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門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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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章。
周氏比李鴻章大兩歲，是一雙大腳。
李鴻章跟她的感情一直很好。
李鴻章中進士當上翰林後，周氏并沒有跟李鴻章來京城，一直在老家照顧李鴻章的母親。
李鴻章回鄉辦團練，夫妻才算得到團圓，在李鴻章戎馬倥偬期間，周氏一直跟着李鴻章東奔西走。
不久，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李鴻章的戰略預見是對的。
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占景德鎮，祁門再度被圍困，情急之下，曾國藩分别給二子立下遺囑，準備在祁門坐以待斃。
形勢稍緩之後，在胡林翼和曾國荃的勸說下，曾國藩終于同意移營長江邊的東流。
當曾國藩向李鴻章函告這一決定時，得到的反應是熱烈的，李鴻章數次來函獻計獻策。
師生間由于戰略分歧所造成的隔閡煙消雲散。
在此之後，曾國藩幾次函招李鴻章回營，李因忙于照顧病重的妻子周氏，遲遲未歸。
曾氏無法再等，又給李鴻章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
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冬出幕時，并無不來之約。
今春祁門危難，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
鄙人遍身熱毒，内外交病，諸事廢擱，不奏事者五十日矣。
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李鴻章接信後，頗為感動。
當周氏病稍有好轉，便收拾行裝趕到東流大營。
李鴻章的重回幕府，讓曾國藩如虎添翼。
積壓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軍事大計也有人商議了。
這一對師徒之間經常徹夜長談，無話不說。
很多年後，當李鴻章閑暇之時回憶起對抗太平軍的這一段曆史時，總是顯得神情凝重。
除了慶幸命運對于自己的垂青之外，他還慶幸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了曾國藩這樣一個亦師亦友的關鍵人物，這使得他在人生的幾次大轉折中總有貴人相助。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李鴻章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僅僅體現在地位的增高、氣度沉穩等外部因素上，更多的，還是内心深處的悄然改變。
從少年時意氣風發，聰明異常，一直到後來的洞察細微，隐忍無限，李鴻章的人生和性格，從那時起，經曆了一個巨大的U形彎。
也正因此，李鴻章一直感激着曾國藩，也圖謀回報。
機會很快就到來了，不久，李鴻章即以“滞攻金陵”的行動，算是回報了曾國藩的恩情。
1864年，淮軍力克常州，蘇南戰局基本平定。
這時，曾氏兄弟正順江而下形成對天京的包圍。
對于曾氏兄弟而言，他們特别忌諱兵強馬壯的淮軍助攻天京，如果那樣，曾氏十數年苦戰的果實将被别人摘得，這是曾氏兄弟極不願看到的。
尤其是曾國荃，自尊心特别強，對于淮軍的節節勝利，倔強的他幾近憂郁成疾。
曾國藩當然心疼弟弟，多次寫信給曾國荃，勸慰他要寬心，如果李鴻章要來合攻天京的話，千萬不要多心，“獨克固佳，會克亦妙。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為要”。
不到40歲的李鴻章 晚年曾國荃 在當時，就淮軍的裝備和實力而言，攻堅能力已遠勝湘軍。
李鴻章哪裡不想争這個頭功呢？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李鴻章權衡再三，還是選擇了回避，想把頭功讓給恩師。
在朝廷下旨令淮軍會攻金陵後，李鴻章緻函曾國藩，稱自己的隊伍疲勞，想休整一段時間。
