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夢醒時分
關燈
小
中
大
的。
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須具備的，并且，這樣的“挺”不單單指的是意志，還有處事的方法、處事的原則等等。
賢良寺這一段時光，李鴻章正是以自己的堅韌來挨過人生的低谷期。
李鴻章蟄居在賢良寺的同時，在京城，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日馬關條約》激起了中國民間的公憤，由廣東舉人康有為領銜簽字、聯名達1200多參加最高級别考試的儒生，上呈給皇帝一個“萬言書”。
雖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為并沒有領導過一次大規模的“公車上書”，所謂的“公車上書”隻是康有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辭。
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本人給光緒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強烈建議清政府進行改良。
康有為還為光緒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議，這些建議内容包括：要求廢止和議；首都由北京遷至内地，以便繼續抗戰；實行各項改革以延攬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現代學術，建設國家經濟等等。
康有為 梁啟超 現在看起來，康有為關于改良順應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議都顯得生吞活剝，在當時，康有為的思想并不成體系。
比如說康有為的改良的理論基礎，追溯到後來，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為主張立孔教為國教，明顯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個入世的主張哪能成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為主張在國内迅速建立起國會，但對于國會的運轉模式，他并沒有深入的研究……從目前的資料看，我們很難找到康有為思想系統的脈絡，也許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會達爾文主義。
從思想和行為方式上來說，康有為做一個破壞者還可以，但要做一個系統的建立者，無論是從認識上還是思想上，他都差很遠。
但當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勢弄得風生水起。
中國當時的局勢，以及康有為們改良的激情，使得整個社會各方面的勢力都變得蠢蠢欲動。
康有為在1895年寫道：“中國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隻因風氣不開，人才缺乏，不得不備受侵略和淩辱……中國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們自己如不團結一緻……則嗚呼！我們的神聖種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為的呼籲無疑是極富有蠱惑力的，那時的中國，的确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了。
變法草率魯莽的開頭，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場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場亂哄哄的鬧劇。
情形正如李鴻章們擔心的，數千年的規矩，豈可以說變就變。
對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這種大張旗鼓的維新和變革就顯得更加困難。
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這個國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們一直不屑且不善于進行改變。
中國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學精神，她更習慣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時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從過去的歲月中找到一個坐标。
更何況，改革和推進一直是冒着很大風險的，而中國制度本身的弱點往往容易使一種政策在推進過程中變形扭曲；中國文化思維方式中缺乏理性的習慣，缺乏科學的保障，無疑又使改革的風險增大。
在實施過程中，往往由于一廂情願而使得改革扭曲變形，脫離初衷。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每一次激進的改革都顯得步履艱難，阻力繁多，而在實施過程中又容易變形扭曲，背離初衷。
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的改革有時候反而使得矛盾叢生，進行不下去。
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現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這一點，隻要将戊戌變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稍作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曾派有一個使團周遊列國，學習達一年之久，而在中國呢？在這樣的變法與改革中，根本就沒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盤考慮。
