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羞對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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邏輯，貴領悟，輕理性，重視人際關系，反對冒險輕視創新的中庸之路。
對于中國文化來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
這樣的體系，雖說是一種“王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在具體方式上，缺乏落實的手段，完全可以說是美好的一廂情願。
比如說，假如沒有科學，社會如何能發展？沒有深入的數學知識，科學體系又如何能立住腳？隻有通過社會的進步，才能實現國力的增強，隻有國力增強了，才是“王道”的基礎。
——這一切，在中國文化中，都沒有具體的論述。
所有這些相關的理論與聯系，中國文化都視而不見，隻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揚着使命感，而對于這種使命感的落實和生根，顯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堅實的基礎。
從清國當時政治精英的構成情況來看，撇開八旗弟子，可以說朝廷所有的漢族官員，都是先通過科舉，然後一步步升遷的。
因為熟讀聖賢書，又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們可以說是文豪和詩人。
這些文豪和詩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學、道德說教以及曆史。
他們所有的學問都關于人倫社會，幾乎從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門科學。
他們對于自然，對于經濟，對于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術幾乎缺乏了解。
在洋人們眼中，中國文化奇怪之極，這種文化缺乏足夠的實用性，從沒有對人們心中所産生的重大問題提出探讨，提出解決的辦法，也從不對人類未來将遇到的重大問題進行預示。
它們缺乏足夠的理性和缜密性，隻是一堆“指導”得模棱兩可的枯燥說教。
在西方人看來，中華文化過于自省，也太過于内向。
他們對于社會的約束和管制，竟然通過約束個人行動來達到目的，而不注重公衆契約。
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這樣的文化極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無力對外界加以幹涉，另外一方面又給自己營造出美妙的虛幻光環，并據此認為達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對于這種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現出疑問。
在對于這個古老帝國足夠了解之後，在洋人眼中，這個名義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國家，貫穿始終的卻是層出不窮的政權鬥争，曆史上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懷鬼胎，陰謀和殺戮貫穿了數千年的曆史。
盡管不斷地改朝換代，但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并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政治等同于權力，等同于陰謀，等同于殺戮。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文化背景與曆史背景，所以當東西方文化直接撞擊之後，大中國的文化一下子變得七零八落了。
在此之後，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的人物顯得特别複雜，尤其是這當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
社會解體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強烈撞擊，對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剝以及政治鬥争的劇烈、新舊觀念的交錯，使得這段時間人們的思想經常處于動蕩、變化和不穩定當中，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将思想細細地梳理，認真地想一想一種主張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他們隻是像小販一樣随波逐流地亂叫一氣——先進者已接受或邁向烏托邦，落後者仍抱住“子曰詩雲”、“正心誠意”不放。
同一人物，思想或行為的這一部分已經很開通很進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卻很保守很落後。
而同時，一個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進的，世界觀卻可能是落後的；意識這一塊可能是超前的，生活習性這一塊卻完全跟不上趟。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構成了那一段時間一幅極其錯綜複雜的風景。
相對于李鴻章，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鴻章高出一籌。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要比李鴻章開闊和新穎得多。
他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從西方文化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1863至1864年間，伊藤博文曾經留學英國，時間雖然不長，但所見所聞所學，尤其是對于西方社會和文化的親身接觸，已使得他對西方社會有一種直觀的感受，思維方式也有很大改變。
在英國，伊藤博文親眼目睹了“統一”和“隆盛”，決意要走一條西方列強的強國路，并下定決心要從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
與李鴻章的“盛年不學”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他勤于學習，即使是做了總理大臣後，仍經常驅車至習慣去的丸善書店看書，即使再忙，也經常手不釋卷。
伊藤博文最愛看西方政治家的傳記，《拿破侖傳》、《彼得大帝傳》等外國“曆史傳記之類”的書籍，他基本都涉獵過，并且，從此類書中得到很深的啟示。
