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對話
關燈
小
中
大
庇護，你早就沒了。
你所有的夢想，你所有對人生的一些遠大規劃，都會煙消雲散的，都隻是一個笑話而已，隻是當時你會做出不同的解讀。
陳：越是這種驚險當中，你仍然運氣好，說明命運就是把你選擇了。
羅：那個時候依然是在狂妄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覺得所有的運氣好都隻是加持了你的狂妄。
就是你應該這麼狂，你值得這麼狂。
所有的碎片化拼出的一個圖景，形成了你對它的認識，但有可能你拼錯了。
你拼出了一個錯誤的畫，把頭和腳拼錯了。
剛開始上講台的時候非常地狂妄，我覺得這個考試是一個非常低端的考試，很容易、輕輕松松就能過的，很狂妄，懶得搭理人，而且自認為也看了一些書。
所以有的時候能夠把對方說得啞口無言我也很開心。
陳：辯論的時候必須當那個最終的赢者？ 羅：對啊，就有這種心理，就是咄咄逼人。
陳：所以那時候是雖然很狂妄，很有優越感，但内心深處并不是很幸福的感覺？ 羅：不快樂，覺得自己是一個很虛僞的人，是一個很僞善的人。
你總是瞧不起你自己，這是很内在的一個沖突。
于是就仔細去回想這一生中所遇到的很多經曆，很多重要時刻，你才恍然大悟，原來你就是一個很渺小的人。
陳：這個過程很痛苦嗎？ 羅：很痛苦，因為它相當于整個人生觀、世界觀的一個根本性的轉向。
有的時候，回憶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一些事情。
确實非常地感恩，有很多事情不斷地提醒你，人應該謙虛，人應該謙卑，人應該走出自己自大、自戀，那種偏見的洞穴。
陳：至今想到那時候會是什麼感覺？就是你人生中的一個分水嶺嗎？ 羅：應該算，至少比我2020年莫名其妙走到聚光燈下要重要得多。
陳：那你那一年，在外人看起來精神狀态是什麼樣？ 羅：會覺得你有變化了。
首先你不再愛參加聚會了，你聚會中也不再愛高談闊論了，喝酒也明顯喝少了。
陳：那還是像變了個人似的。
羅：稍微變了，大家覺得你沒有以前那麼有趣了。
陳：那你自己心裡呢？ 羅：我心裡覺得很有趣。
最重要的是做你覺得正确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聽不到内心對你的抱怨，最重要的是多年以後的你能夠看得起現在的你。
法考課堂 羅：我上課有的時候會講一些段子，但是幽默不是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為了讓大家感受到背後故事的沉重。
陳：其實講法考沒必要講這麼多東西啊。
羅：如果我們隻需要培養出技術主義的人才，似乎沒有必要。
但是我始終是覺得，他們要去思考：“我為什麼要從事法律職業？”“法律職業真的隻是我的謀生的工具嗎？”“能不能夠有一些更宏大的支撐？”“能不能夠跟人類千百年來關于法治的傳承的這根電線來接通呢？”我想告訴他們意義，讓他們知道投入那麼多的時間，那麼多的精力是值得的。
有一次去看守所會見的時候，看守所的民警說“我看過你的講座”，也有一些警察朋友、檢察官朋友、法官朋友會給我發信，說我當時講的一些東西深深地鼓勵了他們。
我相信這些東西會讓他們去思考，人類為什麼會有法律，我們為什麼需要法治，讓他們心中能夠長出這種根。
陳：後來是法律界以外的年輕人們也都看了。
羅：所以很感恩嘛，确實很感恩，我總是會跟十七八歲的人在一起，從他們身上能夠看到熱情，能夠看到希望。
然後你在年輕人的話語中，也會學到很多新的話語體系。
陳：您現在對未來有什麼終極的目标或者夢想？ 羅：過好每一天，演好當下的劇本，朝着心中的标杆去前進。
陳：每一天都過得踏實。
羅：對。
人要做到不清高、不矯情、不抱怨。
陳：當時穿越了那個最迷茫和困惑的時候，慢慢就好像找到了這個光的感覺，是嗎？人就踏實下來，就有這樣一個過程？ 羅：對啊，就是在黑夜中看到了微光，你就朝着微光的方向走過去，雖然有的時候你會懷疑是不是走錯了。
但是所有的懷疑都是為了确信。
陳：可能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非常大的競争中面臨這樣的困惑：我得赢，我需要找到非常多可以赢的辦法。
以前老說的“我要忠于我自己”，現在要妥協非常多的事情，我要避免被淘汰。
