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門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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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體現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理想的孜孜追求。

    于儒學來說,曾國藩是幾近完美的——于家庭,于同僚,于君主,在立德、立行、立言上,曾國藩都臻于極緻。

    于家庭,曾國藩出身寒門,即使後來官位顯赫,但他一直簡樸務實,保留了耕讀之家的本色。

    曾國藩一生身體力行,嚴以律己。

    在對子女和親屬的教育上,曾國藩雖然戎馬倥偬,西征北讨,但他一直不放松對子女的教育,堅持言傳身教。

    優良的家風,良好的教育,使得曾氏一門人才輩出:其長子紀澤精通詩文書畫,是晚清出色的外交官;其次子紀鴻喜愛自然科學,在數學研究上造詣較深,可惜英年早逝;其孫輩曾寶荪、曾約農後來都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和學者。

     于同僚,曾國藩一直寬厚為上,以仁待人。

    比如說,對于左宗棠,曾國藩有着知遇之恩,但左宗棠一直恃才自傲,出語尖刻。

    每到此時,曾國藩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淡化處理,在把握住大局的基礎上,有時也做必要的妥協。

    曾國藩善于發現和使用人才,他的幕僚中,許多都是原先科場和官場不得志者,經他的發現、調教、保舉,不少人都出将入相,官至總督、巡撫、尚書、侍郎等。

    他的手下湧現出一批經天緯地之才幹,比如說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曾國荃、彭玉麟、楊嶽斌、劉蓉、李瀚章、李續賓、劉坤一、李宗羲、錢應溥、梅啟照、倪文蔚等。

    此外,在曾國藩的幕府中,還有一批才高八鬥的學人,比如薛福成、吳汝綸、李善蘭、徐壽、華蘅芳、黎庶昌、俞樾、趙烈文、容闳、陳蘭彬等。

    這些人才的和睦相處,與曾國藩妥善處理各式各樣的人際關系有關。

    有容乃大,這是湘軍集團在軍事、政治上獲得成功至關重要的原因。

     于君主,曾國藩一直很忠誠。

    曾國藩從京城回湖南組織湘軍,正是為了響應《論語》中的一句話:禮失而求諸野。

    曾國藩含辛茹苦十數載,出生入死,終于完成了替朝廷分憂的初衷。

    鎮壓太平天國之後,曾國藩手握重兵,權力巨大。

    但曾國藩一直很清醒,他深知“功高蓋主”的隐患,主動急流勇退,不僅解散了湘軍,而且多次陳明心迹,傾心于老莊。

    曾國藩正是以他過人的智慧和洞察力,保全了自己,也保全了自己的名節。

     曾國藩的确算是中國傳統文化冶煉出的典型人物。

    無論從哪方面說,曾國藩都可謂是晚清第一人。

    曾國藩巨大的内心力量支撐着他的人格和境界,在這種浩然之氣的支撐下,曾國藩對于人生有大徹大悟的看法: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萬事萬物不勉強為之,但自己又必須在人生中盡最大的努力。

    在曾國藩的晚年,雖然他目睹了太多的醜惡,也被迫做過許多妥協來獲取來之不易的勝利,但曾國藩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即不道德的社會歸根到底一定要由有道德之士來糾正,樹立正确的道德準則和态度必須成為首要的目标,經世緻用之術不管多麼重要,必須處于從屬地位。

    曾國藩是用心良苦的,也是值得贊頌的,但曾國藩的完美舊人格在清末的亂世中,不免“虎落平川”了。

    誠實變成了迂腐,信用招緻欺淩,一切都是陰差陽錯。

    以曾國藩的知識結構,當他面對歐洲寬廣、陌生、富有侵略性的強勢文化時,便有點力不從心了。

    正因如此,在晚清的亂世之中,曾國藩顯得“緩慢呆闆”,一點也不如李鴻章“如魚得水”。

     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明顯地更适應晚清那個亂世。

    他既有士大夫的高貴,也帶有草根的刁滑,那是一種弱者的智慧,務勞務實,精明狡詐。

    李鴻章借此以應付亂世,要比曾國藩那種一成不變的正統有效得多。

    李鴻章是從底層上來的一個農村小知識分子,這樣的草根經驗,使得他對于一些非正常的手腕和方式非常熟悉,在實踐中也能親身感受到這種方法所帶來的好處。

    從李鴻章與淮軍的關系中就可以看出,李鴻章才不像曾國藩那樣無限忠誠地主動解散淮軍呢,他一直把淮軍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讓這支部隊有着極強的私人性和專屬性。