後來，伊藤博文承認，“以前實施了的海防獻金和保安條令，均是取法于《加富爾傳》和《俾斯麥傳》”。
正因為如此，伊藤博文對西方政治、經濟、哲學、曆史、軍事等都比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實際的看法和主張。
伊藤博文比李鴻章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33年。
伊藤博文留英歸國後，40多年間，又4次下西洋，4次來中國，在歐美考察的時間一共達5年半之久。
豐富的西洋閱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
顯然，按近代文化标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在對西方文化以及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這使得他對于事物的看法，對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勝一籌。
反觀李鴻章，他有着好學的精神，有着改進的欲望，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謂深入。
但李鴻章對于西方
對于中國文化來說，“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
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
這樣的體系，雖說是一種“王道”，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在具體方式上，缺乏落實的手段，完全可以說是美好的一廂情願。
比如說，假如沒有科學，社會如何能發展？沒有深入的數學知識，科學體系又如何能立住腳？隻有通過社會的進步，才能實現國力的增強，隻有國力增強了，才是“王道”的基礎。
——這一切，在中國文化中，都沒有具體的論述。
所有這些相關的理論與聯系，中國文化都視而不見，隻是含含糊糊地大肆宣揚着使命感，而對于這種使命感的落實和生根，顯然缺乏最有效的手段，也缺乏堅實的基礎。
從清國當時政治精英的構成情況來看，撇開八旗弟子，可以說朝廷所有的漢族官員，都是先通過科舉，然後一步步升遷的。
因為熟讀聖賢書，又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們可以說是文豪和詩人。
這些文豪和詩人自小耳濡目染的，都是文學、道德說教以及曆史。
他們所有的學問都關于人倫社會，幾乎從不涉及自然、地理等任何一門科學。
他們對于自然，對于經濟，對于生活本身所需要的技術幾乎缺乏了解。
在洋人們眼中，中國文化奇怪之極，這種文化缺乏足夠的實用性，從沒有對人們心中所産生的重大問題提出探讨，提出解決的辦法，也從不對人類未來将遇到的重大問題進行預示。
它們缺乏足夠的理性和缜密性，隻是一堆“指導”得模棱兩可的枯燥說教。
在西方人看來，中華文化過于自省，也太過于内向。
他們對于社會的約束和管制，竟然通過約束個人行動來達到目的，而不注重公衆契約。
這真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這樣的文化極容易陷入自欺欺人的格局，一方面是無力對外界加以幹涉，另外一方面又給自己營造出美妙的虛幻光環，并據此認為達到了人生最高境界。
對于這種文化推崇的道德，西方文化也表現出疑問。
在對于這個古老帝國足夠了解之後，在洋人眼中，這個名義上非常推崇道德的國家，貫穿始終的卻是層出不窮的政權鬥争，曆史上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各自心懷鬼胎，陰謀和殺戮貫穿了數千年的曆史。
盡管不斷地改朝換代，但這個國家在很多方面并沒有實質性的進步，政治等同于權力，等同于陰謀，等同于殺戮。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特殊的文化背景與曆史背景，所以當東西方文化直接撞擊之後，大中國的文化一下子變得七零八落了。
在此之後，在這樣的背景中出現的人物顯得特别複雜，尤其是這當中的代表人物更是如此。
社會解體的迅速，中西文化的強烈撞擊，對于西方文化的生吞活剝以及政治鬥争的劇烈、新舊觀念的交錯，使得這段時間人們的思想經常處于動蕩、變化和不穩定當中，他們幾乎沒有時間将思想細細地梳理，認真地想一想一種主張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
他們隻是像小販一樣随波逐流地亂叫一氣——先進者已接受或邁向烏托邦，落後者仍抱住“子曰詩雲”、“正心誠意”不放。
同一人物，思想或行為的這一部分已經很開通很進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卻很保守很落後。
而同時，一個人的政治思想可能是先進的，世界觀卻可能是落後的；意識這一塊可能是超前的，生活習性這一塊卻完全跟不上趟。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構成了那一段時間一幅極其錯綜複雜的風景。
相對于李鴻章，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以及他的理解力要比李鴻章高出一籌。
伊藤博文的知識結構和文化觀念要比李鴻章開闊和新穎得多。
他學過漢語，受過儒學影響；在倒幕運動中又學會了英語，從西方文化當中學到了很多東西。
1863至1864年間，伊藤博文曾經留學英國，時間雖然不長，但所見所聞所學，尤其是對于西方社會和文化的親身接觸，已使得他對西方社會有一種直觀的感受，思維方式也有很大改變。
在英國，伊藤博文親眼目睹了“統一”和“隆盛”，決意要走一條西方列強的強國路，并下定決心要從改革政治制度入手，“非撤廢封建制度不可”。
與李鴻章的“盛年不學”不同，伊藤博文在日本政要中一向以“勤學家”和“讀書癖”著稱，他勤于學習，即使是做了總理大臣後，仍經常驅車至習慣去的丸善書店看書，即使再忙，也經常手不釋卷。
伊藤博文最愛看西方政治家的傳記，《拿破侖傳》、《彼得大帝傳》等外國“曆史傳記之類”的書籍，他基本都涉獵過，并且，從此類書中得到很深的啟示。
後來，伊藤博文承認，“以前實施了的海防獻金和保安條令，均是取法于《加富爾傳》和《俾斯麥傳》”。
正因為如此，伊藤博文對西方政治、經濟、哲學、曆史、軍事等都比較熟悉，也有着深入的理解，并且形成了切合實際的看法和主張。
伊藤博文比李鴻章小18歲，但他第一次踏上歐洲國土卻比李早33年。
伊藤博文留英歸國後，40多年間，又4次下西洋，4次來中國，在歐美考察的時間一共達5年半之久。
豐富的西洋閱曆，使他更了解世界的大勢和各國的情形。
顯然，按近代文化标準，伊藤博文要比李鴻章“文明開化”得多，在對西方文化以及東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上，也深入得多，這使得他對于事物的看法，對于世界的理解以及在入世的洞察力和掌控力方面更勝一籌。
反觀李鴻章，他有着好學的精神，有着改進的欲望，對于中國文化的理解力也可謂深入。
但李鴻章對于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