你會怎麼樣跟學生說這些事情？ 羅：那就是如何過看起來好的一生。
你就要定義什麼叫做“好”。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關于好的标準。
good如果加個s就變成了goods，就變成了商品。
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賺錢嗎？什麼叫好醫生？賺錢就是好醫生。
什麼是好老師？賺錢就是好老師。
什麼是好記者？賺錢就是好記者。
這樣做，那一切職業分工沒有意義了。
你要去尋找什麼叫good，然後你才可以去過good的一生，你才可以避免随波逐流，你内心才會擁有一種笃定，你才會拒絕跟别人去攀比，也拒絕被别人所攀比。
陳：甚至是一輩子都要去追尋那個good的定義是什麼。
羅：對。
我們要對焦，但你的對焦點太多了，你能對焦到一個good嗎？ 陳：在這個流量的時代，人突然站在流量的橋頭，然後流量可能再過一陣，又會退去的時候，人會有震蕩嗎？ 羅：那肯定會有。
陳：你怕被忘了嗎？ 羅：我覺得被忘了是一個必然，還是愛比克泰德所說的“對于不可控的事情，我們保持樂觀；對于可控的事情，我們保持謹慎”。
可控的事情，就是你現在有一些小小的影響，你别濫用，别得意忘形。
對于不可控的事情，你抱着樂觀的心，接受一個開放性的選項。
陳：你最希望被記住的，如果說隻有一個身份能被記住，是什麼？ 羅：老師。
如何做一個稱職的老師？ 2020年11月，得到大學開學典禮演講 講這個題目之前，我扪心自問是不是一名稱職的老師，發現内心并沒有這種笃定。
雖然當了近20年的法學老師，也曾經得到過一些榮譽，比如我最看重的是校内“最受本科生歡迎的十位教師”。
但是，我也時常懷疑自己是否是一位稱職的老師。
所以今天，我隻是想和大家一起來探讨這個問題：“從事一份職業，到底怎樣才算稱職？”我想跟大家分享，對我的教師生涯影響很大的三個時刻。
第一個，我想先說說怎麼當上老師的。
我從1999年讀研究生期間就開始講課，當時是講自考，目的主要是為了補貼生活費，從那時開始，父母基本上就不再給我生活費了。
但是，我做老師有個障礙。
我從小很害怕在人面前說話，剛開始來北京的時候，普通話說得也不好，經常被人嘲笑，比如“劉奶奶喝牛奶”。
而且，我還說話結巴，當時一開口就自卑。
關于結巴的原因，有種說法是，結巴的人思考速度快于語言表達。
但是隻要我站上講台，結巴就會好一些，當我說普通話時，可能頭腦中有一個轉碼過程，這樣思考速度就和語言表達同步了。
備課的時候，我會寫講稿，把要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案例都寫出來，甚至連“下課了”三個字都要寫出來。
熟能生巧，講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其實人類所有的成就，靠的都是艱辛的努力。
我在講課這件事上得到了正反饋，學生喜歡聽我的課，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反正，我現在講普通話的速度，跟家鄉話區别不大了。
你看，我開始做老師的目的一點都不性感，沒有什麼偉大感召，就是為了賺生活費，還有治結巴，就是這麼卑微的出發點。
卑微的起點會促使你開始一件事，但是讓你堅持下來的，一定是熱情和使命。
這就要說起，對于我教師生涯，第二個重要的時刻。
大家知道我，是因為B站上的視頻，那些視頻是我在進行法律職業資格的輔導培訓。
我在讀博士期間就在外從事這個工作，至今已經快十七個年頭。
當時去講課的直接目的還是很卑微，就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家人患病，需要大筆的治療費用。
僅憑我在學校教書的收入，無法支付昂貴的醫療費。
那個時候，我拼命講課，然後把賺來的錢趕緊投入治療。
講了十年之後，厭倦了，身體也疲憊了，關鍵是，我覺得輔導培訓也不入學界主流，所以想告别這個課堂。
後來，有一位朋友，跟我說了一段話。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傳播法治的理念，也許這個舞台比學校的受衆更多，每年有幾十萬的人要參加法考，這些人真正願意花時間去學習法律，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會從事法律職業，他們是法治建設最直接的力量。
