一個慈祥的老太太一樣，不但接見了外國公使們的夫人，還接見了使館的孩子。
他們在一起合影留念，親切地拉着家常，仿佛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隻是在站台上，沒有了李鴻章颀長而略顯駝背的身影。
大清帝國再也沒有那個“舍我其誰”的李中堂了。
也許，等宮中重新落定之後，慈禧會想起李鴻章吧，想到如果沒有這個死心塌地的奴才，她可能會繼續流亡生涯，甚至，性命都會不複存在，死在異地他鄉。
李鴻章就這樣帶着遺憾和悔恨逝去，也帶着榮光和忠誠逝去。
也難怪這個在晚清奔波了數十年的中堅之臣死不瞑目了。
可以這樣說，随着李鴻章的翕然離去，這個時代之木桶上最強硬的一根鐵箍崩斷了。
從此，龐大的帝國開始坍塌，堂皇神聖的廟宇上鬼魅橫行，上層變得更加厚顔無恥卑賤猥瑣，到處充斥着道貌岸然的衣冠禽獸。
這些人一方面惶惶不可終日，一方面肆無忌憚及時行樂……一場史無前例的暴風雨即将來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