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最後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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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李鴻章78歲。
這一年，是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這位顫顫巍巍的老人邁過了新世紀的門檻。
在上一個世紀，李鴻章耗盡了他所有的精、氣、神，現在，這個老人與他所服務的朝廷一樣變得日薄西山了。
步入新年之後，李鴻章的話變得越來越少，他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個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裡，看着不遠處的白雲蒼狗，獨自發呆；有時候，他甚至像一條剛上岸的魚一樣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李鴻章畢生所積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綻，都在最後的時光中情不自禁地透過一些細節流露出來。
在此之前，在廣袤的北方農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義和團的興起了。
義和團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鴉片戰争之後，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
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廣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國的農村，并且在中國内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
這就更激起底層廣大民衆的憤怒。
文化沖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敵對的力量，在北方廣大農村，基層民衆以一種針鋒相對的方式，也就是通過拜“本土神”的方式，抵抗着西方宗教勢力的入侵。
78歲的李鴻章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産物。
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的情緒、經濟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無法控制。
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它幾乎沒有完整而系統的教義，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
當然，這樣的結果是中國底層的理解力所決定的，由于缺乏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習慣，義和團肯定會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
他們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關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國曆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着淋漓盡緻的表現。
義和團還将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們相信法術，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槍不入、鬼魂附體，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因為有着如此驚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于是，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們，模糊了戲劇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集體陷入了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當中——當時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争先恐後地登台表演。
在這種情況下，洋人們與其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敵人”，不如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農民“戲劇演員”，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義和團民 義和團的興起，點燃了中國人多年以來積郁于胸的民族情緒。
自道光時代開始，曆經鹹豐、同治，一直到當時的光緒，落後的中國在與西方的争奪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
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
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也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後，人們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着希望——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試圖以一種盲目排外的極端方式，以一種愚昧的手段來進行着抵抗。
當這種情緒通過一種傳統的方式轟轟烈烈地表現出來那一刻，實際上已走入了一種歧路。
與此同時，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瀾顯然加劇了這種錯誤。
錯誤從一開始似乎就是風生水起，似乎它本來就是應該發生的，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了它。
當錯誤成為一種必然時，也就具有宿命的意義了。
從1900年1月開始，在河北、山東等北方地區，凡是有着教堂的地方，便成為一片火海。
幾個月後，義和團在河北境内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朝廷對于這種民間的勢力，一時拿不出主意，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英、美、德、法等國發表聯合照會，限令清政府迅速剿滅義和團，否則将“代為剿平”。
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國軍隊登上了清國的領土，并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在路途之中，他們遭到了義和團的圍追堵劫。
與此同時，四面八方的義和團來到了京城郊區，一場轟轟烈烈的民間活動即将被點燃。
清國與義和團集體地深陷入一種幻覺。
這樣的幻覺，從現在看，絕大部分是因為認識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
當世界在19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人們的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這個東方古國，義和團和清國的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
