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曾門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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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幕僚一起吃早飯，邊吃飯邊議論形勢，把一天的工作部署掉，這是他多年的習慣了。
李鴻章的習慣正好相反，他是一個典型的夜貓子，每到晚上，便生龍活虎；早晨則睡懶覺不起床。
每一次早會李鴻章總是懵懵懂懂，甚至經常找理由不參加這樣的會議。
有一天，李鴻章诳稱頭疼，不想參加早會，可曾國藩不依不饒，一次次派人來叫，說是“人不到齊不開飯”。
李鴻章見老師真的生氣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跄跑過去。
坐下之後，曾國藩鐵青着臉一句話都沒說，直到吃完後，才沖着李鴻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耳！”說完拔腿就走，李鴻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兒，尴尬了好一陣子。
作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軍大營，李鴻章不免會感到孤單，感到受排擠。
李鴻章當時最怕面對的一個人就是左宗棠了。
左宗棠為人狂傲，在曾國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稱呼他人從來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對曾國藩，也以“滌生”稱呼。
有一次，曾國藩與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種文字遊戲，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詩中，自得其樂。
曾國藩先出上聯：“季子自鳴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聯中。
誰想左宗棠對出的下聯卻是：“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國藩”大名三字納入了。
以字相稱，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卻直呼其名，就有點不恭了。
因為是遊戲，曾國藩也不好說什麼。
左宗棠對曾國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來的後生李鴻章在這樣的局面中，肯定會受很多窩囊氣。
這也難怪李、左在以後的歲月中一直不和。
這兩人的個性，是不太相融的。
還有一次，李鴻章與湘籍俊傑彭玉麟打了起來。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曾氏主持會議之餘，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飯閑聊，話題轉到安徽人身上。
由于彭玉麟的父親曾在合肥一帶做過小吏，期間頗不得志，一幫湖南人在言語之中對安徽人有些譏笑的成分。
李鴻章雖奮力辯白，但孤掌難鳴，一直處于劣勢。
李鴻章忍無可忍，惱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
火暴脾氣的彭玉麟也忍不住還擊，兩人摟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還是你一拳我一拳。
大家拼命拉架，才沒有引起大事端。
這一次事件雖然沒有擴大，但在李鴻章心目中，還是頗有不快，在湘軍大營，畢竟有“寄人籬下”之感，李鴻章開始考慮自己領頭單飛了。
但李鴻章的才幹得到了包括曾國藩在内的湘軍将領的一緻公認。
在為曾國藩當謀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時間裡，無論是奏稿還是批示，李鴻章都寫得條理清晰，嚴絲合縫，讓曾國藩省了不少心。
