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忠與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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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豪爽、灑脫、風趣、機敏、詭谲、狡詐、冷酷以及殘忍，同時，最缺乏的，是曹孟德那樣對于天地人生的全面的哲學思考和感悟。
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觀滄海》中寫道：“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從詩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個對于天地萬物有着通徹了悟的人。
隻有具備這樣的感悟，才會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氣度。
一個不具備浩然之氣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亂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的。
從思想上看，李鴻章還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有着傳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忠義節孝的道德對他影響非常大，這種儒學義理的教育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行為掌握是根本的。
在李鴻章的内心深處，他是一直承認“真命天子”的。
當時，層層疊疊的科舉選拔制度更是加劇了人們的機械與謹慎。
從這樣的體制與思想出口所湧現的人物往往盡顯處心積慮。
由于科舉制度的嚴格和缜密，加上理學的滲透，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土壤能出現趙匡胤式的亂世重臣，也很難出現諸如諸葛亮那樣的英才了，能夠出現的，隻是這種體制設定的模具所鑄造的器用者。
對于絕大多數朝廷重臣來說，已經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隻是犬性和羊性，見利忘義，或者是亦步亦趨、無所事事。
對于李鴻章來說，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經曆都不足以支撐他成為一世枭雄。
李鴻章出身社會下層官僚家庭，從性格上來說，并不是一個有着天地情懷的人，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對于天地萬物的思考與感悟也非常有限。
李鴻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隻會在意個人的利益與功名，并不是一個為理想和情懷甘心舍棄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鴻章擁有的，隻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場的老謀深算。
在這樣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鴻章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隻會是淺層次上的追求，談不上從本質和深層次上的理解。
越到晚年，李鴻章變得越來越現實，疲于奔命各種事務，很難從諸多的事務中脫開身來。
從追求上說，李鴻章對于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狀況已相當滿意，他更願意在一種光環下生活而不願意去做那個光環，因為這樣更安全。
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一種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執行者的面目來出現，在現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時，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服務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中國的中央集權，發展到明清之時，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
政壇那種選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傾向，使得官吏們很難保持一種銳氣。
知識分子那種因為擁有真理和才華，而具備的高貴感和英雄氣質已經蕩然無存。
盡管李鴻章權傾朝野，也擁有廣泛的權力網和關系網。
但是，在當時清朝的那種繁瑣無比、互相掣肘的政體以及組織方式下想要有所作為，必定難上加難。
更何況李鴻章要想使其組織在全國範圍内發生效力，他還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撐，那就是絕對權力。
李鴻章從未掌握過中央大權，他一直在軍機處外，甚至在洋務運動時期也與總理衙門大臣職務無緣，李鴻章在最盛時期也隻不過是京城所在的直隸省的總督。
雖然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當清國總理衙門沒有能力處理對外事務時，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的權力，使自己成為與總理衙門并駕齊驅的一個單人外交部。
但李鴻章掌控外交大權畢竟“名不正，言不順”。
而且，李鴻章的權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資源，經常有賴于他管轄的以外的省份。