一開始，義和團所代表的民間勢力還深懷着對于清朝的敵意，他們的口号是“推翻清朝，驅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号突變，成為“擁護清朝，驅除洋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的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樣的民間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碼，可以增加與洋人叫闆的砝碼。
出于這樣的動機，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盤，準備利用這股民間的力量跟洋人讨價還價。
真實的情況是，在當時，整個清國的統治力已經變得松軟了，在很多情況下，事态都處于一種無政府的狀況。
最初，慈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義和團可以在周邊活動，但不準到北京來搗亂。
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幾十萬義和團來到京城，局面将不可收拾。
但奇怪的是，當四面八方的義和團們來到緊閉的北京城門下時，一個來自輔國公載瀾的命令卻出人意料地送達了，九門提督不得不開門。
于是大批的義和團農民們絡繹不絕地擁入了清國的都城。
很多年後，當曆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紀之交的那場義和團運動時，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書籍對于這場運動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
一切現象都複雜無比，那時候所産生的任何現象，都是無數種原因交織的結果。
它撲朔迷離，像糨糊一樣具有複雜的黏性。
曆史看起來似乎總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着很多偶然性。
這樣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關鍵的細節決定，但關鍵細節，在曆史進程中往往丢失得無影無蹤，像海水沖過的沙灘一樣，将那些色彩斑斓的貝殼席卷得無影無蹤。
這種關鍵性的缺失，又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
這一年，是李鴻章生命的最後一年。
這一年，這位顫顫巍巍的老人邁過了新世紀的門檻。
在上一個世紀，李鴻章耗盡了他所有的精、氣、神，現在，這個老人與他所服務的朝廷一樣變得日薄西山了。
步入新年之後，李鴻章的話變得越來越少，他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一個人坐在有假山的院落裡，看着不遠處的白雲蒼狗，獨自發呆；有時候，他甚至像一條剛上岸的魚一樣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李鴻章畢生所積蓄的力量以及他人生的破綻，都在最後的時光中情不自禁地透過一些細節流露出來。
在此之前，在廣袤的北方農村，一件最大的事情就是義和團的興起了。
義和團興起的背景十分複雜，鴉片戰争之後，清政府在列強的壓力之下簽訂不平等條約，被迫同意解除教禁。
西方傳教士以越來越廣泛的形式深入到中國的農村，并且在中國内地的地方事務中擁有相當的特權，不受中國法律的約束；在實際利益方面，教會為了擴大勢力和影響，不擇手段、不分良莠地吸收教民，不少品行不良分子紛紛入教，為非作歹，興風作浪。
這就更激起底層廣大民衆的憤怒。
文化沖突和民族矛盾交織在一起，形成了一種敵對的力量，在北方廣大農村，基層民衆以一種針鋒相對的方式，也就是通過拜“本土神”的方式，抵抗着西方宗教勢力的入侵。
78歲的李鴻章 義和團的興起，是一種複雜的産物。
這樣的複雜體牽涉到社會背景、民間的情緒、經濟上的困窘等，而在它的發展過程中，又顯得無法控制。
從教義上說，義和團運動是破綻百出的，它幾乎沒有完整而系統的教義，亂哄哄的像是儒釋道的一知半解和中國戲劇的“大雜燴”。
當然，這樣的結果是中國底層的理解力所決定的，由于缺乏理性和科學的思維習慣，義和團肯定會将一些神秘力量人格化。
他們相信天，相信土地公公，相信關公，相信玉皇大帝二十八宿……中國曆史上一切民間傳說，在義和團這裡，都有着淋漓盡緻的表現。
義和團還将神學、迷信以及宗教混淆，他們相信法術，相信自己就是神，相信刀槍不入、鬼魂附體，相信自己能夠飛翔……因為有着如此驚人的神通，洋人的洋槍洋炮又算什麼呢？于是，占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們，模糊了戲劇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集體陷入了一場自欺欺人的鬧劇當中——當時的中國北方農村，就像一個戲劇大舞台一樣，人們都争先恐後地登台表演。
在這種情況下，洋人們與其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敵人”，不如說面對的是一群激情澎湃的農民“戲劇演員”，一群不戴面具的“神”。
義和團民 義和團的興起，點燃了中國人多年以來積郁于胸的民族情緒。
自道光時代開始，曆經鹹豐、同治，一直到當時的光緒，落後的中國在與西方的争奪中，一直敗得體無完膚，臉面全無。
困頓與恥辱一直如鉛雲一樣，壓抑在中國人心上。
當洋務派的自強措施沒能頂得住列強的擴張和侵略，維新派的變法也陰差陽錯走向失敗之後，人們用一種非正常的手段從絕望中尋找着希望——民間的力量走到了前台，試圖以一種盲目排外的極端方式，以一種愚昧的手段來進行着抵抗。
當這種情緒通過一種傳統的方式轟轟烈烈地表現出來那一刻，實際上已走入了一種歧路。
與此同時，朝廷和官方非理性的推波助瀾顯然加劇了這種錯誤。
錯誤從一開始似乎就是風生水起，似乎它本來就是應該發生的，什麼力量也阻止不了它。
當錯誤成為一種必然時，也就具有宿命的意義了。
從1900年1月開始，在河北、山東等北方地區，凡是有着教堂的地方，便成為一片火海。
幾個月後，義和團在河北境内的活動達到了高潮。
朝廷對于這種民間的勢力，一時拿不出主意，隻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英、美、德、法等國發表聯合照會，限令清政府迅速剿滅義和團，否則将“代為剿平”。
到了5月下旬，由天津上岸的小股外國軍隊登上了清國的領土，并且由天津登上了去北京的火車。
在路途之中，他們遭到了義和團的圍追堵劫。
與此同時，四面八方的義和團來到了京城郊區，一場轟轟烈烈的民間活動即将被點燃。
清國與義和團集體地深陷入一種幻覺。
這樣的幻覺，從現在看，絕大部分是因為認識上的混沌不清造成的。
當世界在19世紀工業化的背景下，人們的思維已在理性和科學的軌道上行駛的時候，在這個東方古國，義和團和清國的統治層的思維還停留在蒙昧的中世紀。
一開始，義和團所代表的民間勢力還深懷着對于清朝的敵意，他們的口号是“推翻清朝，驅逐洋人”；但到了1899年底，口号突變，成為“擁護清朝，驅除洋人”了。
在這種情況下，清朝的王公貴族，甚至慈禧，都覺得這樣的民間力量可以利用，最起碼，可以增加與洋人叫闆的砝碼。
出于這樣的動機，朝廷打起了如意算盤，準備利用這股民間的力量跟洋人讨價還價。
真實的情況是，在當時，整個清國的統治力已經變得松軟了，在很多情況下，事态都處于一種無政府的狀況。
最初，慈禧的态度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義和團可以在周邊活動，但不準到北京來搗亂。
慈禧十分清楚，如果幾十萬義和團來到京城，局面将不可收拾。
但奇怪的是，當四面八方的義和團們來到緊閉的北京城門下時，一個來自輔國公載瀾的命令卻出人意料地送達了，九門提督不得不開門。
于是大批的義和團農民們絡繹不絕地擁入了清國的都城。
很多年後，當曆史回望100多年前世紀之交的那場義和團運動時，令人奇怪的是，更多的書籍對于這場運動仍然表示出含混不清。
一切現象都複雜無比，那時候所産生的任何現象，都是無數種原因交織的結果。
它撲朔迷離，像糨糊一樣具有複雜的黏性。
曆史看起來似乎總是必然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有着很多偶然性。
這樣的偶然性往往由一些關鍵的細節決定，但關鍵細節，在曆史進程中往往丢失得無影無蹤，像海水沖過的沙灘一樣，将那些色彩斑斓的貝殼席卷得無影無蹤。
這種關鍵性的缺失，又造成了這樣一種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