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忠與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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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化。
當然,作為一個手執最高權力的單身女子來說,始終環繞于慈禧周圍的,是揮之不去的孤獨與恐慌。
與她的前輩主宰一脈相承的是,由于滿族人是征服者,相對于龐大的被統治的漢族,這個民族一直勢單力薄。
盡管滿人入關掌握政權之後,漢族男人留起了辮子,向異族皇帝高呼萬壽無疆,也盡管滿族幾乎毫不走樣地尊奉漢文化的一切傳統。
但曆代的滿族統治者都在骨子裡對于漢人有着深深的警惕,他們知道,在漢族人的骨血中,那種被他人統治的感覺300年間不曾有一刻消失。
這種廣袤的不安全感,使得深居高位的統治者的第一考慮就是,如何在人數衆多的漢族中用盡一切辦法維持自己的政權。
深層次的恐慌決定了清國在整個制度上的保守性和專制性——最高統治者高居一個松散的、卻存在着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巅,以儒家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準則來維系自己的統治。
在這個秩序裡,經典的教義是至高無上的,龐大的家族制支配着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于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着軍事,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淩駕于人的情欲、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
朝廷還必須借助依靠和籠絡漢人中的傑出人物,遠離社會的快速進化。
清國就是在這樣的情形和隐秘中,延續了很多年,每屆統治者在這樣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慮,尤其是對于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們,另外一方面,又得無時無刻地提防他們,控制他們。
慈禧當然也是如此。
這樣的恩威并施、處心積慮,也就決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決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經過敏。
在晚清諸多的漢臣當中,李鴻章無疑是當中的出類拔萃者。
李鴻章的人情練達、講究實際、足智多謀,使得慈禧與李鴻章之間比較有共同語言。
就慈禧本身來說,她是很想有所作為的。
早在剛剛垂簾聽政時,慈禧就以後期愛新覺羅家族男兒少有的膽識,領導了當時的“自強運動”。
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不僅僅使清國的财政和國力有所增強,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穩固了她的統治。
從1862年到1875年的這一段時間,被稱為“同治中興”時期。
在這一段時間裡,大清在慈禧與恭親王的領導之下,似乎終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整個國家在漸漸的開放中嗅到了海洋的鹹澀氣息……在朝廷的号召下,李鴻章無疑起到了骨幹作用,是“自強”運動的馬前卒。
正是在慈禧掌權的初級階段,李鴻章因為思想上和行動上的與慈禧的接近,赢得了這個女人的好感。
這也決定了慈禧與李鴻章在今後的歲月裡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緣。
慈禧與李鴻章是存在着很多相同點的:他們都屬羊,從年齡上說,李鴻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輪。
慈禧極其欣賞李鴻章,不喜歡在小事上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龢。
在慈禧看來,偌大的一個朝廷,絕大多數,都是一群無用的書生,真正能在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解決問題的,首屈一指還是李鴻章;而且,李鴻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點就通。
她就喜歡這樣的聰明人。
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幹涉大權在握的李鴻章,對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鴻章一生曾面臨多次危機,他的公開和潛在的對手曾多次羅列罪名,收集證據,要彈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關鍵的時候保護了他。
慈禧對于李鴻章的态度讓李鴻章感恩戴德,李鴻章知道,隻有慈禧,才是最能夠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為知己者死”,這一句話,是極符合李鴻章心境的。
對于朝廷,對于慈禧太後,雖然李鴻章也有很多不滿,并且在私下也發過牢騷,但在公開場合,在“大局”面前,李鴻章從不說一個“不”字,總是表現得忠心耿耿。
李鴻章知道,在内心深處,慈禧對于自己也是有提防的,盡管自己手握重權,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
李鴻章深深了解慈禧,這個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誰讓我一時不痛快,我就讓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
