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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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職的歐洲人；畢德格則負責聯絡美國人，有時候也負責聯絡英國人。
僅次于他們二人的，還有一個叫漢納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鴻章的軍事聯絡官，隻不過跟李鴻章稍稍疏遠一點罷了。
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李鴻章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設江南機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設機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閏十二月，籌通商日本并派員往駐；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設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同治十一年五月，請開煤鐵礦；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元年十一月，請遣史日本；請設洋學局于各省，分格緻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并将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光緒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 光緒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光緒六年二月，始購鐵甲船； 光緒六年七月，設水師學堂于天津； 光緒六年八月，設南北洋電報； 光緒六年十二月，請開鐵路； 光緒七年四月，設開平礦務商局； 光緒七年六月，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光緒七年十一月，招商接辦各省電報； 光緒八年四月，設商辦織布局于上海； 光緒十一年五月，設武備學堂于天津；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開辦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 光緒二十年五月，設醫學堂于天津。
…… 在晚清曆史上，中國機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采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
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一份。
在當時，李鴻章的作為幾乎可以說是單兵作戰、單騎突進。
他所面臨的，是資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斷力，各種各樣的阻礙以及整個知識體系所面臨的軟肋。
譚嗣同曾經引用過袁世凱的評價說：“香帥嘗歎曰：無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于此者。
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兇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
稍知之者，惟一合肥。
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 天津水師學堂學員 對于這一點，後來的梁啟超也有類似的看法：“現在整個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員，五十歲以上的大官，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李鴻章。
”可以這樣說，就這場洋務運動本身，不管後人怎麼評價，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應該是相當不易了。
李鴻章幾乎是用盡所有的氣力撬動着龐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
他所面對的，是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格局。
從本質上說，這個國家政體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學；國家的統治階層昏庸無能，坐井觀天，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就文化本身來說，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在面對突如其來的世紀之變時，在認識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綻百出。
中國當時的格局就像一隻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風雨來了，很多人吓得臉色蒼白，争先恐後逃進船艙躲避，李鴻章卻堅守在船頭，抗抵着撲面而來的暴風雨。
并且，李鴻章還得在正面迎擊洋槍洋炮的同時，經常防範身後腐朽陣營中的明槍暗箭。
在當時的中國，深信需要西方技術的士大夫畢竟不多，傳統的文化準則和控制力量仍像過去那樣強大；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而且由于依傍傳統而獲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
現代化顯然需要沖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礙。