實際上，李鴻章是想給曾國荃預留充足的時間。
朝廷見淮軍遲遲未動，連降谕旨，敦促李鴻章火速調兵。
李鴻章隻好采取拖延戰術，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蘇州，不久又提出部隊要休整兩個月才能再戰，最後李鴻章實在拖不過去了，便靈機一動，出兵浙江，謊稱要從湖州對南京形成包圍。
誰料此舉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
由此開始，左、李兩人成了一輩子冤家。
李鴻章一拖再拖，實在是用心良苦，後來，連淮軍将領都看不過去了，紛紛表達對李鴻章的不滿。
李鴻章隻好再次給曾國荃寫信，催促湘軍加快攻城動作。
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嚴令李鴻章派劉銘傳等先鋒火速馳往金陵。
李鴻章無奈，隻好派劉銘傳、王永勝、劉士奇各率15000人前往，自己大隊人馬仍按兵不動。
此時，曾國荃接到李鴻章調兵前來的消息後，幾近瘋狂，他将李鴻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諸将，說：“他人将要來了，難道我們苦苦攻了兩年的艱辛将要拱手相讓嗎？”手下的将領堅決表示：“願盡死力。
”當晚，通向金陵城内的地道已經完畢，次日，曾國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門城垣20餘丈，攻下金陵。
李鴻章用軟磨硬抗的辦法，拖延會攻金陵長達數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獨得“首功”的心願。
這樣的“義舉”，真難為心高氣傲的李鴻章了。
對此，曾國藩極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鴻章趕到，曾國藩親至城外下關迎接，拉着李鴻章的手連聲說：“我兄弟倆的一點面子，全是你給的。
”曾、李之間在軍政大計上的互諒互助，也是湘淮兩系能夠長期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聯手鎮壓太平軍這段時間裡，他們并駕齊驅，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太平軍将士，染紅了自己的官袍。
也正是在鎮壓抗擊太平軍的腥風血雨中，李鴻章變得成熟起來，由一個才高八鬥的書生，成為一個封建王朝的所謂能臣。
李鴻章後期性格中的忍辱負重、克己複禮，都可以說與這段戎馬倥偬的經曆有關。
這段殘酷無比的歲月，讓李鴻章真正見識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曾求學于曾國藩、後來成為李鴻章幕僚的吳汝綸評價說，李氏“生平嚴事曾文正公，出治軍，持國事，于曾公相首尾。
其忠謀英斷，能使國重，是非成敗，不毫發動心，一秉曾氏學”（吳汝綸《李公神道碑銘》）。
可見，李鴻章深得曾國藩的嫡傳，在李鴻章身上，還是能見到很多曾國藩的精神的。
如果拿李鴻章與左宗棠相比，兩人雖同為經世、洋務一派，但李鴻章在為人上，卻與左宗棠大相徑庭。
這就是“忍”、“挺”二字的絕妙所在。
吳汝倫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性格上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曾國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強，在生活習性上卻很土氣；讀書太多，凡事總有自己的原則，往往在智慧的同時，總殘留着一絲迂腐氣，為人清高，不合群，愛較真。
而李鴻章則不一樣，李鴻章總體上極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經驗，愛面子，散漫，有着濃重的“痞”氣，為人處世比較靈活，講究實效，也比較世故油滑。
這樣相對實用的性格使得李鴻章在官場上要比曾國藩适應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幫結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蹤拳”。