” “你為什麼不願意去影響他們呢？” 這個問題，打中了我。
我到底為什麼要講課？是為了在學術界獲得一個位置，還是因為在這個講台能夠點燃自己的熱情，擁有自己的使命？ 和很多人一樣，我大學的專業是父母指定的，十七歲的我，對于法律基本沒有太多的認識。
回想起來，當時塑造我法律觀的主要是公審大會，犯人遊街示衆。
少年的我根本沒有人權保障的觀念，隻是覺得法律就是打擊犯罪的工具，偶爾看到五花大綁遊街的犯人會覺得他們既可恨，又可憐。
當然，還有一個關于法律的印象就是當時看的一個港劇《法外情》，劉德華演一個年輕律師，為一名被誣告的老妓女辯護，但由始至終也不知道這個女的其實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當時，我就覺得做律師，戴假發、穿法袍很帥，幫助窮人伸張正義很令人向往。
進入大學，我開始慢慢理解法律的意義。
法律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專業，在最早的大學裡隻有三個專業，神學、醫學和法學。
當一個人的靈魂出了問題，他需要神學；當身體出了狀況，需要醫學；而當社會出現了問題，那就需要法學。
可見，法律最重要的作用是為了解決社會的問題，維護社會秩序。
但是，法律本身是一種悖論性的存在，它一方面要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異化為破壞社會的力量。
我所研究的領域是刑法，尤其體現了這種看似矛盾的悖論。
一方面它是通過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來維護社會秩序，輕則剝奪公民的财産、重則剝奪自由甚至生命；另一方面，對于懲罰犯罪的國家權力又要加以最為嚴格的限制。
一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過污染的水流，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卻污染了水源。
”如果懲罰犯罪的權力不受限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悲劇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我是一個書齋裡的法律人，真正在法律工作一線的，是我在法考課堂上的學生們。
我要通過我的課堂、我的學生，才能一點點走近自己的夢想。
我教書的政法大學，老校區面積很小，是一個小而美的校園。
從東門進去，右拐就可以看到一塊石碑，上面有老校長江平[121]先生所寫的“法治天下”四個字。
每當看到這四個字，就讓我感到激動與平靜，忘卻暫時的疲乏與怠惰。
你所有的夢想，你所有對人生的一些遠大規劃，都會煙消雲散的，都隻是一個笑話而已，隻是當時你會做出不同的解讀。
陳：越是這種驚險當中，你仍然運氣好，說明命運就是把你選擇了。
羅：那個時候依然是在狂妄的道路上一路狂奔，覺得所有的運氣好都隻是加持了你的狂妄。
就是你應該這麼狂，你值得這麼狂。
所有的碎片化拼出的一個圖景，形成了你對它的認識，但有可能你拼錯了。
你拼出了一個錯誤的畫，把頭和腳拼錯了。
剛開始上講台的時候非常地狂妄，我覺得這個考試是一個非常低端的考試，很容易、輕輕松松就能過的，很狂妄，懶得搭理人，而且自認為也看了一些書。
所以有的時候能夠把對方說得啞口無言我也很開心。
陳：辯論的時候必須當那個最終的赢者？ 羅：對啊，就有這種心理，就是咄咄逼人。
陳：所以那時候是雖然很狂妄，很有優越感，但内心深處并不是很幸福的感覺？ 羅：不快樂，覺得自己是一個很虛僞的人，是一個很僞善的人。
你總是瞧不起你自己，這是很内在的一個沖突。
于是就仔細去回想這一生中所遇到的很多經曆，很多重要時刻，你才恍然大悟，原來你就是一個很渺小的人。
陳：這個過程很痛苦嗎？ 羅：很痛苦，因為它相當于整個人生觀、世界觀的一個根本性的轉向。
有的時候，回憶并不是令人愉快的一些事情。
确實非常地感恩，有很多事情不斷地提醒你，人應該謙虛，人應該謙卑，人應該走出自己自大、自戀，那種偏見的洞穴。