是慈禧在控制李鴻章,而不是李鴻章操縱着慈禧。
在一個專制的體制中,最高權力者的性格與喜好,往往就是遊戲規則。
李鴻章是清楚地知道這個絕對規則的。
于是,在晚清的權力構架中,慈禧和李鴻章之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關系:知李鴻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鴻章也。
他們之間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對對方也心有餘悸。
他們二人的方法各異,但他們卻有一樣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們就像清王朝最堅固的兩根柱子一樣,構求着一種平衡,支撐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鴻章同時,慈禧還在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這三位晚清時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術,與李鴻章一樣,慈禧從未讓他們擔任過核心職務,但他們從未遭到過她的貶黜——當一位臣子的權力到了足以威脅她的安全時,慈禧就會心狠手辣地下手了。
當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親王。
當
當然,作為一個手執最高權力的單身女子來說,始終環繞于慈禧周圍的,是揮之不去的孤獨與恐慌。
與她的前輩主宰一脈相承的是,由于滿族人是征服者,相對于龐大的被統治的漢族,這個民族一直勢單力薄。
盡管滿人入關掌握政權之後,漢族男人留起了辮子,向異族皇帝高呼萬壽無疆,也盡管滿族幾乎毫不走樣地尊奉漢文化的一切傳統。
但曆代的滿族統治者都在骨子裡對于漢人有着深深的警惕,他們知道,在漢族人的骨血中,那種被他人統治的感覺300年間不曾有一刻消失。
這種廣袤的不安全感,使得深居高位的統治者的第一考慮就是,如何在人數衆多的漢族中用盡一切辦法維持自己的政權。
深層次的恐慌決定了清國在整個制度上的保守性和專制性——最高統治者高居一個松散的、卻存在着等級和名分的社會秩序之巅,以儒家富有教導意義的道德行為準則來維系自己的統治。
在這個秩序裡,經典的教義是至高無上的,龐大的家族制支配着個人,恪守職責的信條高于享受權利的信條,文官控制着軍事,商人為其所用;道德行為的準則淩駕于人的情欲、物質利益和法律條文之上。
朝廷還必須借助依靠和籠絡漢人中的傑出人物,遠離社會的快速進化。
清國就是在這樣的情形和隐秘中,延續了很多年,每屆統治者在這樣的位置上,都多疑,也多慮,尤其是對于手下的能臣,必定一方面要倚仗他們,另外一方面,又得無時無刻地提防他們,控制他們。
慈禧當然也是如此。
這樣的恩威并施、處心積慮,也就決定了慈禧在很多事情上不敢大意,決定了她在很多事情上神經過敏。
在晚清諸多的漢臣當中,李鴻章無疑是當中的出類拔萃者。
李鴻章的人情練達、講究實際、足智多謀,使得慈禧與李鴻章之間比較有共同語言。
就慈禧本身來說,她是很想有所作為的。
早在剛剛垂簾聽政時,慈禧就以後期愛新覺羅家族男兒少有的膽識,領導了當時的“自強運動”。
轟轟烈烈的“自強運動”不僅僅使清國的财政和國力有所增強,而且增加了慈禧的威信,也穩固了她的統治。
從1862年到1875年的這一段時間,被稱為“同治中興”時期。
在這一段時間裡,大清在慈禧與恭親王的領導之下,似乎終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整個國家在漸漸的開放中嗅到了海洋的鹹澀氣息……在朝廷的号召下,李鴻章無疑起到了骨幹作用,是“自強”運動的馬前卒。
正是在慈禧掌權的初級階段,李鴻章因為思想上和行動上的與慈禧的接近,赢得了這個女人的好感。
這也決定了慈禧與李鴻章在今後的歲月裡建立了信任和不解之緣。
慈禧與李鴻章是存在着很多相同點的:他們都屬羊,從年齡上說,李鴻章要比慈禧整整大一輪。
慈禧極其欣賞李鴻章,不喜歡在小事上較真、酸腐而迂回的翁同龢。
在慈禧看來,偌大的一個朝廷,絕大多數,都是一群無用的書生,真正能在危難的時候挺身而出解決問題的,首屈一指還是李鴻章;而且,李鴻章精通人情世故,凡事一點就通。
她就喜歡這樣的聰明人。
正因如此,慈禧很少幹涉大權在握的李鴻章,對他十分信任和放心,李鴻章一生曾面臨多次危機,他的公開和潛在的對手曾多次羅列罪名,收集證據,要彈劾他,甚至要置其于死地,但都是慈禧,在最關鍵的時候保護了他。
慈禧對于李鴻章的态度讓李鴻章感恩戴德,李鴻章知道,隻有慈禧,才是最能夠理解并且信任他的人,“士為知己者死”,這一句話,是極符合李鴻章心境的。
對于朝廷,對于慈禧太後,雖然李鴻章也有很多不滿,并且在私下也發過牢騷,但在公開場合,在“大局”面前,李鴻章從不說一個“不”字,總是表現得忠心耿耿。
李鴻章知道,在内心深處,慈禧對于自己也是有提防的,盡管自己手握重權,但他仍然是慈禧的工具。
李鴻章深深了解慈禧,這個女人心狠手辣,她一直奉行“誰讓我一時不痛快,我就讓他一生不痛快”,得罪不起。
是慈禧在控制李鴻章,而不是李鴻章操縱着慈禧。
在一個專制的體制中,最高權力者的性格與喜好,往往就是遊戲規則。
李鴻章是清楚地知道這個絕對規則的。
于是,在晚清的權力構架中,慈禧和李鴻章之間形成了這樣的一種關系:知李鴻章者,慈禧也;能助慈禧者,李鴻章也。
他們之間惺惺相惜,互相需要,并且對對方也心有餘悸。
他們二人的方法各異,但他們卻有一樣的目的,那就是全力保全清朝,保全皇室,他們就像清王朝最堅固的兩根柱子一樣,構求着一種平衡,支撐着末日的清廷。
在深知李鴻章同時,慈禧還在張之洞、劉坤一、王文韶這三位晚清時代的重臣之中,玩弄政治平衡術,與李鴻章一樣,慈禧從未讓他們擔任過核心職務,但他們從未遭到過她的貶黜——當一位臣子的權力到了足以威脅她的安全時,慈禧就會心狠手辣地下手了。
當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恭親王。
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