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羞對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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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通過戰争來促發展了。
甲午戰争進行過程中，當德國人德璀琳拿着清廷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函剛踏上日本土地之時，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離開”。
在戰場上節節勝利之時，日本政府當然不願意跟一個“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政府的人”談判的。
同樣，當清廷又改派的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尚書張蔭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撫邵友濂到達日本之後，同樣也被日本政府拒絕。
也許伊藤考慮的是，他該會會李鴻章了。
1895年李鴻章來到馬關求和，正式談判之前，曾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記錄。
李鴻章說：“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
怎麼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調，不使我們亞洲的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
” 伊藤說：“10年前我告訴過你，要改革。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變化或改革？” 李鴻章隻能回答說：“我國的事樣樣都囿于傳統，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過分了，而沒有實行的能力，自己深以為恥。
” 從談話來看，李鴻章已沒有10年前的倨傲了，此時此地，李鴻章的精、氣、神盡失，剩下的，隻有無邊的悔意和懊惱，然後，仿佛一個小販一樣，不斷地讨價還價，甚至連據理力争的資格都沒有。
在伊藤這樣的小字輩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悲壯而可憐。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
這時候李鴻章垂垂欲老，仍堅守在曆史舞台，與另一個鐵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殘守缺。
伊藤博文此次來華，是康梁向光緒密薦，拟聘請伊藤博文和另一個外國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
這是一個大膽無比的想法。
光緒聽從了這個意見，想召見一下伊藤博文，初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建議。
伊藤博文來到了北京，李鴻章接見了他。
雙方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心。
可惜的是，除了議論剛剛平息的戊戌變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談話内容已無人知曉了。
想必，暮年的李鴻章肯定會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運不可違，知道自己的失敗已是天意了。
還是惺惺惜惺惺。
李鴻章去世之後，伊藤博文對這個老朋友和老對手倒有着高度評價，伊藤博文這樣說：“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他的事業充滿着開拓者的精神。
他建設國家的努力，不但包括軍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經濟政策方面……所有關于李鴻章這個遠東大國的沒落時期獨力支撐富國強兵的理想與實踐的研究與評價，也隻是開始而已。
” 從這一點來看，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與他的國家所處的時空狀态有着清晰的認識。
他知道李鴻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鴻章的困窘。
他明知一個人在一個大國中傳統的力量以及面臨的阻力，他也知道一個小國所具有的速度優勢，知道如何用速度來彌補自己的單薄，也深知自己國家的底氣不足…… 把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放在一起比較，梁啟超似乎是第一人。
從梁啟超的著作來看，梁啟超已經清晰地明白中國近代化進程緩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鴻章失敗的原因。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鴻章死後的第40天，梁啟超寫成《李鴻章傳》一書，開始為李鴻章“蓋棺論定”。
梁啟超認為，在早年的“栉風沐雨之閱曆”方面，伊藤不如李鴻章；而李在政治識見和政治處境方面，明顯地不如伊藤。
梁啟超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性标準下進行評判，指出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争不在國家而在國民”。
梁啟超是說到點子上了，對于李鴻章們來說，既缺乏近代國家思想，更沒有近代國民觀念，這的确是19世紀中國洋務派官僚的政治通病。
在這一點上，梁啟超可以說是看得相當準确，他的論斷，可以說是觸及了問題的本質。
現象總與根本相連。
溯本求源，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個人背景、知識結構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說決定了兩人根本的區别。
從本質上說，李鴻章應該是一個傳統之“士”。
一方面，環繞李鴻章左右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專制制度形成的陰影；另一方面，李鴻章自身的血液裡，也流淌着這樣的因子。
可以這樣說，無論李鴻章走多遠，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終牢牢套着一根無形的繩索。
李鴻章無力，也無法掙脫這樣的繩索。
也許對于李鴻章而言，數千年的習慣和傳統是他面前厚厚的城牆。
傳統與習慣的無所不在，使得李鴻章在這場前無古人的變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渦之中。