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彌補了曾國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緩”，沉穩厚重，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反應快捷，每有大計，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
李鴻章在此期間為曾國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國藩幾次戰敗後，給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給自己請罪，說自己“屢戰屢敗”。
寫完之後，交給李鴻章看，李鴻章改“屢戰屢敗”為“屢敗屢戰”，結果，朝廷不僅沒有怪罪曾國藩，而且還大大地表彰了曾國藩一番。
曾國藩曾經考慮将湘軍轉移到四川，以避開太平軍鋒芒。
李鴻章就不贊成，李鴻章在分析形勢之後，主張曾國藩堅守長江一帶，決不退卻，耗去太平軍銳氣之後，給予打擊。
從後來的情況看，李鴻章的這些謀略都堪稱正确。
曾國藩感歎李鴻章有過人之處：“将來建樹非凡，或青出于藍，亦未可知。
”在湘軍大營，曾國藩有彭玉麟的忠貞，有楊載福的樸直，有鮑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劃，有曾國荃的頑強，但像這樣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機巧應變手腕的人才，李鴻章可謂是首屈一指。
李鴻章在當幕僚期間還幫曾國藩作出一個重要的決斷——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鹹豐倉皇逃亡。
在此期間，鹹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部霆軍保衛京師。
接到旨意後，曾國藩和胡林翼感到進退兩難，派鮑超去吧，這邊與太平軍力量均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太平軍極可能乘虛進攻。
不派部隊去吧，又會背一個“抗旨”的罪名。
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
多數幕僚主張“入衛”；李鴻章力排他議，分析形勢說：洋人入京，隻不過是為了金帛議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統治，不會有其他事情。
不如按兵請旨，靜觀一段時間再說；對于湘軍來說，與太平軍的決戰才是有關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對待調兵之事，一定要慎重。
曾國藩和胡林翼采納了李鴻章的意見，一面按兵不動，一面拖時間，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
朝廷當然不同意。
這樣的拖延戰術，赢得了時間。
很快，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李鴻章年輕氣盛，經常性地仗義執言。
1860年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把大本營設在安徽祁門，李鴻章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祁門在地理上是一個盆地，對兵家來說是個兇險之地，必須趕緊離開，否則一旦被包圍，将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
李鴻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國藩說了，曾國藩隻是淡然一笑，并不表示什麼。
曾國藩何嘗不知呢，他當時考慮的是拿下安慶後再進攻南京，但朝廷卻讓他直接進攻南京。
曾國藩于是屯兵祁門，擺出個姿态準備起兵東進，他還是在打安慶的算盤。
李鴻章不明白這一點，見曾國藩不聽自己的意見，很不高興，據理力争了幾句。
曾國藩也懶得向他解釋，不冷不熱地來了一句：“你要是害怕這裡，你走好了！”弄得不歡而散。
不久，“刺頭”李鴻章又為彈劾李元度之事跟曾國藩再度發生争吵。
李元度是功勳卓越的湘軍元老。
在皖南戰役中，李元度沒聽從曾國藩的勸告，失守戰略要地徽州府。
曾國藩一氣之下決定彈劾他，要李鴻章寫奏折。
