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洋務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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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實在而精明的一面。
曾經的草根經驗讓這個江淮書生遠離迂腐的思維方式，也讓他形成了準确的判斷力。
李鴻章要的，就是那種最基本的實效。
當一個事物變得不甚清晰的時候，李鴻章便用最簡單的利益得失來判斷事物的價值。
這種最基本的判斷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實并且切實可行的。
比如，在開放通商口岸的問題上，當時清政府和列強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見，而李鴻章的看法顯然要豁達得多：“人皆震驚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國到處準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
”李鴻章是主張更多開放通商口岸的，在當時，一個朝廷大臣能這樣實事求是地表達出反面意見，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當膽略的。
在李鴻章看來，這個泱泱大國肯定是患上了重病。
雖然李鴻章不算是一個優秀的醫生，不能診斷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碼看到了這個大國表面的膿腫。
在李鴻章眼中，這個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藥的，也不能用手術刀，隻能局部進行調理，或者用點補藥使他變得強壯起來。
李鴻章尋找到的一條路徑是，從模仿開始，尋求改變，隻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
以這種初衷所倡導的洋務運動，完全可以看作是這個東方帝國的一次内部修煉，是一場高舉招幡的借屍還魂。
江南制造局 當然，李鴻章的作法，也是無奈之舉。
它是一種精明，一種權衡得失的判斷，而不是審時度勢的智慧。
這樣說，是因為李鴻章對于世界的大勢還處于一種模糊狀态，沒有從文化以及思維方式上明白這塊土地落後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
在國門被打開的最初時光，李鴻章們就像是小販一下子輸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後紅着眼想扳回所有的賭資。
至于競争的實質，輸的真正原因，卻不甚明了。
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沖擊之後，這塊土地茫然失措。
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能抖擻起精神，潛下心來模仿和跟從，也不失為一件妥帖之事。
這樣的行為，也算是當時所能從事的最适宜的方式了。
随之對于西方越來越深入的了解，李鴻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當時中國所處的經濟、文化、科技以及軍事的狀況，根本沒有打赢這場戰争的可能。
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覺得隻有一種路徑可以改變，那就是争取時間，“深挖洞，廣積糧”，潛心自強，以一種新的方式韬光養晦，圖謀着讓這個東方帝國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李鴻章團結了一大幫有志之士從事着這項亘古未有的改良。
對于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選擇，李鴻章有着自己的标準。
标準就是要符合洋務運動的基本原則，首當其沖，就是對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實事的能力。
在這些幕僚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務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唐廷樞、馮桂芬、盛宣懷、鄭觀應、徐潤、容闳、馬建忠、羅豐祿、伍廷芳、吳汝綸、袁世凱等。