所以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李鴻章很快就在職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師曾國藩，并且比曾國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一支軍隊的氣質往往體現着領頭人的氣質。
團隊與幫派也是這樣。
就隊伍結構而言，曾國藩的湘軍主要将領都是讀書人，其中有科名的達30多人。
而且，曾國藩本人也不太欣賞那些隻會打“肉搏戰”的“莽夫”。
所以他把沒有文化不識幾個大字的太平軍舊将程學啟轉給了李鴻章。
曾國藩曾經洋洋自得地說：“我的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講學。
”而在李鴻章的“淮軍”中，13營淮軍的11位将領中，隻有舉人、廪生各1人，主要将領都出身低微：劉銘傳是鹽販子，張樹聲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間，吳長慶則興于行伍……太平軍叛将、原湘軍舊部程學啟到了李鴻章那裡後，也是如魚得水。
曾國藩對部下，常常是跟他們講道理，講忠孝節義。
李鴻章在這一點上跟曾國藩有所不同，李鴻章更多的是講義氣，講利益，他就像劉邦一樣，舍得将利益饋贈給部下，“重賞之下，必有
周氏比李鴻章大兩歲，是一雙大腳。
李鴻章跟她的感情一直很好。
李鴻章中進士當上翰林後，周氏并沒有跟李鴻章來京城，一直在老家照顧李鴻章的母親。
李鴻章回鄉辦團練，夫妻才算得到團圓，在李鴻章戎馬倥偬期間，周氏一直跟着李鴻章東奔西走。
不久，形勢的發展證明了李鴻章的戰略預見是對的。
太平軍李世賢部攻占景德鎮，祁門再度被圍困，情急之下，曾國藩分别給二子立下遺囑，準備在祁門坐以待斃。
形勢稍緩之後，在胡林翼和曾國荃的勸說下，曾國藩終于同意移營長江邊的東流。
當曾國藩向李鴻章函告這一決定時，得到的反應是熱烈的，李鴻章數次來函獻計獻策。
師生間由于戰略分歧所造成的隔閡煙消雲散。
在此之後，曾國藩幾次函招李鴻章回營，李因忙于照顧病重的妻子周氏，遲遲未歸。
曾氏無法再等，又給李鴻章寫了一封言辭懇切的信： 閣下久不來營，頗不可解。
以公事論，業與淮揚水師各營官有堂屬之名，豈能無故棄去，起滅不測？以私情論，去冬出幕時，并無不來之約。
今春祁門危難，疑君有曾子避越之情，夏間東流稍安，又疑有穆生去楚之意。
鄙人遍身熱毒，内外交病，諸事廢擱，不奏事者五十日矣。
如無醴酒之嫌，則請台旆速來相助為理。
李鴻章接信後，頗為感動。
當周氏病稍有好轉，便收拾行裝趕到東流大營。
李鴻章的重回幕府，讓曾國藩如虎添翼。
積壓如山的公文得以清理，軍事大計也有人商議了。
這一對師徒之間經常徹夜長談，無話不說。
很多年後，當李鴻章閑暇之時回憶起對抗太平軍的這一段曆史時，總是顯得神情凝重。
除了慶幸命運對于自己的垂青之外，他還慶幸着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遭遇了曾國藩這樣一個亦師亦友的關鍵人物，這使得他在人生的幾次大轉折中總有貴人相助。
也就是在這段時間裡，李鴻章發生了巨大的改變，不僅僅體現在地位的增高、氣度沉穩等外部因素上，更多的，還是内心深處的悄然改變。
從少年時意氣風發，聰明異常，一直到後來的洞察細微，隐忍無限，李鴻章的人生和性格，從那時起，經曆了一個巨大的U形彎。
也正因此，李鴻章一直感激着曾國藩，也圖謀回報。
機會很快就到來了，不久，李鴻章即以“滞攻金陵”的行動，算是回報了曾國藩的恩情。
1864年，淮軍力克常州，蘇南戰局基本平定。
這時，曾氏兄弟正順江而下形成對天京的包圍。
對于曾氏兄弟而言，他們特别忌諱兵強馬壯的淮軍助攻天京，如果那樣，曾氏十數年苦戰的果實将被别人摘得，這是曾氏兄弟極不願看到的。
尤其是曾國荃，自尊心特别強，對于淮軍的節節勝利，倔強的他幾近憂郁成疾。
曾國藩當然心疼弟弟，多次寫信給曾國荃，勸慰他要寬心，如果李鴻章要來合攻天京的話，千萬不要多心，“獨克固佳，會克亦妙。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總以保全身體，莫生肝病為要”。
不到40歲的李鴻章 晚年曾國荃 在當時，就淮軍的裝備和實力而言，攻堅能力已遠勝湘軍。
李鴻章哪裡不想争這個頭功呢？但在這種情形之下，李鴻章權衡再三，還是選擇了回避，想把頭功讓給恩師。