不僅光緒皇帝一廂情願，而他所“依靠”的幾個幹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為對于西方思想的實質其實也缺乏了解，難當大任，按照梁啟超後來的說法，康有為并沒有讀過什麼西方哲人的書籍，隻是“暗合”，他的論據之本，還在于《論語》。
這樣的情景就相當搞笑了。
與此同時，譚嗣同又過于激進，明明是依靠皇帝進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卻要“誓殺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遲早一天，連皇帝的腦袋也是要砍的。
這樣幼稚的做法，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變革矛盾的激化，決定了這一場變革必定會流出殷紅的血。
從總體上看，李
在他看來，作為一個在政治舞台上亮相的人，“挺”是必須具備的，并且，這樣的“挺”不單單指的是意志，還有處事的方法、處事的原則等等。
賢良寺這一段時光，李鴻章正是以自己的堅韌來挨過人生的低谷期。
李鴻章蟄居在賢良寺的同時，在京城，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
《中日馬關條約》激起了中國民間的公憤，由廣東舉人康有為領銜簽字、聯名達1200多參加最高級别考試的儒生，上呈給皇帝一個“萬言書”。
雖然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康有為并沒有領導過一次大規模的“公車上書”，所謂的“公車上書”隻是康有為自吹自擂的托大之辭。
但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本人給光緒皇帝上了不止一次的奏折，強烈建議清政府進行改良。
康有為還為光緒提出了很多改良的建議，這些建議内容包括：要求廢止和議；首都由北京遷至内地，以便繼續抗戰；實行各項改革以延攬人才，制止腐化；提倡現代學術，建設國家經濟等等。
康有為 梁啟超 現在看起來，康有為關于改良順應了民意，但他的很多建議都顯得生吞活剝，在當時，康有為的思想并不成體系。
比如說康有為的改良的理論基礎，追溯到後來，竟然是孔子的大同思想；又比如康有為主張立孔教為國教，明顯有着生拉硬拽的痕迹，一個入世的主張哪能成為宗教呢？再就是，康有為主張在國内迅速建立起國會，但對于國會的運轉模式，他并沒有深入的研究……從目前的資料看，我們很難找到康有為思想系統的脈絡，也許最直接的看法是，康有為最中心的思想最接近于社會達爾文主義。
從思想和行為方式上來說，康有為做一個破壞者還可以，但要做一個系統的建立者，無論是從認識上還是思想上，他都差很遠。
但當時康有為和他的追随者的确把局勢弄得風生水起。
中國當時的局勢，以及康有為們改良的激情，使得整個社會各方面的勢力都變得蠢蠢欲動。
康有為在1895年寫道：“中國在道理、制度和文化上是世界上最高尚的……隻因風氣不開，人才缺乏，不得不備受侵略和淩辱……中國危在旦夕……人心惶惶……我們自己如不團結一緻……則嗚呼！我們的神聖種族将不可言，全然不可言矣！”康有為的呼籲無疑是極富有蠱惑力的，那時的中國，的确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了。
變法草率魯莽的開頭，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了這場政治事件必定演化成一場亂哄哄的鬧劇。
情形正如李鴻章們擔心的，數千年的規矩，豈可以說變就變。
對于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這種大張旗鼓的維新和變革就顯得更加困難。
五千年的文明史使得這個國家的文化尤其矜持，它們一直不屑且不善于進行改變。
中國文化一直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科學精神，她更習慣的是回首，津津有味地品味着往昔時光，即使是向前，也希望是從過去的歲月中找到一個坐标。
更何況，改革和推進一直是冒着很大風險的，而中國制度本身的弱點往往容易使一種政策在推進過程中變形扭曲；中國文化思維方式中缺乏理性的習慣，缺乏科學的保障，無疑又使改革的風險增大。
在實施過程中，往往由于一廂情願而使得改革扭曲變形，脫離初衷。
正是因為如此，中國的每一次激進的改革都顯得步履艱難，阻力繁多，而在實施過程中又容易變形扭曲，背離初衷。
結果，在這種情形下的改革有時候反而使得矛盾叢生，進行不下去。
不是螺旋上升，反而呈現出螺旋式下降的局面。
這一點，隻要将戊戌變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稍作比較就可以看出，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曾派有一個使團周遊列國，學習達一年之久，而在中國呢？在這樣的變法與改革中，根本就沒有周密性，也缺乏通盤考慮。
不僅光緒皇帝一廂情願，而他所“依靠”的幾個幹将也高明不了多少，康有為對于西方思想的實質其實也缺乏了解，難當大任，按照梁啟超後來的說法，康有為并沒有讀過什麼西方哲人的書籍，隻是“暗合”，他的論據之本，還在于《論語》。
這樣的情景就相當搞笑了。
與此同時，譚嗣同又過于激進，明明是依靠皇帝進行的自身的改造，他卻要“誓殺天下君主，使流血滿地球”，遲早一天，連皇帝的腦袋也是要砍的。
這樣幼稚的做法，似乎從一開始，就決定變革矛盾的激化，決定了這一場變革必定會流出殷紅的血。
從總體上看，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