在他的親友中，隻有他的大兒子李經方和女婿張佩綸進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輪不上。
在他看來，李經方外語過人，通五國文字，對西方的情況較了解，性格沉穩，能辦事；而張佩綸有才華，敢直言，有膽略。
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
可以說，數十年間，在李鴻章的周圍，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具開放智慧和實際才幹的中級官員、外交人才和商務人員，他們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
李鴻章将他們網羅在自己周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幹。
曾有人評價說“李鴻章可以名副其實地被稱為是幕府制度當中最偉大的産兒，幕府制度最熟練的運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後一個偉大的實踐者”。
據統計，在李鴻章身邊的幕僚有數百人。
他正是依靠着這支龐大的幕僚集團，實踐着他的主張和思想。
在李鴻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鴻章的時間最長。
從淮軍還在招兵買馬之時，一直到《辛醜條約》的腥風血雨之際，周馥一直都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前後“風雨龍門四十年”，隻有短時間去内地任職。
周馥就像李鴻章的管家一樣，無論是籌饷、治河、開礦、辦學、修鐵路等，李鴻章很多事情都交給周馥來辦。
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鴻章在賢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鴻章的身邊。
周馥 李鴻章搞洋務運動時，有一個幹将叫做盛宣懷。
他是一個能力非常強的經商好手。
盛宣懷是常州人，他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聰明和幹練。
盛宣懷幫李鴻章辦輪船、辦鐵路、辦電報、辦冶鐵公司、辦棉紗廠、辦海關，還全權代表李鴻章對外進行商務談判。
盛宣懷做事練明敏達，具有實幹才能，而且對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李鴻章的左膀右臂。
盛宣懷 唐廷樞原先是英國人在中國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總買辦，幫英國人經營絲茶出口貿易，辦洋務很有一套。
李鴻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樞挖來，任輪船招商局總辦；1876年，李鴻章開辦開灤煤礦，任唐廷樞為經理，唐聘用了十多個西洋工程師，裝上現代化的水泵、電風扇、吊煤機，年産煤25萬噸。
除了開灤煤礦外，在唐廷樞手上，還興辦了好幾家在中國近代史上數得着的大企業。
可以說，唐廷樞是李鴻章辦實業的最得力的幹将之一。
唐廷樞 馬建忠則是李鴻章麾下的外交幹将。
馬建忠家與李鴻章是世交，馬建忠的哥哥馬建勳在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時，就在李鴻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馬建忠推薦給了李鴻章。
馬建忠年輕時即精通好幾國外語，李鴻章見他聰明異常，便将他送到法國留學，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譯。
1879年，馬建忠取得博士學位回國，算是當時留學生中學位最高者。
馬建忠回國後，一直幫李鴻章辦洋務，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鮮處理外交，也曾管理過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
馬建忠還對漢語的語法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構架，他編撰了著名的《馬氏文通》，這是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語法著作。
庚子事變後，李鴻章來到北京擔任議和大臣，馬建忠一直跟随李鴻章左右，擔任外電的翻譯。
由于工作量巨大，馬建忠勞累過度，不幸中暑身亡。
除了這些才高八鬥、務實能幹的幕僚們之外，李鴻章的身邊還有一道特殊的風景，那就是洋人幕僚。
