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雲中之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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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雕蟲小技，尊蠻人為師呢？……如果才智之士都改變他們的正常學習，而追随于蠻人之後，那就會驅使億萬中國人民去歸附蠻人……我們還要擴大他們的影響，在火焰上加上薪炭嗎？”
至于光緒時朝廷中最有學問的“徐太師”徐桐，明顯地，就是一個極端排斥外國的“傳統的典範”。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學家，漢族，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體仁閣大學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
徐桐“學富九車”，無所不通，被視為清廷學識最淵博的官員，慈禧太後對他也很尊敬。
關于清廷大學士徐桐，正史野史記載頗多，其内容大多與他極端排外有關：徐桐絕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元，隻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就罵。
徐桐有一個在刑部做官的兒子，與他相反，兒子私宅裡是全套的西洋家具。
徐桐每次從兒子門前走過時，都閉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
有一天，徐桐看見兒子居然當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煙，便大聲呵斥：“我在爾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騎射做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 這個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學問的人，還做了無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經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清國軍隊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更令人感歎的是，這個清國的大學士竟像鴕鳥一樣，拒不承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堅持認為那些“亂七八糟的國名”是英國人胡編出來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于此！” 這樣一個傳統的大學問家，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對義和團所玩的“刀槍不入”、“靈魂不死”的江湖把戲卻笃信無疑。
常識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種自欺欺人方式勸說決策者讓整個國家加入一場亂哄哄的鬧劇，把本來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八國聯軍攻下北京之後，80多歲的徐桐再也沒有氣力跟着太後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兩根繩索，一根是給自己的，另一根，則是為他第三個兒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準備的。
父子倆同時上了闆凳，徐桐希望能夠看到兒子大義凜然的場面，然而兒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
兩人僵持了一會，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兒子如果先死，就無法為父親盡孝了，請允許我為父親殓葬之後再死。
”這一回徐桐無法堅持了，隻好歎了口氣，說：“記住，教導子孫，勞動讀書，就是别當官！”說完，把腳一蹬，闆凳倒了，清朝“最有學問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輕若鴻毛。
徐承煜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父親的屍體拖進去草草埋了，随後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這樣的舊知識分子，哪裡值得依靠呢？對于徐桐、倭仁之流來說，他們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國子監，畢身去研究生僻學問。
一個跟不上形勢抱殘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政治英才的。
一切都是陰差陽錯。
但他們偏偏處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會發展的動脈。
在當時，像徐桐這樣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
