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門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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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夫”，這樣的做法一直被李鴻章奉為圭臬。
在李鴻章看來，像曾國藩那樣重用文人、學者的行為是不妥的，因為這些文人學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調很難一緻，還不如重用講江湖義氣、頭腦相對簡單、肯于賣命的“武夫”更實在，這些人有一往無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隻要舍得給他們利益，他們便會全力效忠。
李鴻章不太喜歡迂腐的讀書人，在他看來，隻有下層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腳踏實地做事。
正因為主帥的判斷标準不一，湘軍和淮軍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氣質，到了太平時期，雙方氣質上的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太平天國失敗後，由于湘軍中的中堅力量都具備較高的文化知識，有着比較全面的能力，他們有很多躍上了高層，比如說左宗棠、劉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靈活使得“淮軍”雖然普遍吃得開，能辦事，但其中的骨幹力量卻不具備全面能力，文化知識不夠，很少能真正地進入要員之列。
在這方面，湘軍與淮軍，同樣也是“一張一弛”。
有一個笑話似乎很能說明李鴻章的性格，也能說明李鴻章與下屬之間那種親密的關系。
有一次，李鴻章問一個下屬什麼叫抛物線，下屬講了一大通後，李鴻章仍是不懂。
那個下屬急了，說：“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線啊！”李鴻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說：“各位明白了吧，莊子說‘道在夭溺’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啊！” 對于“天津教案”處理手段的不一樣，也充分體現了李鴻章與曾國藩在諸多方面的不同。
也正是“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導緻了李鴻章取代曾國藩成為清廷“第一漢臣”。
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西方教會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
由于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
這種狀況，引起了中國底層民衆的憤怒。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随着西方教會勢力由沿海向内地的滲透，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在底層引起的摩擦越來越多，尤其表現為西方宗教教義、組織結構與中國宗族精神以及組織結構之間的尖銳矛盾。
正是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導緻了民間不斷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
1870年，天津的百姓燒毀望海樓教堂，先後打死外國人20人。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國藩感覺自己難逃大限了，他讓時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幫他運來建昌花闆木材，準備後事之用。
按常規，曾國藩完全可以以生病為由推掉這份“燙手的山芋”。
皇帝知道曾國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讓曾國藩去，隻是在谕旨中詢問曾國藩：最近身體怎麼樣，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國藩接旨之後的回答是：“我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能不管嗎？”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決心向林則徐學習。
曾國藩接受任務之後，專門寫了一封兩千多字的遺書，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
在一生奉行“忠誠笃信”的曾國藩看來，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樣，應該以誠為本，以信立言，雖然大清是弱國，但也是大國，不應失去固有的君子風範。
曾國藩在經過周密的調查之後，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謂的洋人教士殺嬰兒等事完全是子虛烏有。
在談判之中，曾國藩首先自認錯誤，當即決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縣的官員全部撤換。
誰知洋人得寸進尺，他們進一步提出來，要把這些官員殺了償命。
這樣的過分要求把曾國藩逼到了牆角，曾國藩一時變得非常被動。
在曾國藩處理事務時，他的兒子曾紀澤看得就很清楚，曾紀澤就告誡父親，對于洋人，不能太講誠信，不能随便承諾。
李鴻章也三番五次給曾國藩寫信，給曾紀澤寫信，說曾國藩辦外交太老實，讓他提醒一下曾國藩。
跟洋人打交道，李鴻章還是有經驗的，當年李鴻章在上海灘的時候，為了“常勝軍”的事情，沒少跟英國人鬥智鬥勇。