李鴻章從來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進軍上海之時，他在淮軍中，就聘請了一些外國軍事顧問。
在辦理洋務運動時，李鴻章當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學之士。
在李鴻章的西方人顧問群中，有兩個人是中堅分子。
一個是德國人德璀琳，另一個則是美國人畢德格。
他們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李鴻章的幕僚，但卻起着比一般幕僚更為重要的作用。
在李鴻章任職北洋期間，同他們始終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幾乎在所有面臨的内政與外交上，二人都為李鴻章出謀劃策，受到李的信任。
德璀琳還有一個身份，他是赫德當總稅務司時的天津海關稅務司。
在李鴻章那裡，德璀琳負責聯絡那些在李鴻章的工商企業中任職的外國人，算是李鴻章洋務運動以及辦理外交事務的聯絡官。
畢德格則原是美國内戰時期的一個騎兵，來到中國後，很快就精通漢語。
1872年，他成為美國駐天津領事館的副領事和翻譯。
後來，李鴻章聘請了他，先是讓他擔任家庭教師，然後，又讓他擔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書和翻譯。
畢德格為李鴻章解讀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著作。
李鴻章通過畢德格的翻譯，對于西方世界了解很多。
除此之外，畢德格還為李鴻章物色了不少西洋優秀人才，陪同外國工程師或技術人員赴内地探礦。
1895年，畢德格曾随李鴻章一道赴馬關談判，為之收集、提供情報。
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去世，一個月後，畢德格也去世了。
在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中，畢德格負責管理在北洋海軍裡任職的外國人。
如果按地域來劃分的話，德璀琳和畢德格還有一個不太嚴格的區分：德璀琳聯絡着在李鴻章手下
曾經的草根經驗讓這個江淮書生遠離迂腐的思維方式，也讓他形成了準确的判斷力。
李鴻章要的，就是那種最基本的實效。
當一個事物變得不甚清晰的時候，李鴻章便用最簡單的利益得失來判斷事物的價值。
這種最基本的判斷往往是最根本的，也是最接近事實并且切實可行的。
比如，在開放通商口岸的問題上，當時清政府和列強為此唇焦舌痹，甚至不惜兵戎相見，而李鴻章的看法顯然要豁達得多：“人皆震驚于添口之多……西洋各國到處準他人寄居貿易，而仍日益強盛，可知其病不在添口而在不能自強。
”李鴻章是主張更多開放通商口岸的，在當時，一個朝廷大臣能這樣實事求是地表達出反面意見，可以說是相當不容易的，也是需要相當膽略的。
在李鴻章看來，這個泱泱大國肯定是患上了重病。
雖然李鴻章不算是一個優秀的醫生，不能診斷出病因的核心所在，但他起碼看到了這個大國表面的膿腫。
在李鴻章眼中，這個已入膏肓的病人，是不能用猛藥的，也不能用手術刀，隻能局部進行調理，或者用點補藥使他變得強壯起來。
李鴻章尋找到的一條路徑是，從模仿開始，尋求改變，隻有先得其表，才能得其根本。
以這種初衷所倡導的洋務運動，完全可以看作是這個東方帝國的一次内部修煉，是一場高舉招幡的借屍還魂。
江南制造局 當然，李鴻章的作法，也是無奈之舉。
它是一種精明，一種權衡得失的判斷，而不是審時度勢的智慧。
這樣說，是因為李鴻章對于世界的大勢還處于一種模糊狀态，沒有從文化以及思維方式上明白這塊土地落後的真正原因，也不明白薄弱的核心所在。
在國門被打開的最初時光，李鴻章們就像是小販一下子輸掉了所有的血本，然後紅着眼想扳回所有的賭資。
至于競争的實質，輸的真正原因，卻不甚明了。
在遭受到西方文明的巨大沖擊之後，這塊土地茫然失措。
在這種情況下，李鴻章能抖擻起精神，潛下心來模仿和跟從，也不失為一件妥帖之事。
這樣的行為，也算是當時所能從事的最适宜的方式了。
随之對于西方越來越深入的了解，李鴻章切身的感受就是，就當時中國所處的經濟、文化、科技以及軍事的狀況，根本沒有打赢這場戰争的可能。
在這樣的情形下，李鴻章覺得隻有一種路徑可以改變，那就是争取時間，“深挖洞，廣積糧”，潛心自強，以一種新的方式韬光養晦，圖謀着讓這個東方帝國有朝一日東山再起。
李鴻章團結了一大幫有志之士從事着這項亘古未有的改良。
對于自己的部下和幕僚的選擇，李鴻章有着自己的标準。
标準就是要符合洋務運動的基本原則，首當其沖，就是對于西方科技不排斥，并且，有着做實事的能力。
在這些幕僚當中，有很多人都是具有新思想的洋務和外交的代表人物，其中，比較著名的有：唐廷樞、馮桂芬、盛宣懷、鄭觀應、徐潤、容闳、馬建忠、羅豐祿、伍廷芳、吳汝綸、袁世凱等。
