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鴉片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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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來，所有的緣起似乎都是因為鴉片。
曆史進入了19世紀，或許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從植物當中提取出來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動。
在這裡，鴉片是一個偶然，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必然。
這樣的鴉片就如同伊甸園的那個蘋果一樣，具有的，是與世界相當的意義。
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間意義上的，它更多體現的，是時間上的。
蘋果在必須出現的時間出現，在必須出現的地點出現，并且以一種魔幻的方式，與世界和人類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同樣，鴉片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所具有的意義也是如此——這種從最美麗的花朵的果實當中提煉出來的東西，在更大程度上，與那隻蘋果一樣，它具有着符号的意義，它所代表的，是那種逃避不了的宿命意義。
東西方最早的撞擊，是由于彼此精華的互相誘惑導緻的。
比如絲綢，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
這些東西，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神秘色彩的。
比如說絲綢，它是由那種軟綿綿的蟲子吐出的絲織成的，這樣的過程本身就有點匪夷所思，像一個童話，或者如一個寓言，或者幹脆像是一種幻變——那種奇特的、牽涉到人類諸多本質疑惑的幻變。
瓷器呢，同樣具有的，也是脫胎換骨的意義，那仿佛是泥土的鳳凰涅槃——最肮髒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經過烈火的焚燒之後，竟有着最潔淨的品質；就像一個最下層的農夫生就了最美麗、最冰清玉潔的公主。
至于香料，與絲綢與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準确的名詞，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卻又無可奈何。
它同樣具有謎一般的意義，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義，它所能給人的啟迪以及迷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絲綢和瓷器。
它是那樣的複雜，那樣的生動，同時又具有無限的蠱惑力，讓人們費思量，卻難忘。
在鴉片進入中國之前，古老的東方帝國已經達到了在農業社會狀态下的自我平衡，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國度是缺乏具體的目标和追求的，雖然從表面上看，以儒學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這樣的目标并沒有具體化，也很難實踐化。
千年不變的男耕女織，千年不變的春種秋收，千年不變的天朝上國，還有千年不變的之乎者也禮義綱常，使得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樣，細膩而迷人：靠灌溉而生産的稻米産量總是很高；鹽的分配和五谷口糧相搭配；大糞便溺足夠用來澆菜；人吃過的泔水可以養豬；堤壩防止水災；政府的糧倉保住了災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動地保障鄰裡公安；家族成員之際，各自履行相互周濟安全的義務；農耕以各家各戶為單元進行，每一家，都由一個家長說了算，“三綱五常”的教育使每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每個家庭對國家的義務，都謹守不悖；科舉考試則給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統教養，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實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減少了攀親引故的弊病……這個東方古國就像一架古老的農耕機械一樣，龐大而周密，雖然在運轉過程中并不絕對合理，但是它總是顯得有條不紊，胸有成竹。
這個龐大的農耕機械看起來穩固無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無縫的。
最切實的危機，是社會生機勃勃的成長和呆闆笨重的結構體制之間的摩擦。
這樣的内在抵觸，形成了中國社會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啞謎。
對于統治者來說，絕對的王權才是國家政權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會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精神的解脫，都屬于混沌狀态。
這樣的混沌，在很長時間裡造成了社會發展以及智力創造上的停滞和靜止。
在這個時候，鴉片的出現，使得這個國家的薄弱之處充分地暴露出來。
這個精巧的制度和社會在遭受到西方毫無道理的沖擊之後，就像一個瓷器一樣摔在地上……鴉片的出現完全是一種機緣，那是所有的因緣發展到一定階段，或者生命運行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産物，就如同我們現時的電腦信息的興起。
