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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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要艱巨得多，因為他面臨向北京政府尋求資金，說服各省官員争取他們的合作，同時又要抵擋來自各方的不斷的批評這多重的任務。
北京中央政府的弱點衆所周知。
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許多障礙。
它充滿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争暗鬥。
北洋海軍本身也因組織不健全、裝備陳舊過時而深受其患。
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李鴻章創建海軍的努力，不應從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應當從當時情況的整個背景作出評判。
” 慈禧的禦用火車 洋務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梁啟超在比較李鴻章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時講述了這樣一段話，應該說，“伊（伊藤博文）有優于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此伊之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
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颦，而終無成就也。
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勢單力薄之外，就李鴻章以及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來說，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這使得他們每每到了關鍵時候，總是難以突破自己。
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主題是就朝鮮局勢問題交換意見。
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鴻章與森有禮有這樣的對話： 森有禮直言不諱地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隻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
” 李：“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沒有。
” 李：“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鄭有甯（日本使館代辦）代為回答：“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會。
” 李鴻章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不以為然：“對于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贊賞。
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 森：“其實原因很簡單，隻需稍加解釋。
我國舊有的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适于無事安逸之人，但對于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應過去的情況，而于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
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 李：“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 森：“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
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采用。
不論何事，善于學習别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 李：“貴國祖先采用我們服裝是最賢明的。
我們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制作。
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 森：“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頭發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們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适應。
關于歐服，從不了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原。
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适應怠慢而不适應勤勞。
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緻貧，而想要勤勞緻富，所以舍舊就新。
現在所費，将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 北京火車站的火車頭 李：“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抛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
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
正如我們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隻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于我國。
” 李：“我們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隻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
” 森：“凡是将來之事，誰也不能确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入關前）也沒有人喜歡這種服制。
” 李：“這是我國國内的變革，絕不是用歐俗。