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所有的學問都應該是關于人倫道德的，這是“本”，是雕龍之術；至于有關自然的知識，那是下裡巴人的事情，是“末”，是雕蟲小技。
況且，清朝選拔官員的考試從來沒有這些内容。
中國文化從來就相信道德倫理才是千秋萬代，至于其他的，則是可有可無。
在這樣的世界觀下，數千年中他們從未對自己的教育和考試制度加以實質性改變。
在中華文化當中，非競争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
孔子被神化，他與他的門徒們的言論被教授了數千年，成為支撐整個國家運轉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礎。
這些思想基礎包含了中華民族關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關于人生動機的疏導和關于社會和諧的終極目标。
道德說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為了“萬世師表”的道德準則。
就這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因為出發點的不同而分道揚镳。
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重經驗，輕
甲午戰争進行過程中，當德國人德璀琳拿着清廷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信函剛踏上日本土地之時，就被日本政府下令“限期離開”。
在戰場上節節勝利之時，日本政府當然不願意跟一個“沒有資格代表中國政府的人”談判的。
同樣，當清廷又改派的總理衙門大臣兼戶部尚書張蔭桓以及兵部右侍郎湖南巡撫邵友濂到達日本之後，同樣也被日本政府拒絕。
也許伊藤考慮的是，他該會會李鴻章了。
1895年李鴻章來到馬關求和，正式談判之前，曾和伊藤博文有一段寒暄，有英文記錄。
李鴻章說：“中日是最近的鄰邦，而且使用同一種文字。
怎麼成為敵人呢？我們應建立永久的和平與協調，不使我們亞洲的黃種人受到歐洲白種人的侵略。
” 伊藤說：“10年前我告訴過你，要改革。
怎麼到現在還沒有一點變化或改革？” 李鴻章隻能回答說：“我國的事樣樣都囿于傳統，我不能按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過分了，而沒有實行的能力，自己深以為恥。
” 從談話來看，李鴻章已沒有10年前的倨傲了，此時此地，李鴻章的精、氣、神盡失，剩下的，隻有無邊的悔意和懊惱，然後，仿佛一個小販一樣，不斷地讨價還價，甚至連據理力争的資格都沒有。
在伊藤這樣的小字輩面前，已逾古稀的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悲壯而可憐。
李鴻章與伊藤博文最後一次見面，是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後。
這時候李鴻章垂垂欲老，仍堅守在曆史舞台，與另一個鐵腕人物慈禧一同抱殘守缺。
伊藤博文此次來華，是康梁向光緒密薦，拟聘請伊藤博文和另一個外國人李提摩太出任洋客卿。
這是一個大膽無比的想法。
光緒聽從了這個意見，想召見一下伊藤博文，初步了解他的思想和建議。
伊藤博文來到了北京，李鴻章接見了他。
雙方推心置腹地談了一次心。
可惜的是，除了議論剛剛平息的戊戌變法以及康梁之外，其他的談話内容已無人知曉了。
想必，暮年的李鴻章肯定會感慨良多，他已知道命運不可違，知道自己的失敗已是天意了。
還是惺惺惜惺惺。
李鴻章去世之後，伊藤博文對這個老朋友和老對手倒有着高度評價，伊藤博文這樣說：“知西來大勢，識外國文明，想效法自強，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他的事業充滿着開拓者的精神。
他建設國家的努力，不但包括軍事措施方面，也包括經濟政策方面……所有關于李鴻章這個遠東大國的沒落時期獨力支撐富國強兵的理想與實踐的研究與評價，也隻是開始而已。
” 從這一點來看，伊藤博文對李鴻章與他的國家所處的時空狀态有着清晰的認識。
他知道李鴻章的努力，也知道李鴻章的困窘。
他明知一個人在一個大國中傳統的力量以及面臨的阻力，他也知道一個小國所具有的速度優勢，知道如何用速度來彌補自己的單薄，也深知自己國家的底氣不足…… 把伊藤博文與李鴻章放在一起比較，梁啟超似乎是第一人。
從梁啟超的著作來看，梁啟超已經清晰地明白中國近代化進程緩慢的原因，也明白李鴻章失敗的原因。
1901年12月26日，即李鴻章死後的第40天，梁啟超寫成《李鴻章傳》一書，開始為李鴻章“蓋棺論定”。
梁啟超認為，在早年的“栉風沐雨之閱曆”方面，伊藤不如李鴻章；而李在政治識見和政治處境方面，明顯地不如伊藤。
梁啟超還把李鴻章放在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理性标準下進行評判，指出李鴻章“不識國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勢，不知政體之本原”；“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事，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指出“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競争不在國家而在國民”。
梁啟超是說到點子上了，對于李鴻章們來說，既缺乏近代國家思想，更沒有近代國民觀念，這的确是19世紀中國洋務派官僚的政治通病。
在這一點上，梁啟超可以說是看得相當準确，他的論斷，可以說是觸及了問題的本質。
現象總與根本相連。
溯本求源，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的個人背景、知識結構以及文化背景可以說決定了兩人根本的區别。
從本質上說，李鴻章應該是一個傳統之“士”。
一方面，環繞李鴻章左右的，是中國文化尤其是專制制度形成的陰影；另一方面，李鴻章自身的血液裡，也流淌着這樣的因子。
可以這樣說，無論李鴻章走多遠，在他的身上，自始至終牢牢套着一根無形的繩索。
李鴻章無力，也無法掙脫這樣的繩索。
也許對于李鴻章而言，數千年的習慣和傳統是他面前厚厚的城牆。
傳統與習慣的無所不在，使得李鴻章在這場前無古人的變革中陷入重重的漩渦之中。
在中國傳統文化看來，所有的學問都應該是關于人倫道德的，這是“本”，是雕龍之術；至于有關自然的知識，那是下裡巴人的事情，是“末”，是雕蟲小技。
況且，清朝選拔官員的考試從來沒有這些内容。
中國文化從來就相信道德倫理才是千秋萬代，至于其他的，則是可有可無。
在這樣的世界觀下，數千年中他們從未對自己的教育和考試制度加以實質性改變。
在中華文化當中，非競争性的“仁”以及“王道”深受推崇。
孔子被神化，他與他的門徒們的言論被教授了數千年，成為支撐整個國家運轉和生存的唯一的思想基礎。
這些思想基礎包含了中華民族關于道德理想的最高境界，包含了關于人生動機的疏導和關于社會和諧的終極目标。
道德說教甚至取代了宗教，成為了“萬世師表”的道德準則。
就這樣，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因為出發點的不同而分道揚镳。
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重經驗，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