在他的親友中，隻有他的大兒子李經方和女婿張佩綸進入了他的幕府，其他人均輪不上。
在他看來，李經方外語過人，通五國文字，對西方的情況較了解，性格沉穩，能辦事；而張佩綸有才華，敢直言，有膽略。
這些都是他所需要的。
可以說，數十年間，在李鴻章的周圍，集中了當時中國最具開放智慧和實際才幹的中級官員、外交人才和商務人員，他們當中既有中國人也有外國人。
李鴻章将他們網羅在自己周圍，充分發揮他們的才幹。
曾有人評價說“李鴻章可以名副其實地被稱為是幕府制度當中最偉大的産兒，幕府制度最熟練的運作者和幕府制度最後一個偉大的實踐者”。
據統計，在李鴻章身邊的幕僚有數百人。
他正是依靠着這支龐大的幕僚集團，實踐着他的主張和思想。
在李鴻章的幕僚中，周馥跟随李鴻章的時間最長。
從淮軍還在招兵買馬之時，一直到《辛醜條約》的腥風血雨之際，周馥一直都在李鴻章的鞍前馬後，前後“風雨龍門四十年”，隻有短時間去内地任職。
周馥就像李鴻章的管家一樣，無論是籌饷、治河、開礦、辦學、修鐵路等，李鴻章很多事情都交給周馥來辦。
周馥一直忠心耿耿，直到李鴻章在賢良寺大吐血去世，周馥都一直守候在李鴻章的身邊。
周馥 李鴻章搞洋務運動時，有一個幹将叫做盛宣懷。
他是一個能力非常強的經商好手。
盛宣懷是常州人，他有着江浙人固有的聰明和幹練。
盛宣懷幫李鴻章辦輪船、辦鐵路、辦電報、辦冶鐵公司、辦棉紗廠、辦海關，還全權代表李鴻章對外進行商務談判。
盛宣懷做事練明敏達，具有實幹才能，而且對李鴻章一直忠心耿耿，也李鴻章的左膀右臂。
盛宣懷 唐廷樞原先是英國人在中國最大的洋行——怡和洋行的總買辦，幫英國人經營絲茶出口貿易，辦洋務很有一套。
李鴻章惜才如命，把唐廷樞挖來，任輪船招商局總辦；1876年，李鴻章開辦開灤煤礦，任唐廷樞為經理，唐聘用了十多個西洋工程師，裝上現代化的水泵、電風扇、吊煤機，年産煤25萬噸。
除了開灤煤礦外，在唐廷樞手上，還興辦了好幾家在中國近代史上數得着的大企業。
可以說，唐廷樞是李鴻章辦實業的最得力的幹将之一。
唐廷樞 馬建忠則是李鴻章麾下的外交幹将。
馬建忠家與李鴻章是世交，馬建忠的哥哥馬建勳在李鴻章平定太平天國時，就在李鴻章的幕府，也是他将馬建忠推薦給了李鴻章。
馬建忠年輕時即精通好幾國外語，李鴻章見他聰明異常，便将他送到法國留學，兼任駐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譯。
1879年，馬建忠取得博士學位回國，算是當時留學生中學位最高者。
馬建忠回國後，一直幫李鴻章辦洋務，曾受命去印度和朝鮮處理外交，也曾管理過輪船招商局和上海機器織布局。
馬建忠還對漢語的語法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構架，他編撰了著名的《馬氏文通》，這是中國第一部較全面系統的語法著作。
庚子事變後，李鴻章來到北京擔任議和大臣，馬建忠一直跟随李鴻章左右，擔任外電的翻譯。
由于工作量巨大，馬建忠勞累過度，不幸中暑身亡。
除了這些才高八鬥、務實能幹的幕僚們之外，李鴻章的身邊還有一道特殊的風景，那就是洋人幕僚。
李鴻章從來就不盲目排外，早在他進軍上海之時，他在淮軍中，就聘請了一些外國軍事顧問。
在辦理洋務運動時，李鴻章當然也招募了很多西方有學之士。
在李鴻章的西方人顧問群中，有兩個人是中堅分子。
一個是德國人德璀琳，另一個則是美國人畢德格。
他們雖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李鴻章的幕僚，但卻起着比一般幕僚更為重要的作用。
在李鴻章任職北洋期間，同他們始終保持着密切的聯系，幾乎在所有面臨的内政與外交上，二人都為李鴻章出謀劃策，受到李的信任。
德璀琳還有一個身份，他是赫德當總稅務司時的天津海關稅務司。
在李鴻章那裡，德璀琳負責聯絡那些在李鴻章的工商企業中任職的外國人，算是李鴻章洋務運動以及辦理外交事務的聯絡官。
畢德格則原是美國内戰時期的一個騎兵，來到中國後，很快就精通漢語。
1872年，他成為美國駐天津領事館的副領事和翻譯。
後來，李鴻章聘請了他，先是讓他擔任家庭教師，然後，又讓他擔任自己的私人外文秘書和翻譯。
畢德格為李鴻章解讀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著作。
李鴻章通過畢德格的翻譯，對于西方世界了解很多。
除此之外，畢德格還為李鴻章物色了不少西洋優秀人才，陪同外國工程師或技術人員赴内地探礦。
1895年，畢德格曾随李鴻章一道赴馬關談判，為之收集、提供情報。
1901年《辛醜條約》簽訂後李鴻章去世，一個月後，畢德格也去世了。
在李鴻章的洋務運動中，畢德格負責管理在北洋海軍裡任職的外國人。
如果按地域來劃分的話，德璀琳和畢德格還有一個不太嚴格的區分：德璀琳聯絡着在李鴻章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