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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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說的那件讓我發愁的事情發生在九月。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個時候，我跟Lyle的分居協議已經期滿，不出意外的話，我們應該已經離婚了。
對于離婚兩個字，我似乎有些鈍感，很久都不能确定在那之後，自己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所以，一半是因為有差不多兩年時間沒有回過上海了，另一半是為了盡可能地讓自己好受一點，我決定休假，回家去過中秋節。
畢竟，隔着整個太平洋，和十二個小時的時差，無論什麼事情都會顯得不那麼要緊了。
我打電話給Lyle，想問問他，我帶Caresse去中國，他有沒有意見。
一開始是打到他家裡的答錄機上留言，等了兩天沒有回音。
又打去他的辦公室，Mayer太太告訴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來。
我猶豫着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機，很久沒打過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請人轉達，要麼就趁接送Caresse的時候順便說了。
糾結了一晚上，覺得老這樣憋着太傻了，而且還要抓緊時間給Caresse申請旅行證件。
勉強等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半，想他應該起來了，就在辦公室裡打了他的手機。
電話響了很久才他接起來，說“喂”，聲音聽起來明顯剛剛睡醒，還在床上。
我對他說：“你好。
” 他聽出我的聲音，說：“嘿，e。
” “在睡覺嗎？我吵醒你了？”我問。
“沒有，已經醒了。
”他回答。
有短短的幾秒鐘時間，他的聲音和語氣讓我忘記了早已經想好了要跟他說的話，恍然間覺得自己是為了談别的什麼事情才打電話的，究竟是什麼，卻也說不清楚。
于是，我稀裡糊塗地說：“能不能見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談。
”這跟原計劃完全不同，本來是想在電話上幾句話解決的。
他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現在不在紐約。
下周回來，我們可以一起吃頓飯。
” 我想告訴他：好的，我等你回來。
話沒說出口，就聽見電話那頭傳過來很輕的女人的聲音，好像是問他在幹什麼。
“你不是一個人？”我問。
他沒回答，捂住電話跟那個女人說了句什麼，然後又回到線上。
“我打電話來的時間不對，真的對不起，”我連忙道歉，回到原計劃上來，對他說，“九月下旬我想帶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 “你一個人帶她坐飛機沒問題嗎？” “應該可以，我朋友送我們到機場，我爸爸會在上海那邊接。
也沒有很多東西。
” 他沉默了一下，說：“好的。
我暫時沒辦法回來。
如果急的話，我會把需要的東西交給律師，授權書或者别的什麼，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聯系。
” 我回答：“謝謝，再見。
” 他也說：“再見。
” 當天下午，他的律師給了我正式的授權，明示享有共同監護權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監護人帶出境。
不過那份東西不光是那麼簡單而已，上面還仔仔細細地列明了附加條件：在國外逗留多長時間（要有兩個人往返的機票作證明），每隔多久通一次電話，另外還要求我為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産外加銀行戶頭上的存款。
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還是他接受了律師的建議。
抛開一本正經的法律術語不提，那些條款讓整件事情看起來跟小學生在桌子上畫三八線差不多，同時又多少顯得有點冷酷。
我全部照辦，不管怎麼樣，我走定了。
本以為我們會在九月十七日再見，因為那一天是分居滿一年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簽字離婚的日子。
不過，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電話，跟我說，Lyle人在蘇黎世，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他那方面的律師打電話來詢問，是照原來的計劃十七号簽字，還是等一等，直到他回來。
我回答：“照原計劃。
” 簽字的場面沒什麼特别，兩個人甚至都用不着見面。
我在MacDenton律師行的會議室裡簽字，Lyle隔着一個大西洋和六個小時時差，所以，用的是傳真。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帶着Caresse在肯尼迪機場登機的時候，我剛好過了二十七歲的生日，也剛好了結了我的婚姻。
我們坐了差不多十四個小時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轉機，到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晚上十點多了。