” 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對話，從服裝入手，談到了古今之變的根本。
李鴻章的思想在對話中暴露無遺。
就李鴻章而言，他所承認的西方的進步隻限定在軍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上，這是他處心積慮想學習和拿來的。
至于西方其他的東西，包括服裝，李鴻章似乎一點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也不想去改變。
一個人往往就是這樣，思想容易改變，習慣卻難根除，而在很多時候，習慣和思想又聯系在一起，不分彼此。
在李鴻章的習慣和思想中，還是潛伏“唯我獨尊”意識的。
或者說，在李鴻章看來，西洋的文化與槍炮之間是沒有關聯的，它們完全可以割裂開來。
洋務派們為洋務運動定位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的口号從一開始就有着不徹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機意味。
所謂“體”，就是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政體已經落伍，根本不想在這一方面改變，在他們眼中，似乎這個落後的、呆闆的、腐朽的政體與近代化所創造的“器用”并不矛盾。
殊不知，在一個腐朽、專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麼會有健康發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煙雨水榭。
因為這樣的認識，使得李鴻章洋務運動有一個最緻命的弱點，那就是在學習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淺嘗辄止，以小聰明來揣測大智慧，以器用來否定根本。
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聰明，洋務運動走的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捷徑，整個社會沒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實行市場化，廣大的民間力量被忽略，這也使得洋務運動成為國家機器的遊戲，背離了廣大的民間力量，洋務運動就宛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郭嵩焘曾經就李鴻章的洋務運動的方式這樣評價：“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緻富強，固自有在。
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
”郭嵩焘曾經将他的想法告訴過李鴻章。
不知道李鴻章聽後有什麼反應，但想必也是一聲長歎吧。
聰明的李鴻章可能是想撇開“深挖洞，廣積糧”的方式去走一條緻富的捷徑吧，但這樣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卻是一座奈何橋。
這樣的增強國力的方式就像一記險招，甚至幾近于賭博，但李鴻章就是想當一回這樣的賭徒，來為這個泱泱的東方大國作最後一搏！ 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貧窮的國民之上的，也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蒼白的精神之上的。
李鴻章一直想走一條先強國，而後民富的捷徑，這樣的捷徑在無情的規律面前，隻會倉皇地敗下陣來。
李鴻章在這一點的愚笨是有着傳統的，因為我們的傳統是“君為重，民為輕”、“民為微，國為大”。
在華夏這個文明古國中，這種最簡單的錯誤方式，就那樣本末倒置，懸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麼樣，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對于中國的意義是重大的。
這樣的意義在于，它不僅是中國在科技和現代化上的嘗試，而且，重要的是通過嘗試讓人們的精神和認識得到了改變和提高。
正因為李鴻章們的洋務運動的努力，西方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了中國，使得中國向着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地前進了一點。
社會發展總是由點點滴滴的積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造就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風流人物；而不斷派出的童子留學，也造就了第一批經過訓練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開端，都有助于中國社會的前行。
李鴻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條固執延伸的鐵路，鐵路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便利和快捷，還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聲長鳴震驚了這一塊古老的土地，使得無數人從千年沉睡中醒來。
北京中央政府的弱點衆所周知。
清政府從整體上看給李鴻章增加了許多障礙。
它充滿官僚主義陋習、地方主義觀念和派系的明争暗鬥。
北洋海軍本身也因組織不健全、裝備陳舊過時而深受其患。
在這樣的環境下，對李鴻章創建海軍的努力，不應從不可能實現的理想，而應當從當時情況的整個背景作出評判。
” 慈禧的禦用火車 洋務運動為什麼會失敗？梁啟超在比較李鴻章與當時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時講述了這樣一段話，應該說，“伊（伊藤博文）有優于李者一事焉，則曾遊學歐洲，知政治之本原是也。
此伊之所以能制定憲法為日本長治久安之計。
李鴻章則惟彌縫補苴，畫虎效颦，而終無成就也。
但日本之學如伊藤者，其同輩中不下百數，中國之才如鴻章者，其同輩中不得一人，則又不能專為李咎者也”。
除了政治上的勢單力薄之外，就李鴻章以及洋務運動的領導者們來說，也存在一些明顯的缺陷，這使得他們每每到了關鍵時候，總是難以突破自己。
李鴻章曾經與日本駐北京公使森有禮有一次對話，那是1875年12月的一天，森有禮到河北保定直隸總督府拜會直隸總督李鴻章，主題是就朝鮮局勢問題交換意見。
席間二人談起日本明治維新，談及了各自國家對于西方文化的态度，李鴻章與森有禮有這樣的對話： 森有禮直言不諱地說：“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隻有三分可取，其餘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
” 李：“日本西學有七分否？” 森：“五分尚沒有。
” 李：“日本衣冠都變了，怎說沒有五分？” 鄭有甯（日本使館代辦）代為回答：“這是外貌，其實本領尚未會。