在朝廷下旨令淮軍會攻金陵後，李鴻章緻函曾國藩，稱自己的隊伍疲勞，想休整一段時間。
實際上，李鴻章是想給曾國荃預留充足的時間。
朝廷見淮軍遲遲未動，連降谕旨，敦促李鴻章火速調兵。
李鴻章隻好采取拖延戰術，他先是借口生病回蘇州，不久又提出部隊要休整兩個月才能再戰，最後李鴻章實在拖不過去了，便靈機一動，出兵浙江，謊稱要從湖州對南京形成包圍。
誰料此舉惹惱了閩浙總督左宗棠，左宗棠急忙上奏朝廷，告李鴻章“越境掠功”。
由此開始，左、李兩人成了一輩子冤家。
李鴻章一拖再拖，實在是用心良苦，後來，連淮軍将領都看不過去了，紛紛表達對李鴻章的不滿。
李鴻章隻好再次給曾國荃寫信，催促湘軍加快攻城動作。
到了夏天，朝廷又降谕旨，嚴令李鴻章派劉銘傳等先鋒火速馳往金陵。
李鴻章無奈，隻好派劉銘傳、王永勝、劉士奇各率15000人前往，自己大隊人馬仍按兵不動。
此時，曾國荃接到李鴻章調兵前來的消息後，幾近瘋狂，他将李鴻章告知的信件遍示諸将，說：“他人将要來了，難道我們苦苦攻了兩年的艱辛将要拱手相讓嗎？”手下的将領堅決表示：“願盡死力。
”當晚，通向金陵城内的地道已經完畢，次日，曾國荃部由地道炸塌太平門城垣20餘丈，攻下金陵。
李鴻章用軟磨硬抗的辦法，拖延會攻金陵長達數月之久，算是成全了曾氏兄弟獨得“首功”的心願。
這樣的“義舉”，真難為心高氣傲的李鴻章了。
對此，曾國藩極為感激，攻克南京城不久，李鴻章趕到，曾國藩親至城外下關迎接，拉着李鴻章的手連聲說：“我兄弟倆的一點面子，全是你給的。
”曾、李之間在軍政大計上的互諒互助，也是湘淮兩系能夠長期合作的一個重要原因。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聯手鎮壓太平軍這段時間裡，他們并駕齊驅，屠殺了成千上萬的太平軍将士，染紅了自己的官袍。
也正是在鎮壓抗擊太平軍的腥風血雨中，李鴻章變得成熟起來，由一個才高八鬥的書生，成為一個封建王朝的所謂能臣。
李鴻章後期性格中的忍辱負重、克己複禮，都可以說與這段戎馬倥偬的經曆有關。
這段殘酷無比的歲月，讓李鴻章真正見識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曾求學于曾國藩、後來成為李鴻章幕僚的吳汝綸評價說，李氏“生平嚴事曾文正公，出治軍，持國事，于曾公相首尾。
其忠謀英斷，能使國重，是非成敗，不毫發動心，一秉曾氏學”（吳汝綸《李公神道碑銘》）。
可見，李鴻章深得曾國藩的嫡傳，在李鴻章身上，還是能見到很多曾國藩的精神的。
如果拿李鴻章與左宗棠相比，兩人雖同為經世、洋務一派，但李鴻章在為人上，卻與左宗棠大相徑庭。
這就是“忍”、“挺”二字的絕妙所在。
吳汝倫 曾國藩與李鴻章在性格上還是有很大差異的。
曾國藩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耿”而倔強，在生活習性上卻很土氣；讀書太多，凡事總有自己的原則，往往在智慧的同時，總殘留着一絲迂腐氣，為人清高，不合群，愛較真。
而李鴻章則不一樣，李鴻章總體上極具有江淮人的性格，富有草根經驗，愛面子，散漫，有着濃重的“痞”氣，為人處世比較靈活，講究實效，也比較世故油滑。
這樣相對實用的性格使得李鴻章在官場上要比曾國藩适應得多，一方面可以拉幫結派，另外一方面又可以大打“迷蹤拳”。
所以在太平天國平定之後，李鴻章很快就在職位上超越了他的老師曾國藩，并且比曾國藩更得朝廷的信任。
一支軍隊的氣質往往體現着領頭人的氣質。
團隊與幫派也是這樣。
就隊伍結構而言，曾國藩的湘軍主要将領都是讀書人，其中有科名的達30多人。
而且，曾國藩本人也不太欣賞那些隻會打“肉搏戰”的“莽夫”。
所以他把沒有文化不識幾個大字的太平軍舊将程學啟轉給了李鴻章。
曾國藩曾經洋洋自得地說：“我的這些手下，可以白天打仗，晚上講學。
”而在李鴻章的“淮軍”中，13營淮軍的11位将領中，隻有舉人、廪生各1人，主要将領都出身低微：劉銘傳是鹽販子，張樹聲兄弟、周盛波兄弟介于土匪和刁民之間，吳長慶則興于行伍……太平軍叛将、原湘軍舊部程學啟到了李鴻章那裡後，也是如魚得水。
曾國藩對部下，常常是跟他們講道理，講忠孝節義。
李鴻章在這一點上跟曾國藩有所不同，李鴻章更多的是講義氣，講利益，他就像劉邦一樣，舍得将利益饋贈給部下，“重賞之下，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