這條路線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國時走的剛好相反，那個時候是上海——北京——紐約，然後坐長途汽車到波士頓。
走出國際到達口的時候，我甚至有點緊張，怕看到爸媽會哭，但事實是，隔了太久了，就不會再哭了。
我跟爸媽擁抱，把Caresse介紹給他們，這還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小朋友的真人。
剛開始Caresse還是笑笑的，但無論如何都不讓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
他們總想抱她，她索性放聲大哭起來。
幾次這樣下來，大人們也隻好放棄了。
“這樣哭法，馬路上人家看到還以為是拐來的咧。
”我媽有點失望，小朋友不喜歡她。
第一夜，因為時差的關系，Caresse很是興奮，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
快到兩點，才在我身邊睡着
那一年的中秋是九月二十五日，到那個時候，我跟Lyle的分居協議已經期滿，不出意外的話，我們應該已經離婚了。
對于離婚兩個字，我似乎有些鈍感，很久都不能确定在那之後，自己到底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所以，一半是因為有差不多兩年時間沒有回過上海了，另一半是為了盡可能地讓自己好受一點，我決定休假，回家去過中秋節。
畢竟，隔着整個太平洋，和十二個小時的時差，無論什麼事情都會顯得不那麼要緊了。
我打電話給Lyle，想問問他，我帶Caresse去中國，他有沒有意見。
一開始是打到他家裡的答錄機上留言，等了兩天沒有回音。
又打去他的辦公室，Mayer太太告訴我，他不在本城，可能下周才能回來。
我猶豫着要不要直接打他的手機，很久沒打過了，有事情不是留言，就是請人轉達，要麼就趁接送Caresse的時候順便說了。
糾結了一晚上，覺得老這樣憋着太傻了，而且還要抓緊時間給Caresse申請旅行證件。
勉強等到第二天上午十點半，想他應該起來了，就在辦公室裡打了他的手機。
電話響了很久才他接起來，說“喂”，聲音聽起來明顯剛剛睡醒，還在床上。
我對他說：“你好。
” 他聽出我的聲音，說：“嘿，e。
” “在睡覺嗎？我吵醒你了？”我問。
“沒有，已經醒了。
”他回答。
有短短的幾秒鐘時間，他的聲音和語氣讓我忘記了早已經想好了要跟他說的話，恍然間覺得自己是為了談别的什麼事情才打電話的，究竟是什麼，卻也說不清楚。
于是，我稀裡糊塗地說：“能不能見一面？有些事情想跟你談。
”這跟原計劃完全不同，本來是想在電話上幾句話解決的。
他停了一下，才回答：“我現在不在紐約。
下周回來，我們可以一起吃頓飯。
” 我想告訴他：好的，我等你回來。
話沒說出口，就聽見電話那頭傳過來很輕的女人的聲音，好像是問他在幹什麼。
“你不是一個人？”我問。
他沒回答，捂住電話跟那個女人說了句什麼，然後又回到線上。
“我打電話來的時間不對，真的對不起，”我連忙道歉，回到原計劃上來，對他說，“九月下旬我想帶Caresse回家，回上海，需要你的同意。
” “你一個人帶她坐飛機沒問題嗎？” “應該可以，我朋友送我們到機場，我爸爸會在上海那邊接。
也沒有很多東西。
” 他沉默了一下，說：“好的。
我暫時沒辦法回來。
如果急的話，我會把需要的東西交給律師，授權書或者别的什麼，你肯定比我清楚，你今天下午就可以跟他聯系。
” 我回答：“謝謝，再見。
” 他也說：“再見。
” 當天下午，他的律師給了我正式的授權，明示享有共同監護權的一方同意另一方把被監護人帶出境。
不過那份東西不光是那麼簡單而已，上面還仔仔細細地列明了附加條件：在國外逗留多長時間（要有兩個人往返的機票作證明），每隔多久通一次電話，另外還要求我為這次旅行提供抵押，房産外加銀行戶頭上的存款。
我不知道那究竟是Lyle自己的意思，還是他接受了律師的建議。
抛開一本正經的法律術語不提，那些條款讓整件事情看起來跟小學生在桌子上畫三八線差不多，同時又多少顯得有點冷酷。
我全部照辦，不管怎麼樣，我走定了。
本以為我們會在九月十七日再見，因為那一天是分居滿一年之後的第一個工作日，簽字離婚的日子。
不過，十四号上午，我接到MacDenton的電話，跟我說，Lyle人在蘇黎世，還要一段時間才能回來，他那方面的律師打電話來詢問，是照原來的計劃十七号簽字，還是等一等，直到他回來。
我回答：“照原計劃。
” 簽字的場面沒什麼特别，兩個人甚至都用不着見面。
我在MacDenton律師行的會議室裡簽字，Lyle隔着一個大西洋和六個小時時差，所以，用的是傳真。
于是，九月二十一日下午三點多，帶着Caresse在肯尼迪機場登機的時候，我剛好過了二十七歲的生日，也剛好了結了我的婚姻。
我們坐了差不多十四個小時飛機，在北京首都機場轉機，到達上海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晚上十點多了。
這條路線跟我五年之前初到美國時走的剛好相反，那個時候是上海——北京——紐約，然後坐長途汽車到波士頓。
走出國際到達口的時候，我甚至有點緊張，怕看到爸媽會哭，但事實是，隔了太久了，就不會再哭了。
我跟爸媽擁抱，把Caresse介紹給他們，這還是他們第一次看到這個小朋友的真人。
剛開始Caresse還是笑笑的，但無論如何都不讓外公外婆抱，碰一下也不可以。
他們總想抱她，她索性放聲大哭起來。
幾次這樣下來，大人們也隻好放棄了。
“這樣哭法，馬路上人家看到還以為是拐來的咧。
”我媽有點失望，小朋友不喜歡她。
第一夜，因為時差的關系，Caresse很是興奮，坐在床上玩了大半夜。
快到兩點，才在我身邊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