官僚體制的一個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慣性來操作的話，順理成章輕而易舉，但隻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話，事情的進展就顯得無比艱難。
除此之外，李鴻章在很多事情上，還不得不主動适應當時的“潛規則”，那就是必須大量地向他的上級獻禮和谄媚。
當醇親王在甲午戰争前寫信給李鴻章，說修萬壽山的銀子不夠用，希望李鴻章和各位督撫能籌集點銀子時，李鴻章不得不挪用海軍軍費為慈禧修建頤和園。
在那樣的制度中，類似的貪贓枉法再正常不過。
李鴻章熟悉這個制度的一切潛規則，同樣，他也是運用潛規則的高手。
李鴻章不肯上前台可能還有更深一層次的考慮。
那就是對于亂世的擔心，時局不明，前台的人極可能成為犧牲品。
李鴻章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
當清國陷入洋槍洋炮打開國門的泥淖之中時，中國何去何從，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李鴻章顯然缺乏清醒的認識。
正是因為認識上的困惑，李鴻章更願意幻想去輔助一個名主，艱難而安全地去從事着自己的事業。
或者像曹操一樣，做一個
曹孟德曾在那首著名的《觀滄海》中寫道：“東臨碣石，以觀滄海。
水何澹澹，山島竦峙。
樹木叢生，百草豐茂。
秋風蕭瑟，洪波湧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裡。
”從詩中，可以看出，曹操是一個對于天地萬物有着通徹了悟的人。
隻有具備這樣的感悟，才會有如此博大的胸襟和氣度。
一個不具備浩然之氣的人，通常是不敢在亂世之中挺身而出，以天下為己任的。
從思想上看，李鴻章還是一個傳統知識分子，有着傳統的“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觀，中國傳統文化的忠義節孝的道德對他影響非常大，這種儒學義理的教育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行為掌握是根本的。
在李鴻章的内心深處，他是一直承認“真命天子”的。
當時，層層疊疊的科舉選拔制度更是加劇了人們的機械與謹慎。
從這樣的體制與思想出口所湧現的人物往往盡顯處心積慮。
由于科舉制度的嚴格和缜密，加上理學的滲透，在明清兩朝，已經沒有土壤能出現趙匡胤式的亂世重臣，也很難出現諸如諸葛亮那樣的英才了，能夠出現的，隻是這種體制設定的模具所鑄造的器用者。
對于絕大多數朝廷重臣來說，已經很少有虎狼之性了，有的隻是犬性和羊性，見利忘義，或者是亦步亦趨、無所事事。
對于李鴻章來說，他的性格、所受的教育以及成長經曆都不足以支撐他成為一世枭雄。
李鴻章出身社會下層官僚家庭，從性格上來說，并不是一個有着天地情懷的人，而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實主義者，他對于天地萬物的思考與感悟也非常有限。
李鴻章人文理想、宗教感以及曆史感的缺乏，使得他在更大程度上隻會在意個人的利益與功名，并不是一個為理想和情懷甘心舍棄功名和地位的人，他不可能有“反骨”，也不可能有着大境界，李鴻章擁有的，隻是商人似的精明，以及官場的老謀深算。
在這樣的思想本源之下，李鴻章所進行的一系列改革，隻會是淺層次上的追求，談不上從本質和深層次上的理解。
越到晚年，李鴻章變得越來越現實，疲于奔命各種事務，很難從諸多的事務中脫開身來。
從追求上說，李鴻章對于自己“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狀況已相當滿意，他更願意在一種光環下生活而不願意去做那個光環，因為這樣更安全。
李鴻章最終選擇了一種安全的生命方式，那就是以執行者的面目來出現，在現存的制度下做事，同時，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小王國，服務于朝廷，而又有着自己的獨立性。
與此同時，制度上的掣肘也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中國的中央集權，發展到明清之時，可以說是登峰造極了。
政壇那種選拔官吏的制度以及推崇的傾向，使得官吏們很難保持一種銳氣。
知識分子那種因為擁有真理和才華，而具備的高貴感和英雄氣質已經蕩然無存。
盡管李鴻章權傾朝野，也擁有廣泛的權力網和關系網。
但是，在當時清朝的那種繁瑣無比、互相掣肘的政體以及組織方式下想要有所作為，必定難上加難。
更何況李鴻章要想使其組織在全國範圍内發生效力，他還缺少最重要的力量支撐，那就是絕對權力。
李鴻章從未掌握過中央大權，他一直在軍機處外，甚至在洋務運動時期也與總理衙門大臣職務無緣，李鴻章在最盛時期也隻不過是京城所在的直隸省的總督。
雖然到了19世紀70年代末，當清國總理衙門沒有能力處理對外事務時，李鴻章以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赢得了辦理對外交涉事務的權力，使自己成為與總理衙門并駕齊驅的一個單人外交部。
但李鴻章掌控外交大權畢竟“名不正，言不順”。
而且，李鴻章的權力也受到很大限制，他所需要的财政和其他資源，經常有賴于他管轄的以外的省份。
官僚體制的一個共性就是，很多事情如果按照慣性來操作的話，順理成章輕而易舉，但隻要稍稍有悖僵化的程序的話，事情的進展就顯得無比艱難。
除此之外，李鴻章在很多事情上，還不得不主動适應當時的“潛規則”，那就是必須大量地向他的上級獻禮和谄媚。
當醇親王在甲午戰争前寫信給李鴻章，說修萬壽山的銀子不夠用，希望李鴻章和各位督撫能籌集點銀子時，李鴻章不得不挪用海軍軍費為慈禧修建頤和園。
在那樣的制度中，類似的貪贓枉法再正常不過。
李鴻章熟悉這個制度的一切潛規則，同樣，他也是運用潛規則的高手。
李鴻章不肯上前台可能還有更深一層次的考慮。
那就是對于亂世的擔心，時局不明，前台的人極可能成為犧牲品。
李鴻章不可能不明白這一點。
當清國陷入洋槍洋炮打開國門的泥淖之中時，中國何去何從，中華民族何去何從，李鴻章顯然缺乏清醒的認識。
正是因為認識上的困惑，李鴻章更願意幻想去輔助一個名主，艱難而安全地去從事着自己的事業。
或者像曹操一樣，做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