陳：至今想到那時候會是什麼感覺？就是你人生中的一個分水嶺嗎？ 羅：應該算，至少比我2020年莫名其妙走到聚光燈下要重要得多。
陳：那你那一年，在外人看起來精神狀态是什麼樣？ 羅：會覺得你有變化了。
首先你不再愛參加聚會了，你聚會中也不再愛高談闊論了，喝酒也明顯喝少了。
陳：那還是像變了個人似的。
羅：稍微變了，大家覺得你沒有以前那麼有趣了。
陳：那你自己心裡呢？ 羅：我心裡覺得很有趣。
最重要的是做你覺得正确的事情，最重要的是你聽不到内心對你的抱怨，最重要的是多年以後的你能夠看得起現在的你。
法考課堂 羅：我上課有的時候會講一些段子，但是幽默不是為了幽默而幽默，而是為了讓大家感受到背後故事的沉重。
陳：其實講法考沒必要講這麼多東西啊。
羅：如果我們隻需要培養出技術主義的人才，似乎沒有必要。
但是我始終是覺得，他們要去思考：“我為什麼要從事法律職業？”“法律職業真的隻是我的謀生的工具嗎？”“能不能夠有一些更宏大的支撐？”“能不能夠跟人類千百年來關于法治的傳承的這根電線來接通呢？”我想告訴他們意義，讓他們知道投入那麼多的時間，那麼多的精力是值得的。
有一次去看守所會見的時候，看守所的民警說“我看過你的講座”，也有一些警察朋友、檢察官朋友、法官朋友會給我發信，說我當時講的一些東西深深地鼓勵了他們。
我相信這些東西會讓他們去思考，人類為什麼會有法律，我們為什麼需要法治，讓他們心中能夠長出這種根。
陳：後來是法律界以外的年輕人們也都看了。
羅：所以很感恩嘛，确實很感恩，我總是會跟十七八歲的人在一起，從他們身上能夠看到熱情，能夠看到希望。
然後你在年輕人的話語中，也會學到很多新的話語體系。
陳：您現在對未來有什麼終極的目标或者夢想？ 羅：過好每一天，演好當下的劇本，朝着心中的标杆去前進。
陳：每一天都過得踏實。
羅：對。
人要做到不清高、不矯情、不抱怨。
陳：當時穿越了那個最迷茫和困惑的時候，慢慢就好像找到了這個光的感覺，是嗎？人就踏實下來，就有這樣一個過程？ 羅：對啊，就是在黑夜中看到了微光，你就朝着微光的方向走過去，雖然有的時候你會懷疑是不是走錯了。
但是所有的懷疑都是為了确信。
陳：可能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在非常大的競争中面臨這樣的困惑：我得赢，我需要找到非常多可以赢的辦法。
以前老說的“我要忠于我自己”，現在要妥協非常多的事情，我要避免被淘汰。
你會怎麼樣跟學生說這些事情？ 羅：那就是如何過看起來好的一生。
你就要定義什麼叫做“好”。
這個世界上有太多關于好的标準。
good如果加個s就變成了goods，就變成了商品。
做一件事情最重要的就是賺錢嗎？什麼叫好醫生？賺錢就是好醫生。
什麼是好老師？賺錢就是好老師。
什麼是好記者？賺錢就是好記者。
這樣做，那一切職業分工沒有意義了。
你要去尋找什麼叫good，然後你才可以去過good的一生，你才可以避免随波逐流，你内心才會擁有一種笃定，你才會拒絕跟别人去攀比，也拒絕被别人所攀比。
陳：甚至是一輩子都要去追尋那個good的定義是什麼。
羅：對。
我們要對焦，但你的對焦點太多了，你能對焦到一個good嗎？ 陳：在這個流量的時代，人突然站在流量的橋頭，然後流量可能再過一陣，又會退去的時候，人會有震蕩嗎？ 羅：那肯定會有。
陳：你怕被忘了嗎？ 羅：我覺得被忘了是一個必然，還是愛比克泰德所說的“對于不可控的事情，我們保持樂觀；對于可控的事情，我們保持謹慎”。
可控的事情，就是你現在有一些小小的影響，你别濫用，别得意忘形。
對于不可控的事情，你抱着樂觀的心，接受一個開放性的選項。
陳：你最希望被記住的，如果說隻有一個身份能被記住，是什麼？ 羅：老師。
如何做一個稱職的老師？ 2020年11月，得到大學開學典禮演講 講這個題目之前，我扪心自問是不是一名稱職的老師，發現内心并沒有這種笃定。
雖然當了近20年的法學老師，也曾經得到過一些榮譽，比如我最看重的是校内“最受本科生歡迎的十位教師”。
但是，我也時常懷疑自己是否是一位稱職的老師。
所以今天，我隻是想和大家一起來探讨這個問題：“從事一份職業，到底怎樣才算稱職？”我想跟大家分享，對我的教師生涯影響很大的三個時刻。
第一個，我想先說說怎麼當上老師的。
我從1999年讀研究生期間就開始講課，當時是講自考，目的主要是為了補貼生活費，從那時開始，父母基本上就不再給我生活費了。
但是，我做老師有個障礙。
