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忠與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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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察覺到恭親王自以為功高蓋主得意洋洋之時，她就毫不猶豫地收拾了自己的第一個合作者，一個曾經親密的盟友，一個傑出的政治人物。
作為女人，慈禧還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罷黜恭親王的同時，慈禧還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溫柔，收恭親王的女兒為義女——這個女人，是深得這樣的政治藝術的，就像她經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風長扇。
慈禧，就這樣經常輕擺她的羽扇，不時拂出徐徐的恩風。
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但不妨假設一下。
假如李鴻章對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鴻章至少有三次機會面對這個問題。
第一次是曾經的洋槍隊統領戈登提出來的。
1880年清國與俄國關系危急，俄國以伊犁之役，對清國進行威脅恫吓，大有進一步擴大事端之勢。
戈登這時候正好去天津拜訪李鴻章。
當李鴻章向戈登問詢對于時局看法時，戈登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于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
君如有意，仆當執鞭效犬馬之勞。
”李鴻章聽完此話後，沉默半晌，然後說：“那當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從未背叛過朝廷。
”接着，李鴻章又說：“另外，那是不會成功的，我會掉腦袋的。
” 第二次，就是孫文給李鴻章的上書了。
1894年6月甲午戰争前夕，孫文曾到達北洋大臣李鴻章駐節地天津，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上李傅相書》。
在此之前，孫文先到上海拜見已是名滿天下的鄉賢鄭觀應，将此書交給鄭觀應一閱。
鄭觀應談了一番感想後，轉請王韬潤色，并給孫文寫了引薦書，推薦他去見李鴻章。
在這本《上李傅相書》中，孫文大膽地向李鴻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議。
由于這時中日在朝鮮對峙已經劍拔弩張，加上孫文上書的内容過于敏感，李鴻章并沒有對此事有所表達。
也許，在李鴻章眼中，像孫文這樣的“知識青年”還是太過稚嫩了，不足以從長相議。
并且，李鴻章到底有沒有接見孫文，一直存有争議，上書的結果是，李鴻章安排其幕僚給孫文弄了一張護照，讓他“先遊曆泰西各國，學習農務，藝成然後返中國”。
第三次則是1901年。
當義和團運動無法控制、八國聯軍群起進攻北京之時，西太後急诏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北上議和。
有一種說法是，在此關鍵時期，梁啟超到了廣州，拜會了李鴻章，為李鴻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應對此事：上策擁兩廣自立，以李鴻章在當時國内外的影響力，旗幟鮮明地恢複漢族統治，建立新政體；中策為起兵廣東，北上剿拳勤王，以謝洋人，以兵馬給洋人以威懾；下策就是奉诏單騎入虎狼之穴議和了。
國亂紛擾之際，清室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上策無疑也是一種大膽的選擇。
但李鴻章對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
還有消息表明，李鴻章在廣東期間，還同意幕僚劉學詢與英國駐香港總督蔔力的策劃，同流亡在外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暗中聯絡，準備策劃兩廣獨立，自立為王或是總統，用孫中山來施行新政。
盡管最終這些行為煙消雲散，但這樣的傳聞，聽起來還像是煞有介事。
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李鴻章是對那個腐朽的朝廷徹底地失望了。
這個腐朽的朝廷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内憂外患，苟延殘喘，犧牲人民，綏靖洋人，讓李鴻章本人受夠了窩囊氣。
如果李鴻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氣重寫自己的人生，結果或者不出人意料，隻是，時也，運也，李鴻章在猶豫中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和可能性，隻能一以貫之，以一個“糊裱匠”的形象留在曆史的記憶中。
垂暮之年的李鴻章 作為擁有重兵的地方諸侯，與朝廷的關系處理一直是潛在的，也是最具危險性的問題。
随着清國腐朽和沒落程度的加深，這種關系肯定會變得越來越迫切。
從表面上看，李鴻章是有這個能力的，他手頭一直握有重兵，無論是在智慧膽略上，還是從資曆上，他比朝廷諸多的迂腐舊儒酒囊飯袋不知道要強多少倍。
并且以當時淮軍的實力，相比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難的事。
但李鴻章似乎從未這樣做，而且幾乎從不對朝廷說不，在一輩子官場生涯中，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從未違反過朝廷的有關授意，也從未對朝廷表現過一絲不恭。