在這樣的情況下，白天裡李鴻章忙忙碌碌，他為自己在從事着的工作而興奮；而每到夜深人靜時，李鴻章都會感到自己的孤立無援，他的所有努力都有着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
在這裡，可以列舉一些李鴻章身邊左右的人物來反襯李鴻章的孤獨。
比如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這位昔日的科舉狀元、後來兩任皇帝的老師，一直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舊知識分子。
在認識洋務方面，保守而無知。
洋務運動中走在前面的曾國藩，也主張适可而止，他反對建設電報、鐵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術，理由是那些東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擴大外國人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左宗棠與曾國藩的觀點如出一轍。
并且，左宗棠對于清廷購買外國軍艦也不以為然。
甲午戰争中名噪一時的王文韶，時任湖南巡撫，也在讨論中說：如果機器盛行的話，那麼大批人将會失業，如果失業者慢慢多起來，天下就不穩定了，所以應該除了有關軍事上的機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說王文韶的想法是由于他來自内陸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話，那麼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讓人扼腕歎息了。
沈葆桢曾經是辦洋務的名家，光緒元年升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間所辦德政之一，是花錢将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買回來後竟下令拆掉！這樣的認識水平，不僅僅是沈葆桢一個人的，也代表着整個權力上層對于西方文明的看法。
沈葆桢為什麼要拆掉鐵路呢？那是因為他不能容忍和英國人合營一條鐵路，也不能與他們共同管理，對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加以控制才行。
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沈葆桢這樣的人去主持變革維新，結局自然會可想而知了。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隻有李鴻章才具備一顆“勇敢的心”。
這樣的比喻，指的是李鴻章自始至終對于時局和國家，有着真正負責的态度，這種負責，不僅僅是被動的堅守，而且，以一種勇敢的積極态度，去應對這種改變。
這一點，李鴻章幾乎與所有的大臣們都不一樣，他不是被動地防禦，而是主動出擊。
從結果上來說，李鴻章幾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
雖然從本質上來說，李鴻章所走的是一條獨木橋，但他畢竟以自己的親曆親為給民衆開了一個頭。
李鴻章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曆史對他的不支持，而是在這種戰戰兢兢走鋼絲過程中，失敗的概率太大。
李鴻章在這個過程中顯然缺少好運氣。
開平礦務局 李鴻章幾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務運動中。
從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内容來看，他的着眼點一是在軍事上，如購船、購械、造船、築炮台等；二是在商務實行上，如鐵路、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說派留學生、設醫學堂等。
可以說李鴻章考慮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識到在諸多方面的落後，想奮起直追。
李鴻章主持下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一事，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中重要的一步，也是這場運動中的一個生動的插曲。
派留學生，是唐廷樞的同學容闳建議的。
容闳自己就是一個留學生，早年，他曾得到教會的支持，到美國耶魯大學讀書，1854年，容闳從耶魯大學畢業，成為耶魯的第一個中國畢業生。
宏闳回國後，擔任了為江南制造局購買機器的任務。
不久，容宏通過唐廷樞，向李鴻章建議派遣赴美留學生。
李鴻章很快采納了容闳的建議，派容闳主持此項工作，與留學生一起赴美，擔任留學生副總監督一職。
所有事情都有條不紊地進行着，最初，幾乎沒有人願意将
僅次于他們二人的，還有一個叫漢納根的，是德璀琳的女婿，他也是李鴻章的軍事聯絡官，隻不過跟李鴻章稍稍疏遠一點罷了。
在洋務運動的過程中，李鴻章踏踏實實地做了很多事： 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正月，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于上海； 同治四年八月，設江南機器制造局于上海； 同治九年十月，設機器局于天津； 同治九年閏十二月，籌通商日本并派員往駐； 同治十年四月，拟在大沽設洋式炮台； 同治十一年正月，挑選學生赴美國肄業； 同治十一年五月，請開煤鐵礦；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設輪船招商局； 光緒元年（公元1875年）十一月，籌辦鐵甲兵船； 光緒元年十一月，請遣史日本；請設洋學局于各省，分格緻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學諸門，擇通曉時務大員主之，并将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光緒二年三月，派武弁往德國學水陸軍械技藝； 光緒二年十一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學習； 光緒六年二月，始購鐵甲船； 光緒六年七月，設水師學堂于天津； 光緒六年八月，設南北洋電報； 光緒六年十二月，請開鐵路； 光緒七年四月，設開平礦務商局； 光緒七年六月，創設公司船赴英貿易； 光緒七年十一月，招商接辦各省電報； 光緒八年四月，設商辦織布局于上海； 光緒十一年五月，設武備學堂于天津； 光緒十三年十二月，開辦漠河金礦； 光緒十四年，北洋海軍成軍； 光緒二十年五月，設醫學堂于天津。