但李鴻章不僅不願拟稿，反而率一班人去了曾國藩那裡替李元度據理力争，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幹事，而知人則不甚明；其才識足以謀事，而帶勇則非所長”。
認為曾國藩既然了解李元度的長處和短處，卻舍長取短，這個責任不應由李元度來負。
同時，李元度勞苦功高，一直追随曾氏身邊左右，如果一兵敗就嚴辭彈劾，會讓部下們唇亡齒寒。
李鴻章一番激烈的言辭讓曾國藩大為光火，堅持不更改決定。
李鴻章倔脾氣上來了，怎麼也不肯起草那個奏折，又以離開為要挾。
曾國藩索性揮揮手：“随你便！” 師徒之間的沖突讓曾國藩的心情壞到了極點。
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日内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
”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與“又見”之間，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見其原文是寫“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的。
這一場風波使得師徒間變得生疏尴尬了。
到了年底，李鴻章找了個理由要去看望在江西南昌的老母，離開了湘軍大營，回到了南昌的哥哥李瀚章處。
但李鴻章這一段時間與曾國藩的矛盾并沒有通常所描繪的那樣決絕。
到了南昌之後，曾、李二人一直有着書信來往。
不過李鴻章心中的确有點梗阻，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詢問福建的情況，有意去補閩任道員之缺。
沈葆桢回信勸阻了他。
另一個丁未同年郭嵩焘也來信勸他回到曾國藩身邊去。
那段時間李鴻章的夫人周氏生病，李鴻章一直忙于照顧。
周氏是李鴻章老師周菊初的侄孫女，李鴻章少年時，周菊初對他就十分欣賞，也經常接濟李家。
李鴻章趕考前，周菊初把自己的侄孫女許配給了李
李鴻章的習慣正好相反，他是一個典型的夜貓子，每到晚上，便生龍活虎；早晨則睡懶覺不起床。
每一次早會李鴻章總是懵懵懂懂，甚至經常找理由不參加這樣的會議。
有一天，李鴻章诳稱頭疼，不想參加早會，可曾國藩不依不饒，一次次派人來叫，說是“人不到齊不開飯”。
李鴻章見老師真的生氣了，慌忙披上衣服一路踉跄跑過去。
坐下之後，曾國藩鐵青着臉一句話都沒說，直到吃完後，才沖着李鴻章扔下一句：“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耳！”說完拔腿就走，李鴻章呆呆地站立在那兒，尴尬了好一陣子。
作為皖人，在湖南人林立的湘軍大營，李鴻章不免會感到孤單，感到受排擠。
李鴻章當時最怕面對的一個人就是左宗棠了。
左宗棠為人狂傲，在曾國藩幕府中目空一切，稱呼他人從來都是直呼其名，即使是對曾國藩，也以“滌生”稱呼。
有一次，曾國藩與左宗棠在一起玩一種文字遊戲，将各人的姓名列入詩中，自得其樂。
曾國藩先出上聯：“季子自鳴高，與吾意見常相左”，巧妙地将“左季高”三字嵌入聯中。
誰想左宗棠對出的下聯卻是：“藩臣身許國，問君經濟有何曾？”左宗棠是直接将“曾國藩”大名三字納入了。
以字相稱，本是尊敬，而左宗棠卻直呼其名，就有點不恭了。
因為是遊戲，曾國藩也不好說什麼。
左宗棠對曾國藩尚且如此，可想而知，新來的後生李鴻章在這樣的局面中，肯定會受很多窩囊氣。
這也難怪李、左在以後的歲月中一直不和。
這兩人的個性，是不太相融的。
還有一次，李鴻章與湘籍俊傑彭玉麟打了起來。
原來事情是這樣的，曾氏主持會議之餘，一群幕僚在一起吃飯閑聊，話題轉到安徽人身上。
由于彭玉麟的父親曾在合肥一帶做過小吏，期間頗不得志，一幫湖南人在言語之中對安徽人有些譏笑的成分。
李鴻章雖奮力辯白，但孤掌難鳴，一直處于劣勢。
李鴻章忍無可忍，惱羞成怒，便一拳打向彭玉麟。
火暴脾氣的彭玉麟也忍不住還擊，兩人摟在一起，直到摔在地上，還是你一拳我一拳。
大家拼命拉架，才沒有引起大事端。
這一次事件雖然沒有擴大，但在李鴻章心目中，還是頗有不快，在湘軍大營，畢竟有“寄人籬下”之感，李鴻章開始考慮自己領頭單飛了。
但李鴻章的才幹得到了包括曾國藩在内的湘軍将領的一緻公認。
在為曾國藩當謀士并掌管文案的那段時間裡，無論是奏稿還是批示，李鴻章都寫得條理清晰，嚴絲合縫，讓曾國藩省了不少心。
不僅如此，李鴻章還彌補了曾國藩的很多不足——曾氏生性“懦緩”，沉穩厚重，而李的作風則明快果斷，反應快捷，每有大計，往往得李在旁數言而決。