這樣的人把持着國家的大權，怎能不贻誤國家命運呢！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不足以依靠，那麼，同時代的民衆們，又是怎樣的情況呢？這些世代在貧瘠大地上從事着最勞苦的耕作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容易滿足的人，他們溫順勤勞，幽默诙諧，對物質生活很少苛求；他們熱愛生活，熱愛戲劇，沉湎幻想；他們思維簡單，黑白分明，疾惡如仇；他們善于用小小的詭計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關照和朋友的仗義；他們幽默風趣，能說一口滑稽的話語，能用最優雅的俚語小調來吟唱太陽和月亮，歌唱愛情和姑娘——他們看不起異族，對異族入侵充滿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們的信念堅定而純潔；他們有時善良，有時又麻木不仁；他們經常地欺騙和自我欺騙，自我膨脹然後自我踐踏；他們缺少理性的思索習慣，容易沖動也容易排斥——當西方民衆普遍有着濃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識的時候，龐大清朝的民衆仍在心裡蕩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鴻章等幾個人所從事的洋務運動和現代化就像是一場獨角戲，在舞台上，李鴻章一直自拉自唱，那個時代遠遠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寫李鴻章的過程中，我面臨的最大一個困惑就是，這個颠沛于亂世，看似優雅風光，其實卻矛盾尴尬，甚至蒼涼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樣的一個内心世界？對于這個19世紀中國最為顯赫的人來說
徐桐，清朝末年著名的理學家，漢族，光緒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由翰林升至體仁閣大學士，算是清朝的四宰相之一。
徐桐“學富九車”，無所不通，被視為清廷學識最淵博的官員，慈禧太後對他也很尊敬。
關于清廷大學士徐桐，正史野史記載頗多，其内容大多與他極端排外有關：徐桐絕不穿洋布制成的衣服，永遠是一身中國綢緞或者中國土布；他收禮不收銀元，隻收本土的松江銀；他仇恨一切外國的東西，絕不使用進口的一切物品；他最不喜歡看中國人戴西洋眼鏡，看見就罵。
徐桐有一個在刑部做官的兒子，與他相反，兒子私宅裡是全套的西洋家具。
徐桐每次從兒子門前走過時，都閉着眼睛捂着耳朵，唯恐看到那些西洋物件。
有一天，徐桐看見兒子居然當着他的面吸西洋雪茄煙，便大聲呵斥：“我在爾敢如是，我死，其胡服騎射做鬼奴矣！”“罰令跪暴烈日中，以儆其後。
” 這個如此痛恨洋人的清廷最有學問的人，還做了無數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徐桐曾經對有人把美國翻譯成“美利堅”十分惱火，說中國什麼都是美的，美國還有什麼可“美”的？中國什麼事情都順利，美國還有什麼可“利”的？清國軍隊無所不堅，美國還有什麼可“堅”的？更令人感歎的是，這個清國的大學士竟像鴕鳥一樣，拒不承認世界上有許多國家，堅持認為那些“亂七八糟的國名”是英國人胡編出來吓唬人的：“西班有牙，葡萄有牙，牙而成國，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于此！” 這樣一個傳統的大學問家，在義和團運動爆發之後，對義和團所玩的“刀槍不入”、“靈魂不死”的江湖把戲卻笃信無疑。
常識的缺乏，使得徐桐以一種自欺欺人方式勸說決策者讓整個國家加入一場亂哄哄的鬧劇，把本來就岌岌可危的清朝送入了瀕臨崩潰的邊緣。
八國聯軍攻下北京之後，80多歲的徐桐再也沒有氣力跟着太後一起逃亡了，他留在了北京，在房梁上系了兩根繩索，一根是給自己的，另一根，則是為他第三個兒子、刑部侍郎徐承煜準備的。
父子倆同時上了闆凳，徐桐希望能夠看到兒子大義凜然的場面，然而兒子一直盯着他，不肯先死。
兩人僵持了一會，徐承煜突然大哭道：“兒子如果先死，就無法為父親盡孝了，請允許我為父親殓葬之後再死。
”這一回徐桐無法堅持了，隻好歎了口氣，說：“記住，教導子孫，勞動讀書，就是别當官！”說完，把腳一蹬，闆凳倒了，清朝“最有學問的人”死了，死得不值一文，死得輕若鴻毛。
徐承煜在院子裡挖了個坑，把父親的屍體拖進去草草埋了，随後溜之大吉。
像徐桐、倭仁這樣的舊知識分子，哪裡值得依靠呢？對于徐桐、倭仁之流來說，他們最好的位置是枯守在國子監，畢身去研究生僻學問。
一個跟不上形勢抱殘守缺的人，是不可能成為一個政治英才的。
一切都是陰差陽錯。
但他們偏偏處于政治的中心地位，掌握着社會發展的動脈。
在當時，像徐桐這樣的腐儒，遍布清朝上上下下。
這樣的人把持着國家的大權，怎能不贻誤國家命運呢！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不足以依靠，那麼，同時代的民衆們，又是怎樣的情況呢？這些世代在貧瘠大地上從事着最勞苦的耕作者，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容易滿足的人，他們溫順勤勞，幽默诙諧，對物質生活很少苛求；他們熱愛生活，熱愛戲劇，沉湎幻想；他們思維簡單，黑白分明，疾惡如仇；他們善于用小小的詭計赢得姑娘的媚眼、神仙的關照和朋友的仗義；他們幽默風趣，能說一口滑稽的話語，能用最優雅的俚語小調來吟唱太陽和月亮，歌唱愛情和姑娘——他們看不起異族，對異族入侵充滿本能的、刻骨的仇恨；他們的信念堅定而純潔；他們有時善良，有時又麻木不仁；他們經常地欺騙和自我欺騙，自我膨脹然後自我踐踏；他們缺少理性的思索習慣，容易沖動也容易排斥——當西方民衆普遍有着濃郁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意識的時候，龐大清朝的民衆仍在心裡蕩漾着《水浒》般的快意恩仇。
在這樣的情況下，可以想像的是，李鴻章等幾個人所從事的洋務運動和現代化就像是一場獨角戲，在舞台上，李鴻章一直自拉自唱，那個時代遠遠地看着他，漠然而不屑。
在撰寫李鴻章的過程中，我面臨的最大一個困惑就是，這個颠沛于亂世，看似優雅風光，其實卻矛盾尴尬，甚至蒼涼悲苦的晚清重臣，他真正具有的，是怎樣的一個内心世界？對于這個19世紀中國最為顯赫的人來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