我從小很害怕在人面前說話，剛開始來北京的時候，普通話說得也不好，經常被人嘲笑，比如“劉奶奶喝牛奶”。
而且，我還說話結巴，當時一開口就自卑。
關于結巴的原因，有種說法是，結巴的人思考速度快于語言表達。
但是隻要我站上講台，結巴就會好一些，當我說普通話時，可能頭腦中有一個轉碼過程，這樣思考速度就和語言表達同步了。
備課的時候，我會寫講稿，把要講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案例都寫出來，甚至連“下課了”三個字都要寫出來。
熟能生巧，講得多了，自然就熟悉了。
其實人類所有的成就，靠的都是艱辛的努力。
我在講課這件事上得到了正反饋，學生喜歡聽我的課，這給我很大的鼓勵。
反正，我現在講普通話的速度，跟家鄉話區别不大了。
你看，我開始做老師的目的一點都不性感，沒有什麼偉大感召，就是為了賺生活費，還有治結巴，就是這麼卑微的出發點。
卑微的起點會促使你開始一件事，但是讓你堅持下來的，一定是熱情和使命。
這就要說起，對于我教師生涯，第二個重要的時刻。
大家知道我，是因為B站上的視頻，那些視頻是我在進行法律職業資格的輔導培訓。
我在讀博士期間就在外從事這個工作，至今已經快十七個年頭。
當時去講課的直接目的還是很卑微，就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
曾經有一段時間，我的家人患病，需要大筆的治療費用。
僅憑我在學校教書的收入，無法支付昂貴的醫療費。
那個時候，我拼命講課，然後把賺來的錢趕緊投入治療。
講了十年之後，厭倦了，身體也疲憊了，關鍵是，我覺得輔導培訓也不入學界主流，所以想告别這個課堂。
後來，有一位朋友，跟我說了一段話。
他說：“如果你真的想傳播法治的理念，也許這個舞台比學校的受衆更多，每年有幾十萬的人要參加法考，這些人真正願意花時間去學習法律，他們當中的大部分人會從事法律職業，他們是法治建設最直接的力量。
” “你為什麼不願意去影響他們呢？” 這個問題，打中了我。
我到底為什麼要講課？是為了在學術界獲得一個位置，還是因為在這個講台能夠點燃自己的熱情，擁有自己的使命？ 和很多人一樣，我大學的專業是父母指定的，十七歲的我，對于法律基本沒有太多的認識。
回想起來，當時塑造我法律觀的主要是公審大會，犯人遊街示衆。
少年的我根本沒有人權保障的觀念，隻是覺得法律就是打擊犯罪的工具，偶爾看到五花大綁遊街的犯人會覺得他們既可恨，又可憐。
當然，還有一個關于法律的印象就是當時看的一個港劇《法外情》，劉德華演一個年輕律師，為一名被誣告的老妓女辯護，但由始至終也不知道這個女的其實是自己的親生母親。
當時，我就覺得做律師，戴假發、穿法袍很帥，幫助窮人伸張正義很令人向往。
進入大學，我開始慢慢理解法律的意義。
法律是人類社會最古老的專業，在最早的大學裡隻有三個專業，神學、醫學和法學。
當一個人的靈魂出了問題，他需要神學；當身體出了狀況，需要醫學；而當社會出現了問題，那就需要法學。
可見，法律最重要的作用是為了解決社會的問題，維護社會秩序。
但是，法律本身是一種悖論性的存在，它一方面要維護社會秩序，另一方面又要防止維持社會秩序的力量異化為破壞社會的力量。
我所研究的領域是刑法，尤其體現了這種看似矛盾的悖論。
一方面它是通過最嚴厲的懲罰措施來維護社會秩序，輕則剝奪公民的财産、重則剝奪自由甚至生命；另一方面，對于懲罰犯罪的國家權力又要加以最為嚴格的限制。
一如培根所言：“一次犯罪不過污染的水流，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卻污染了水源。
”如果懲罰犯罪的權力不受限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悲劇就會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
我是一個書齋裡的法律人，真正在法律工作一線的，是我在法考課堂上的學生們。
我要通過我的課堂、我的學生，才能一點點走近自己的夢想。
我教書的政法大學，老校區面積很小，是一個小而美的校園。
從東門進去，右拐就可以看到一塊石碑，上面有老校長江平[121]先生所寫的“法治天下”四個字。
每當看到這四個字，就讓我感到激動與平靜，忘卻暫時的疲乏與怠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