直到今天，仍有人固執地認為，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發明的，而是風生水起，應運而生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方的香料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迷幻，也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覺醒。
在此之前，歐洲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來掩飾生活的單調和無聊。
因為嚴謹和刻闆，以及對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們的生活遠不像東方人那樣富有詩情畫意；他們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單調而缺乏情趣，也離自然很遠。
這時候來自東方的胡椒、桂皮、幹肉豆蔻花的進入，使得歐洲中世紀粗劣不堪的習慣遭受到新鮮的刺激，仿佛突然打開一個窗口，有一束光劃破漫漫的黑
曆史進入了19世紀，或許誰也沒有想到，一個從植物當中提取出來的化合物竟然引起了世界的巨大震動。
在這裡，鴉片是一個偶然，但同時，它又是一個必然。
這樣的鴉片就如同伊甸園的那個蘋果一樣，具有的，是與世界相當的意義。
世界并不完全是空間意義上的，它更多體現的，是時間上的。
蘋果在必須出現的時間出現，在必須出現的地點出現，并且以一種魔幻的方式，與世界和人類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
同樣，鴉片在中國近代發展史上所具有的意義也是如此——這種從最美麗的花朵的果實當中提煉出來的東西，在更大程度上，與那隻蘋果一樣，它具有着符号的意義，它所代表的，是那種逃避不了的宿命意義。
東西方最早的撞擊，是由于彼此精華的互相誘惑導緻的。
比如絲綢，比如香料，又比如瓷器。
這些東西，本身就是帶有強烈神秘色彩的。
比如說絲綢，它是由那種軟綿綿的蟲子吐出的絲織成的，這樣的過程本身就有點匪夷所思，像一個童話，或者如一個寓言，或者幹脆像是一種幻變——那種奇特的、牽涉到人類諸多本質疑惑的幻變。
瓷器呢，同樣具有的，也是脫胎換骨的意義，那仿佛是泥土的鳳凰涅槃——最肮髒的、最普通的泥土，在經過烈火的焚燒之後，竟有着最潔淨的品質；就像一個最下層的農夫生就了最美麗、最冰清玉潔的公主。
至于香料，與絲綢與瓷器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不是一個準确的名詞，它具有混合性，具有模糊性和包容性，它含混不清，卻又無可奈何。
它同樣具有謎一般的意義，它所揭示出的世界的神秘意義，它所能給人的啟迪以及迷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超過了絲綢和瓷器。
它是那樣的複雜，那樣的生動，同時又具有無限的蠱惑力，讓人們費思量，卻難忘。
在鴉片進入中國之前，古老的東方帝國已經達到了在農業社會狀态下的自我平衡，從本質上來說，這個國度是缺乏具體的目标和追求的，雖然從表面上看，以儒學為主的文明有着大同世界的目标，但這樣的目标并沒有具體化，也很難實踐化。
千年不變的男耕女織，千年不變的春種秋收，千年不變的天朝上國，還有千年不變的之乎者也禮義綱常，使得中國政治和社會制度，在外人眼中，看起來像一尊精巧的瓷器一樣，細膩而迷人：靠灌溉而生産的稻米産量總是很高；鹽的分配和五谷口糧相搭配；大糞便溺足夠用來澆菜；人吃過的泔水可以養豬；堤壩防止水災；政府的糧倉保住了災荒赈恤；保甲制度自動地保障鄰裡公安；家族成員之際，各自履行相互周濟安全的義務；農耕以各家各戶為單元進行，每一家，都由一個家長說了算，“三綱五常”的教育使每個人對自己的家庭，每個家庭對國家的義務，都謹守不悖；科舉考試則給所有的才智之士以正統教養，以努力方向；在官吏任用上，實行“避嫌”的律令，不在本省任官，減少了攀親引故的弊病……這個東方古國就像一架古老的農耕機械一樣，龐大而周密，雖然在運轉過程中并不絕對合理，但是它總是顯得有條不紊，胸有成竹。
這個龐大的農耕機械看起來穩固無比，但在它的内部，并不是天衣無縫的。
最切實的危機，是社會生機勃勃的成長和呆闆笨重的結構體制之間的摩擦。
這樣的内在抵觸，形成了中國社會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啞謎。
對于統治者來說，絕對的王權才是國家政權的真正目标，至于其他的，包括社會的發展、物質的豐富以及精神的解脫，都屬于混沌狀态。
這樣的混沌，在很長時間裡造成了社會發展以及智力創造上的停滞和靜止。
在這個時候，鴉片的出現，使得這個國家的薄弱之處充分地暴露出來。
這個精巧的制度和社會在遭受到西方毫無道理的沖擊之後，就像一個瓷器一樣摔在地上……鴉片的出現完全是一種機緣，那是所有的因緣發展到一定階段，或者生命運行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産物，就如同我們現時的電腦信息的興起。
直到今天，仍有人固執地認為，所有的東西都不是發明的，而是風生水起，應運而生的。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方的香料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迷幻，也促使了歐洲中世紀的覺醒。
在此之前，歐洲在很長時間裡一直用海吃海喝的肉食方式來掩飾生活的單調和無聊。
因為嚴謹和刻闆，以及對于自身欲望的忽略，他們的生活遠不像東方人那樣富有詩情畫意；他們的生活，包括口味和方式都單調而缺乏情趣，也離自然很遠。
這時候來自東方的胡椒、桂皮、幹肉豆蔻花的進入，使得歐洲中世紀粗劣不堪的習慣遭受到新鮮的刺激，仿佛突然打開一個窗口，有一束光劃破漫漫的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