李鴻章在此期間為曾國藩出了不少好主意，其中最有名的是曾國藩幾次戰敗後，給朝廷上了一封奏折，給自己請罪，說自己“屢戰屢敗”。
寫完之後，交給李鴻章看，李鴻章改“屢戰屢敗”為“屢敗屢戰”，結果，朝廷不僅沒有怪罪曾國藩，而且還大大地表彰了曾國藩一番。
曾國藩曾經考慮将湘軍轉移到四川，以避開太平軍鋒芒。
李鴻章就不贊成，李鴻章在分析形勢之後，主張曾國藩堅守長江一帶，決不退卻，耗去太平軍銳氣之後，給予打擊。
從後來的情況看，李鴻章的這些謀略都堪稱正确。
曾國藩感歎李鴻章有過人之處：“将來建樹非凡，或青出于藍，亦未可知。
”在湘軍大營，曾國藩有彭玉麟的忠貞，有楊載福的樸直，有鮑超的勇猛，有李元度的策劃，有曾國荃的頑強，但像這樣洞察全局，并且有着清醒和機巧應變手腕的人才，李鴻章可謂是首屈一指。
李鴻章在當幕僚期間還幫曾國藩作出一個重要的決斷——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圓明園，鹹豐倉皇逃亡。
在此期間，鹹豐降旨，要曾國藩速派鮑超部霆軍保衛京師。
接到旨意後，曾國藩和胡林翼感到進退兩難，派鮑超去吧，這邊與太平軍力量均衡的格局将被打破，太平軍極可能乘虛進攻。
不派部隊去吧，又會背一個“抗旨”的罪名。
曾國藩趕忙召集幕僚商議。
多數幕僚主張“入衛”；李鴻章力排他議，分析形勢說：洋人入京，隻不過是為了金帛議和，并不想推翻大清統治，不會有其他事情。
不如按兵請旨，靜觀一段時間再說；對于湘軍來說，與太平軍的決戰才是有關天下安危的大事，所以對待調兵之事，一定要慎重。
曾國藩和胡林翼采納了李鴻章的意見，一面按兵不動，一面拖時間，派人送信給朝廷，堂皇地建議：鮑超人地生疏，斷不能去，是否由曾、胡二人中酌派一人進京，這一招，明顯的是給朝廷出難題，因為朝廷最忌諱手握重兵的“節度使”進京。
朝廷當然不同意。
這樣的拖延戰術，赢得了時間。
很快，曾國藩接到朝廷新旨：清廷與八國聯軍已議和，鮑超軍不用北上。
李鴻章年輕氣盛，經常性地仗義執言。
1860年曾國藩當上了兩江總督，把大本營設在安徽祁門，李鴻章對此很不以為然，認為祁門在地理上是一個盆地，對兵家來說是個兇險之地，必須趕緊離開，否則一旦被包圍，将會陷入孤立無援的地步。
李鴻章把他的想法跟曾國藩說了，曾國藩隻是淡然一笑，并不表示什麼。
曾國藩何嘗不知呢，他當時考慮的是拿下安慶後再進攻南京，但朝廷卻讓他直接進攻南京。
曾國藩于是屯兵祁門，擺出個姿态準備起兵東進，他還是在打安慶的算盤。
李鴻章不明白這一點，見曾國藩不聽自己的意見，很不高興，據理力争了幾句。
曾國藩也懶得向他解釋，不冷不熱地來了一句：“你要是害怕這裡，你走好了！”弄得不歡而散。
不久，“刺頭”李鴻章又為彈劾李元度之事跟曾國藩再度發生争吵。
李元度是功勳卓越的湘軍元老。
在皖南戰役中，李元度沒聽從曾國藩的勸告，失守戰略要地徽州府。
曾國藩一氣之下決定彈劾他，要李鴻章寫奏折。
但李鴻章不僅不願拟稿，反而率一班人去了曾國藩那裡替李元度據理力争，指出李元度“其血性足以幹事，而知人則不甚明；其才識足以謀事，而帶勇則非所長”。
認為曾國藩既然了解李元度的長處和短處，卻舍長取短，這個責任不應由李元度來負。
同時，李元度勞苦功高，一直追随曾氏身邊左右，如果一兵敗就嚴辭彈劾，會讓部下們唇亡齒寒。
李鴻章一番激烈的言辭讓曾國藩大為光火，堅持不更改決定。
李鴻章倔脾氣上來了，怎麼也不肯起草那個奏折，又以離開為要挾。
曾國藩索性揮揮手：“随你便！” 師徒之間的沖突讓曾國藩的心情壞到了極點。
曾國藩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日内因徽州之敗，深惡次青，而又見同人多不明大義，不達事理，抑郁不平，遂不能作一事。
”在曾氏原先的手稿中，在“而”與“又見”之間，圈掉了“少荃”二字，可見其原文是寫“少荃不明大義，不達事理”的。
這一場風波使得師徒間變得生疏尴尬了。
到了年底，李鴻章找了個理由要去看望在江西南昌的老母，離開了湘軍大營，回到了南昌的哥哥李瀚章處。
但李鴻章這一段時間與曾國藩的矛盾并沒有通常所描繪的那樣決絕。
到了南昌之後，曾、李二人一直有着書信來往。
不過李鴻章心中的确有點梗阻，他曾向丁未同年沈葆桢去信詢問福建的情況，有意去補閩任道員之缺。
沈葆桢回信勸阻了他。
另一個丁未同年郭嵩焘也來信勸他回到曾國藩身邊去。
那段時間李鴻章的夫人周氏生病，李鴻章一直忙于照顧。
周氏是李鴻章老師周菊初的侄孫女，李鴻章少年時，周菊初對他就十分欣賞，也經常接濟李家。
李鴻章趕考前，周菊初把自己的侄孫女許配給了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