    淮軍一直忠于李鴻章,雖經中法、中日戰争,一再受創。

    一直到1900年庚子事變,聶士成壯烈戰死,淮軍徹底覆滅,李鴻章算是輸得精光。

    一個人在長達數十年的時間裡擁有一支強大的部隊,這一點,足見李鴻章功力之深。

    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自覺不自覺地在政治、外交以及很多方面運用這種手段,這種手段讓李鴻章屢試不爽。

     盡管李鴻章這種極其實用的處世方式給他帶來成功,也帶來功名,但縱觀李鴻章一生,他同樣因為這種方式使自己的人生重重地打了折扣。

    就李鴻章的一生而言,可以說一直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如果說我們還可以從曾國藩迂腐和執著的處世原則上看出曾國藩的人格來,那麼,從李鴻章的聰明和實用上,我們就很難看出李鴻章真實的思想,以及真正的追求。

    與曾國藩相比,李鴻章在整體意義上缺乏真正的人文思想和宗教情懷,并且他也絕不如曾國藩那樣執著,也不如曾國藩那樣真實。

    在我們的感覺中,這個高個子的合肥人講着一口合肥話,出入各種場所,說着一些不痛不癢的話,王顧左右而言他,或者說一些自鳴得意的俏皮話。

    有時,這些行為因為缺乏底氣、缺乏視野、缺乏原則,使人起雞皮疙瘩。

    我們所見到的,一直是那個冷靜平穩、不苟言笑、城府極深的李鴻章;或者是,一個故作幽默、自以為是的李鴻章。

    至于真實的李鴻章,卻一直煙籠霧繞,更談不上他真實的内心世界浮出水面了。

     到底李鴻章的真實思想是什麼呢?也許,所有關于他的判斷都顯得有點武斷,顯得有點臆度。

    在絕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總顯得雲裡霧裡,該謙卑的時候謙卑,該倨傲的時候倨傲,該出手的時候出手,該隐藏的時候隐藏。

    他的一手“迷蹤拳”似乎打得太好了,不僅别人看不出他要幹什麼,甚至,有時候連他自己也有點迷糊了,情不自禁地沉耽于自己的幻象之中。

    聰明人本身就難得偏執和執著的,對于李鴻章來說同樣也是如此。

    李鴻章就是這樣一邊打着“迷蹤拳”,一邊從事着自己的改良事業。

    當然,這樣的行為本身,并不算是高妙的舉動,李鴻章的所作所為決定了他隻是一個二流的政客,而不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像一個演員,而不是一個成功的導演。

    偉大的政治家總是有着自己明晰的思想體系以及自己強硬的态度,并且有着一種為着思想和主義獻身的情懷。

    李鴻章似乎不是這樣。

    在他一輩子當中,李鴻章總是有意無意地給自己量身定做了一襲華美的錦袍,在大多數時間裡,李鴻章就像一個變色龍一樣,披着各式華美的錦袍抛頭露面,而他的身體,一直隐藏在這襲華美的衣服裡面。

     也許,對于這個晚清最為顯赫的漢臣來說,李鴻章最大的悲劇是:不在于時局的多舛,也不在于個人命運的坎坷,而在于他作為一個個體,無法、也沒有意識去表達自己真正的内心。

    他無法使自己成為獨立的個體,無法“人之為人”,也無法面對自己。

     1872年3月12日,曾國藩中風卒于南京,消息傳來,李鴻章不勝哀痛,他感歎說:“吾師果以死穎!不可複生矣!天乎天乎!奈之何哉!……鴻章從遊幾三十年,嘗謂在諸門人中受知最早、最深、亦最親切。

    ”并親筆題寫了挽聯:“師事近三十年,薪盡火傳,築室忝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裡,内安外攘,曠代難逢天下才。

    ”這樣的挽聯,寄托了對恩師的綿綿哀思,也是對兩人終生之緣的一個總結。

    李鴻章以後對曾氏之子紀澤、紀鴻多方照拂,又協助長兄李瀚章編校《曾文正公全集》156卷,也許,李鴻章是想用這樣的方式,來補報曾氏一生的恩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