洋槍隊當時的隊長白齊文毆打上海道台，李鴻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齊文正法，吓得白齊文躲在英國軍隊中不敢出來。
後來，李鴻章硬是不顧英國政府的反對，強行解散了“常勝軍”。
對于洋人的本性，李鴻章要比曾國藩了解多得多。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并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财産損失銀49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天津教案”的辦理結果，在國内掀起軒然大波，人們對曾國藩一片譴責，咒罵他出賣國權，堪為民族敗類。
曾國藩沒料到風波競如此巨大，他自己也變得憂心忡忡，健康更是每況愈下。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派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
這是李鴻章第二次為曾國藩收拾殘局了。
第一次，是平定撚軍的時候，那時，曾國藩就因為調度不靈，平定撚軍進展不順，最後朝廷不得不派李鴻章接替了曾國藩的職務。
李鴻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後，專門拜會了曾國藩。
看到曾國藩長籲短歎，心理負擔很重，不由勸慰一番。
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說：“與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
”曾國藩怒道：“‘痞子腔’怎麼打法，你倒打給我看看。
”李鴻章一笑：“我隻是随便說說。
” 李鴻章到達天津後，還真将“痞子腔”派上了用場。
與曾國藩的“以誠相待”不一樣，李鴻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說話不算話”，就是偷梁換柱、暗渡陳倉。
這是典型的弱國外交手段，正面交戰不敵，隻好虛與委蛇，以謊言對謊言，以欺騙對欺騙，以喬裝好客對虛僞的友誼。
當然，這樣的手段對于李鴻章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洋人勢力太強大了，李鴻章沒有其他辦法，隻好“搗糨糊”，能“蒙”則“蒙”，能“糊”則“糊”，在不明時局的情形下，隻好以“打太極拳”應付。
李鴻章畢竟是草根出生，這一套對他來說并不陌生，李鴻章一方面與洋人讨價還價，另一方面，暗地裡與俄國進行了溝通，因俄國隻要求經濟賠償，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鴻章便趁機在原先的判決上進行改動，将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
雖然改變并不大，但畢竟多保了幾個中國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緩解了尖銳的矛盾，也緩和了朝廷的面子。
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讓丁日昌從監獄裡找來16個死刑犯，頂替了這16個，蒙混過關，斬殺了事。
将流犯的官員，一段時間風波平息之後，又招回原地。
李鴻章的“痞子腔”赢得了國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風波，終于在李鴻章手上平息下來。
而處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對曾國藩的影響是巨大的，曾國藩傷心地說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慚清議”，變得心情抑郁、衰頹日甚，終于在一年後郁郁而終。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處理洋務時的不同方法，與他們的學養和性格有關。
當然，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在曾國藩和李鴻章身上，還體現着中國文化所隐藏着的很多内在特質。
中國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實際上是儒釋道的一體化，“溫良恭儉讓”隻是表面的價值觀，在暗地裡，陰謀與心計無孔不入；當功名利祿受挫之後，往往又會潔身自好，甚至産生空的感受，偏向于出世——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義了。
曾國藩是一個讀書人，他身上攜帶的寬厚、智慧、誠實的人格特征，是“仁”的集中體現，曾國藩可以說是中國精英文化的一個集大成者，一個謙謙君子。
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儒家的王
在李鴻章看來，像曾國藩那樣重用文人、學者的行為是不妥的，因為這些文人學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步調很難一緻，還不如重用講江湖義氣、頭腦相對簡單、肯于賣命的“武夫”更實在，這些人有一往無前的精神，也能死心塌地追随主子，隻要舍得給他們利益，他們便會全力效忠。
李鴻章不太喜歡迂腐的讀書人，在他看來，隻有下層的人物才不迂腐，才能腳踏實地做事。
正因為主帥的判斷标準不一，湘軍和淮軍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氣質，到了太平時期，雙方氣質上的差異表現得更為明顯——太平天國失敗後，由于湘軍中的中堅力量都具備較高的文化知識，有着比較全面的能力，他們有很多躍上了高層，比如說左宗棠、劉坤一等；而江淮人的精明靈活使得“淮軍”雖然普遍吃得開，能辦事，但其中的骨幹力量卻不具備全面能力，文化知識不夠，很少能真正地進入要員之列。
在這方面，湘軍與淮軍，同樣也是“一張一弛”。
有一個笑話似乎很能說明李鴻章的性格，也能說明李鴻章與下屬之間那種親密的關系。
有一次，李鴻章問一個下屬什麼叫抛物線，下屬講了一大通後，李鴻章仍是不懂。