…… 在晚清曆史上，中國機械制造、近代的采煤、鐵路、電報、輪船運輸、紡織等工業，采礦和交通運輸及信息企業，無一不與李鴻章的推動、支持有關。
而在辦新式學堂、派留學生出洋等方面也有他不可磨滅的一份。
在當時，李鴻章的作為幾乎可以說是單兵作戰、單騎突進。
他所面臨的，是資金的匮乏、人才的匮乏，在陌生事物面前的判斷力，各種各樣的阻礙以及整個知識體系所面臨的軟肋。
譚嗣同曾經引用過袁世凱的評價說：“香帥嘗歎曰：無怪乎合肥之得志也！遍觀中外（指朝廷内外），大小臣工，學問非不好，品行非不好，即心術亦未必都不好，然問以大小數百種，後膛精槍亦數百種，形式若何，運用若何，某宜水，某宜陸，某利攻，某利守，某利山林，某利平地，其左右前後之炮界何在，昂度低度若何……以及水雷旱雷炮台地營一切攻守之具，無一人能知，且并其名亦不能辨，又況西人政事法度之美備，有十倍精于此者。
某國當與，某國當拒，某國善良，某國兇狡，吾之聯之而備之者，其道何在，宜更無一人知之矣。
稍知之者，惟一合肥。
國家不用之而誰用乎？” 天津水師學堂學員 對于這一點，後來的梁啟超也有類似的看法：“現在整個朝廷二品以上的大員，五十歲以上的大官，沒有一個人能比得上李鴻章。
”可以這樣說，就這場洋務運動本身，不管後人怎麼評價，李鴻章所做的一切，應該是相當不易了。
李鴻章幾乎是用盡所有的氣力撬動着龐大笨重的朝廷在向前滑行。
他所面對的，是千瘡百孔支離破碎的格局。
從本質上說，這個國家政體腐朽，效率低下，缺乏科學；國家的統治階層昏庸無能，坐井觀天，自欺欺人，掩耳盜鈴；就文化本身來說，數千年的農業文明在面對突如其來的世紀之變時，在認識上一知半解，似是而非，破綻百出。
中國當時的格局就像一隻木帆船航行在海上，突然，暴風雨來了，很多人吓得臉色蒼白，争先恐後逃進船艙躲避，李鴻章卻堅守在船頭，抗抵着撲面而來的暴風雨。
并且，李鴻章還得在正面迎擊洋槍洋炮的同時，經常防範身後腐朽陣營中的明槍暗箭。
在當時的中國，深信需要西方技術的士大夫畢竟不多，傳統的文化準則和控制力量仍像過去那樣強大；科舉考試和綠營軍等制度不僅有廣大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而且由于依傍傳統而獲得了神聖不可侵犯的性質。
現代化顯然需要沖破文化和制度的障礙。
在這樣的情況下，白天裡李鴻章忙忙碌碌，他為自己在從事着的工作而興奮；而每到夜深人靜時，李鴻章都會感到自己的孤立無援，他的所有努力都有着一種孤軍奮戰的感覺。
在這裡，可以列舉一些李鴻章身邊左右的人物來反襯李鴻章的孤獨。
比如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這位昔日的科舉狀元、後來兩任皇帝的老師，一直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舊知識分子。
在認識洋務方面，保守而無知。
洋務運動中走在前面的曾國藩，也主張适可而止，他反對建設電報、鐵路和使用其他西方技術，理由是那些東西可能有害民生并且擴大外國人的影響。
在這一點上，左宗棠與曾國藩的觀點如出一轍。
并且，左宗棠對于清廷購買外國軍艦也不以為然。
甲午戰争中名噪一時的王文韶，時任湖南巡撫，也在讨論中說：如果機器盛行的話，那麼大批人将會失業，如果失業者慢慢多起來，天下就不穩定了，所以應該除了有關軍事上的機器之外，其他的，都要一概禁止……如果說王文韶的想法是由于他來自内陸省份，思想的局限性情有可原的話，那麼曾任福州船政大臣多年的沈葆桢在思想上的局限就讓人扼腕歎息了。
沈葆桢曾經是辦洋務的名家，光緒元年升任兩江總督、南洋通商大臣，而他在任期間所辦德政之一，是花錢将外國人修的吳淞鐵路買回來後竟下令拆掉！這樣的認識水平，不僅僅是沈葆桢一個人的，也代表着整個權力上層對于西方文明的看法。
沈葆桢為什麼要拆掉鐵路呢？那是因為他不能容忍和英國人合營一條鐵路，也不能與他們共同管理，對于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必須加以控制才行。
可以想像的是，如果沈葆桢這樣的人去主持變革維新，結局自然會可想而知了。
在這種情況下，似乎隻有李鴻章才具備一顆“勇敢的心”。
這樣的比喻，指的是李鴻章自始至終對于時局和國家，有着真正負責的态度，這種負責，不僅僅是被動的堅守，而且，以一種勇敢的積極态度，去應對這種改變。
這一點，李鴻章幾乎與所有的大臣們都不一樣，他不是被動地防禦，而是主動出擊。
從結果上來說，李鴻章幾乎就能看到“成功”的曙光了。
雖然從本質上來說，李鴻章所走的是一條獨木橋，但他畢竟以自己的親曆親為給民衆開了一個頭。
李鴻章所面臨的問題，并不是曆史對他的不支持，而是在這種戰戰兢兢走鋼絲過程中，失敗的概率太大。
李鴻章在這個過程中顯然缺少好運氣。
開平礦務局 李鴻章幾乎是“一根筋”地投入到他的洋務運動中。
從李鴻章洋務運動的内容來看，他的着眼點一是在軍事上，如購船、購械、造船、築炮台等；二是在商務實行上，如鐵路、招商局、電報局、織布局、開平煤礦、漠河金礦等；三是在文化上，比如說派留學生、設醫學堂等。
可以說李鴻章考慮得非常周到了，而且意識到在諸多方面的落後，想奮起直追。
李鴻章主持下的向美國派遣留學生一事，應該說，是洋務運動中重要的一步，也是這場運動中的一個生動的插曲。
派留學生，是唐廷樞的同學容闳建議的。
容闳自己就是一個留學生，早年，他曾得到教會的支持，到美國耶魯大學讀書，1854年，容闳從耶魯大學畢業，成為耶魯的第一個中國畢業生。
宏闳回國後，擔任了為江南制造局購買機器的任務。
不久，容宏通過唐廷樞，向李鴻章建議派遣赴美留學生。
李鴻章很快采納了容闳的建議，派容闳主持此項工作，與留學生一起赴美，擔任留學生副總監督一職。
所有事情都有條不紊地進行着，最初，幾乎沒有人願意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