應該說李鴻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機會。
李鴻章為什麼不這樣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實力問題，而是世界觀問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從性格和世界觀上來說，李鴻章顯然不是曹操那樣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枭雄”。
李鴻章雖然很聰明，但他卻不是一個渴望成就霸業的人，他隻是渴望着為朝廷所用。
成為一個“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鴻章全部的追求。
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與他的同鄉，三國時期的曹孟德不一樣。
李鴻章雖然從才情上說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樣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
作為女人，慈禧還有着女人的政治方式，罷黜恭親王的同時，慈禧還拿出女人才具有的溫柔，收恭親王的女兒為義女——這個女人，是深得這樣的政治藝術的，就像她經常使用的一枚印章，上面镌刻着：恩風長扇。
慈禧，就這樣經常輕擺她的羽扇，不時拂出徐徐的恩風。
曆史是不能假設的，但不妨假設一下。
假如李鴻章對清王朝取而代之，那又将如何？ 李鴻章至少有三次機會面對這個問題。
第一次是曾經的洋槍隊統領戈登提出來的。
1880年清國與俄國關系危急，俄國以伊犁之役，對清國進行威脅恫吓，大有進一步擴大事端之勢。
戈登這時候正好去天津拜訪李鴻章。
當李鴻章向戈登問詢對于時局看法時，戈登直言不諱地說：“中國今日如此情形，終不可以立于往後之世界，除非君自取之，握全權以大加整頓耳。
君如有意，仆當執鞭效犬馬之勞。
”李鴻章聽完此話後，沉默半晌，然後說：“那當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從未背叛過朝廷。
”接着，李鴻章又說：“另外，那是不會成功的，我會掉腦袋的。
” 第二次，就是孫文給李鴻章的上書了。
1894年6月甲午戰争前夕，孫文曾到達北洋大臣李鴻章駐節地天津，向李鴻章遞交了一份《上李傅相書》。
在此之前，孫文先到上海拜見已是名滿天下的鄉賢鄭觀應，将此書交給鄭觀應一閱。
鄭觀應談了一番感想後，轉請王韬潤色，并給孫文寫了引薦書，推薦他去見李鴻章。
在這本《上李傅相書》中，孫文大膽地向李鴻章提出了“取而代之”的建議。
由于這時中日在朝鮮對峙已經劍拔弩張，加上孫文上書的内容過于敏感，李鴻章并沒有對此事有所表達。
也許，在李鴻章眼中，像孫文這樣的“知識青年”還是太過稚嫩了，不足以從長相議。
并且，李鴻章到底有沒有接見孫文，一直存有争議，上書的結果是，李鴻章安排其幕僚給孫文弄了一張護照，讓他“先遊曆泰西各國，學習農務，藝成然後返中國”。
第三次則是1901年。
當義和團運動無法控制、八國聯軍群起進攻北京之時，西太後急诏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北上議和。
有一種說法是，在此關鍵時期，梁啟超到了廣州，拜會了李鴻章，為李鴻章定下上中下三策以應對此事：上策擁兩廣自立，以李鴻章在當時國内外的影響力，旗幟鮮明地恢複漢族統治，建立新政體；中策為起兵廣東，北上剿拳勤王，以謝洋人，以兵馬給洋人以威懾；下策就是奉诏單騎入虎狼之穴議和了。
國亂紛擾之際，清室風雨飄搖，朝不保夕，上策無疑也是一種大膽的選擇。
但李鴻章對于所有的方案都未置可否。
還有消息表明，李鴻章在廣東期間，還同意幕僚劉學詢與英國駐香港總督蔔力的策劃，同流亡在外的革命黨人孫中山暗中聯絡，準備策劃兩廣獨立，自立為王或是總統，用孫中山來施行新政。
盡管最終這些行為煙消雲散，但這樣的傳聞，聽起來還像是煞有介事。
也許，到了這個時候，李鴻章是對那個腐朽的朝廷徹底地失望了。
這個腐朽的朝廷在這半個多世紀中，内憂外患，苟延殘喘，犧牲人民，綏靖洋人，讓李鴻章本人受夠了窩囊氣。
如果李鴻章真有打算鼓足勇氣重寫自己的人生，結果或者不出人意料，隻是，時也，運也，李鴻章在猶豫中失去了這樣的機會和可能性，隻能一以貫之，以一個“糊裱匠”的形象留在曆史的記憶中。
垂暮之年的李鴻章 作為擁有重兵的地方諸侯，與朝廷的關系處理一直是潛在的，也是最具危險性的問題。
随着清國腐朽和沒落程度的加深，這種關系肯定會變得越來越迫切。
從表面上看，李鴻章是有這個能力的，他手頭一直握有重兵，無論是在智慧膽略上，還是從資曆上，他比朝廷諸多的迂腐舊儒酒囊飯袋不知道要強多少倍。
并且以當時淮軍的實力，相比較岌岌可危的清王朝，要想取而代之，并不是件太困難的事。
但李鴻章似乎從未這樣做，而且幾乎從不對朝廷說不，在一輩子官場生涯中，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兢兢業業，從未違反過朝廷的有關授意，也從未對朝廷表現過一絲不恭。
應該說李鴻章有很多次非常好的“取而代之”的機會。
李鴻章為什麼不這樣做？最根本的原因并不是實力問題，而是世界觀問題，“非不能也，是不為也”。
從性格和世界觀上來說，李鴻章顯然不是曹操那樣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枭雄”。
李鴻章雖然很聰明，但他卻不是一個渴望成就霸業的人，他隻是渴望着為朝廷所用。
成為一個“治世之能臣”，就是李鴻章全部的追求。
在這一點上，李鴻章顯然與他的同鄉，三國時期的曹孟德不一樣。
李鴻章雖然從才情上說也是“中人以上”，但他缺乏曹操那樣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曹操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