那個下屬急了，說：“李中堂，你撒不撒尿，撒尿就是抛物線啊！”李鴻章一下子大笑明白了，幽默地說：“各位明白了吧，莊子說‘道在夭溺’就是說的這個道理啊！” 對于“天津教案”處理手段的不一樣，也充分體現了李鴻章與曾國藩在諸多方面的不同。
也正是“天津教案”的處理結果，導緻了李鴻章取代曾國藩成為清廷“第一漢臣”。
第二次鴉片戰争之後，西方教會利用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條約中規定的特權，大量湧入中國。
由于背靠本國政府，在中國享受治外法權，教會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特權勢力。
這種狀況，引起了中國底層民衆的憤怒。
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随着西方教會勢力由沿海向内地的滲透，外來宗教與中國文化在底層引起的摩擦越來越多，尤其表現為西方宗教教義、組織結構與中國宗族精神以及組織結構之間的尖銳矛盾。
正是這種深層次的矛盾，導緻了民間不斷掀起反對教會勢力的所謂教案。
1870年，天津的百姓燒毀望海樓教堂，先後打死外國人20人。
“天津教案”發生之時，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正在家中生重病，曾國藩感覺自己難逃大限了，他讓時任兩江總督的李鴻章幫他運來建昌花闆木材，準備後事之用。
按常規，曾國藩完全可以以生病為由推掉這份“燙手的山芋”。
皇帝知道曾國藩正在生重病，也不好直接讓曾國藩去，隻是在谕旨中詢問曾國藩：最近身體怎麼樣，這個事件你能處理嗎？曾國藩接旨之後的回答是：“我身為直隸總督，天津發生鬧事，我能不管嗎？”他還引用林則徐的“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的悲壯詩句自勉，決心向林則徐學習。
曾國藩接受任務之後，專門寫了一封兩千多字的遺書，告訴長子曾紀澤在他死後如何處理喪事和遺物等。
在一生奉行“忠誠笃信”的曾國藩看來，國與國之間的交往和人與人之間的交往一樣，應該以誠為本，以信立言，雖然大清是弱國，但也是大國，不應失去固有的君子風範。
曾國藩在經過周密的調查之後，把事情的原委弄清楚了，所謂的洋人教士殺嬰兒等事完全是子虛烏有。
在談判之中，曾國藩首先自認錯誤，當即決定把天津道、天津府、天津縣的官員全部撤換。
誰知洋人得寸進尺，他們進一步提出來，要把這些官員殺了償命。
這樣的過分要求把曾國藩逼到了牆角，曾國藩一時變得非常被動。
在曾國藩處理事務時，他的兒子曾紀澤看得就很清楚，曾紀澤就告誡父親，對于洋人，不能太講誠信，不能随便承諾。
李鴻章也三番五次給曾國藩寫信，給曾紀澤寫信，說曾國藩辦外交太老實，讓他提醒一下曾國藩。
跟洋人打交道，李鴻章還是有經驗的，當年李鴻章在上海灘的時候，為了“常勝軍”的事情，沒少跟英國人鬥智鬥勇。
洋槍隊當時的隊長白齊文毆打上海道台，李鴻章大怒之下，要拿白齊文正法，吓得白齊文躲在英國軍隊中不敢出來。
後來，李鴻章硬是不顧英國政府的反對，強行解散了“常勝軍”。
對于洋人的本性，李鴻章要比曾國藩了解多得多。
曾國藩處理“天津教案”的結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縣革職并流放黑龍江“效力贖罪”；支付撫恤費和賠償财産損失銀49萬兩；派崇厚作為中國特使到法國賠禮道歉。
“天津教案”的辦理結果，在國内掀起軒然大波，人們對曾國藩一片譴責，咒罵他出賣國權，堪為民族敗類。
曾國藩沒料到風波競如此巨大，他自己也變得憂心忡忡，健康更是每況愈下。
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派李鴻章接任直隸總督，複查“天津教案”。
這是李鴻章第二次為曾國藩收拾殘局了。
第一次，是平定撚軍的時候，那時，曾國藩就因為調度不靈，平定撚軍進展不順，最後朝廷不得不派李鴻章接替了曾國藩的職務。
李鴻章奉命接手“天津教案”之後，專門拜會了曾國藩。
看到曾國藩長籲短歎，心理負擔很重，不由勸慰一番。
曾國藩問李鴻章：“你準備如何與洋人交涉？”李鴻章說：“與洋人打交道，我首先要同其打‘痞子腔’。
”曾國藩怒道：“‘痞子腔’怎麼打法，你倒打給我看看。
”李鴻章一笑：“我隻是随便說說。
” 李鴻章到達天津後，還真将“痞子腔”派上了用場。
與曾國藩的“以誠相待”不一樣，李鴻章的“痞子腔”就是“王顧左右而言他”，就是“說話不算話”，就是偷梁換柱、暗渡陳倉。
這是典型的弱國外交手段，正面交戰不敵，隻好虛與委蛇，以謊言對謊言，以欺騙對欺騙，以喬裝好客對虛僞的友誼。
當然，這樣的手段對于李鴻章來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洋人勢力太強大了，李鴻章沒有其他辦法，隻好“搗糨糊”，能“蒙”則“蒙”，能“糊”則“糊”，在不明時局的情形下，隻好以“打太極拳”應付。
李鴻章畢竟是草根出生，這一套對他來說并不陌生，李鴻章一方面與洋人讨價還價，另一方面，暗地裡與俄國進行了溝通，因俄國隻要求經濟賠償，并不要求人抵命，李鴻章便趁機在原先的判決上進行改動，将原來20名死刑改為16名死刑、4名緩刑。
雖然改變并不大，但畢竟多保了幾個中國人的性命，算是有效緩解了尖銳的矛盾，也緩和了朝廷的面子。
不僅如此，李鴻章還讓丁日昌從監獄裡找來16個死刑犯，頂替了這16個，蒙混過關，斬殺了事。
将流犯的官員，一段時間風波平息之後，又招回原地。
李鴻章的“痞子腔”赢得了國人的叫好，“天津教案”所引起的風波，終于在李鴻章手上平息下來。
而處理“天津教案”一事欠妥，對曾國藩的影響是巨大的，曾國藩傷心地說自己是“内疚神明，外慚清議”，變得心情抑郁、衰頹日甚，終于在一年後郁郁而終。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處理洋務時的不同方法，與他們的學養和性格有關。
當然，如果從更深層次的意義上來說，在曾國藩和李鴻章身上，還體現着中國文化所隐藏着的很多内在特質。
中國文化不是完全的儒文化，它實際上是儒釋道的一體化，“溫良恭儉讓”隻是表面的價值觀，在暗地裡，陰謀與心計無孔不入；當功名利祿受挫之後，往往又會潔身自好，甚至産生空的感受，偏向于出世——這就是道家和佛家的教義了。
曾國藩是一個讀書人，他身上攜帶的寬厚、智慧、誠實的人格特征，是“仁”的集中體現，曾國藩可以說是中國精英文化的一個集大成者，一個謙謙君子。
在他身上，充分體現了儒家的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