” 李鴻章對日本改變服裝一事不以為然：“對于近來貴國所舉，很為贊賞。
獨有對貴國改變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
” 森：“其實原因很簡單，隻需稍加解釋。
我國舊有的服制，誠如閣下所見，寬闊爽快，極适于無事安逸之人，但對于多事勤勞之人則不完全合适，所以它能适應過去的情況，而于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
今改舊制為新式，對我國裨益不少。
” 李：“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宗遺志的追懷之一，其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
” 森：“如果我們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
距今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貴國的服裝優點就加以采用。
不論何事，善于學習别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
” 李：“貴國祖先采用我們服裝是最賢明的。
我們的服裝織造方便，用貴國原料即能制作。
現今模仿歐服，要付出莫大的冗費。
” 森：“雖然如此，依我等觀之，要比貴國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貴國頭發長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合我們人民，其他還有很多事不能适應。
關于歐服，從不了解經濟常識的人看來，雖費一點，但勤勞是富裕之基，怠慢是貧枯之原。
正如閣下所知，我國舊服寬大但不方便，适應怠慢而不适應勤勞。
然而我國不願意怠慢緻貧，而想要勤勞緻富，所以舍舊就新。
現在所費，将來可期得到無限報償。
” 北京火車站的火車頭 李：“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抛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也不感到羞恥嗎？” 森：“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
這些變革絕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
正如我們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隻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用于我國。
” 李：“我們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隻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
” 森：“凡是将來之事，誰也不能确定其好壞，正如貴國四百年前（指清軍入關前）也沒有人喜歡這種服制。
” 李：“這是我國國内的變革，絕不是用歐俗。
” 李鴻章與森有禮的對話，從服裝入手，談到了古今之變的根本。
李鴻章的思想在對話中暴露無遺。
就李鴻章而言，他所承認的西方的進步隻限定在軍器、鐵路、電信以及其他器械上，這是他處心積慮想學習和拿來的。
至于西方其他的東西，包括服裝，李鴻章似乎一點也不願意承認自己的落後，也不想去改變。
一個人往往就是這樣，思想容易改變，習慣卻難根除，而在很多時候，習慣和思想又聯系在一起，不分彼此。
在李鴻章的習慣和思想中，還是潛伏“唯我獨尊”意識的。
或者說，在李鴻章看來，西洋的文化與槍炮之間是沒有關聯的，它們完全可以割裂開來。
洋務派們為洋務運動定位的指導思想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樣的口号從一開始就有着不徹底的因素，也有着投機意味。
所謂“體”，就是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政體已經落伍，根本不想在這一方面改變，在他們眼中，似乎這個落後的、呆闆的、腐朽的政體與近代化所創造的“器用”并不矛盾。
殊不知，在一個腐朽、專制、低效的政治制度下，怎麼會有健康發展的近代化呢？一切都是空中樓閣，煙雨水榭。
因為這樣的認識，使得李鴻章洋務運動有一個最緻命的弱點，那就是在學習中缺乏深入的精神，淺嘗辄止，以小聰明來揣測大智慧，以器用來否定根本。
由于理解力上的薄弱以及方式上的小聰明，洋務運動走的是一種急功近利的捷徑，整個社會沒有按照西方的模式實行市場化，廣大的民間力量被忽略，這也使得洋務運動成為國家機器的遊戲，背離了廣大的民間力量，洋務運動就宛如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郭嵩焘曾經就李鴻章的洋務運動的方式這樣評價：“西人富強之業，誠不越礦務及汽輪舟車數者，然其緻富強，固自有在。
竊論富強者，秦漢以來治平之盛軌，其源由政教修明，風俗純厚，百姓家給人足，以成國家磐石之基，而後富強可言也，豈有百姓困窮而國家自求富強之理？今言富強者，一視為國家本計，與百姓無與。
”郭嵩焘曾經将他的想法告訴過李鴻章。
不知道李鴻章聽後有什麼反應，但想必也是一聲長歎吧。
聰明的李鴻章可能是想撇開“深挖洞，廣積糧”的方式去走一條緻富的捷徑吧，但這樣一意孤行的走法，步入的，卻是一座奈何橋。
這樣的增強國力的方式就像一記險招，甚至幾近于賭博，但李鴻章就是想當一回這樣的賭徒，來為這個泱泱的東方大國作最後一搏！ 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貧窮的國民之上的，也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是建立在蒼白的精神之上的。
李鴻章一直想走一條先強國，而後民富的捷徑，這樣的捷徑在無情的規律面前，隻會倉皇地敗下陣來。
李鴻章在這一點的愚笨是有着傳統的，因為我們的傳統是“君為重，民為輕”、“民為微，國為大”。
在華夏這個文明古國中，這種最簡單的錯誤方式，就那樣本末倒置，懸挂了五千年。
不管怎麼樣，李鴻章的洋務運動對于中國的意義是重大的。
這樣的意義在于，它不僅是中國在科技和現代化上的嘗試，而且，重要的是通過嘗試讓人們的精神和認識得到了改變和提高。
正因為李鴻章們的洋務運動的努力，西方機器和科學技術進入了中國，使得中國向着引用西方技術方面稍稍地前進了一點。
社會發展總是由點點滴滴的積累而成的，江南制造局翻譯出版的幾百部西書造就了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一代呼風喚雨的風流人物；而不斷派出的童子留學，也造就了第一批經過訓練的人才和一些具有西方思想的知識分子……所有這些開端，都有助于中國社會的前行。
李鴻章所做的一切就像那條固執延伸的鐵路，鐵路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便利和快捷，還有更重要的，那就是一聲長鳴震驚了這一塊古老的土地，使得無數人從千年沉睡中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