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性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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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罪中的同意問題”這方面的研究，到現在快20年了。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呢？因為那段時間社會上出現了一系列跟性侵有關的熱點案件，社會公衆跟法律界之間産生了巨大的割裂，于是這就讓我開始去反思。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接觸到了女權主義法學的一些觀念，這些觀念讓我感到非常震撼，甚至可以用振聾發聩來形容。
1984年，女權主義法學家麥金農（CatharineAliceMacKinnon）說過這樣一句話：“人類社會一切兩性之間的性行為全都是強奸。
”因為在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下，女性根本無法給予自主的同意，一切的同意不過是虛與委蛇。
這句話真的太刺耳了，但是刺耳讓我開始反思自己對于性侵犯罪是否存在偏見。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偏見之中，我們有出身的偏見、種族的偏見、地域的偏見、性别的偏見，而法律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在各種偏見中尋找一種平衡之道，在各種對立的利益中尋找出一種合乎中道的恰如其分。
違背意志與不同意 在我國刑法中，性侵犯罪包括很多犯罪，主要有強奸罪、強制猥亵罪、侮辱罪、猥亵兒童罪。
性侵犯罪中的核心問題，其實是不同意問題。
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使用的是“違背意志”這個說法。
“強奸”是“違背婦女意志與其發生關系”。
不難發現，“違背意志”更多地帶有心理學的成分，與法律所談的規範性是不一樣的。
多年以前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件。
一個農婦提着一籃子雞蛋去感謝大夫，因為大夫治好了她丈夫多年的頑疾。
但是大夫一看說：“我還缺雞蛋嗎？你如果真的想感謝我，來點實際的好不好？”農婦問：“那怎麼感謝你？”大夫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農婦說：“我也不是随便的人，但是沒辦法，畢竟你治好了我的丈夫，隻此一次，下不為例。
”在這個案件中，有沒有違背女方的意志呢？我想可能是違背了。
但她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似乎她是同意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在刑法中，應該使用更為規範的概念“不同意”，而不要再使用心理學上的概念“違背意志”。
在人類生活中，比如性交易案件中，性工作者在接客的時候似乎也是違背意志的，但是在法律中依然認為是同意的。
同意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作為法律人，我們眼中永遠隻有價值問題，沒有純粹的事實問題，或者說你根本找不到一個沒有價值判斷的事實問題。
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同學說，從出生時開始。
到什麼時候結束？到死亡時結束。
那什麼又叫出生呢？有很多種學說，有陣痛說，有脫離母體說，有全部露出說，有部分露出說，不同的學說得出的結論不一樣。
人的結束、死亡同樣有價值判斷，有心髒停止跳動說，有腦死亡說。
所有的法律概念都存在價值判斷，同意也一樣，它要承載體現法律所倡導的公平和正義。
最大限度反抗标準 在世界範圍内，關于不同意的标準大緻有四種立場。
第一種立場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立場，叫“最大限度反抗标準”。
2016年，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有一個法官因為言語不當，最後被撤職。
當時他對當事人是這麼說的：“你怎麼可能被強奸呢？夾緊腿就不會被強奸。
”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偏見存在于很多人的内心深處，很多人都覺得如果你極力地反抗，怎麼可能被強奸呢？所以無論中外，最大限度反抗标準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種主流立場。
在很長一段時間，女性并沒有獨立的人格地位，她隻是丈夫或者父親的一種财産，貞操被認為是高于生命權的。
在這種背景下，女性為了表明她的不同意，必須進行最大限度的反抗。
這種最大限度的反抗可能是身體上的極力阻擋，或者是衣服上的撕裂。
如果沒有進行這種最大限度的反抗，在法律中就要被認為是同意。
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法律中是存在通奸罪的，最高刑是死刑。
通奸是男女同罪的，而強奸隻有男性構成犯罪，在當時的背景下，司法人員非常害怕本來是通奸的女性，為了讓自己不承擔責任，而把罪責往男性身上推。
所以在普通法系有着黑爾爵士的著名警告：“強奸是一種很容易被指控，但很難被證明，被告也很難抗辯的案件。
”這句話的本土化表達，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自古奸出婦人口”。
1906年，美國威斯康星州有一個著名的布朗案（Brownv.State）。
16歲的小姑娘在去祖母家的路上，被20歲的鄰居布朗絆倒在地，布朗強壓在她身上，用手捂住她。
她拼命大叫，拼命想爬起來，最後還是被性侵。
法官受理案件後，認為小姑娘根本沒有表達出自己的不同意，因為她沒有進行最大限度的身體反抗，因此認為被告是無罪的。
但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也随着通奸罪的廢除，強奸罪不再被認為是一種侵犯風俗的犯罪，而被認為是一種侵犯女性性自治權的犯罪，于是“最大限度反抗标準”開始過渡到“合理反抗标準”。
合理反抗标準 “合理反抗标準”不再要求女性進行最大限度的身體反抗，她隻要進行合理的反抗就可以表示不同意。
經典案件是1979年美國紐約州的電梯強奸案（Peoplev.Dorsey），被害人41歲，身高1米52，下午6點下班的時候回到自己所住的公寓。
在電梯間她碰到了被告道舍，15歲，身高1米72，重90公斤。
兩人身體力量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
道舍控制電梯停在了樓層的夾層，然後讓這位女性把衣服脫了。
她當時呆了一下，然後道舍呵斥“脫衣服”，她就把衣服脫了，全程沒有反抗，道舍也沒有使用身體上的暴力威脅。
唯一的威脅是事成之後，道舍對女方說：“你别報警，如果報警，小心我的兄弟來修理你。
” 法官在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就覺得，雙方體形相差懸殊，而且在電梯這樣密閉的空間，女方是孤立無援的，所以女方沒有反抗是合理的，這就是所謂的合理反抗标準。
但什麼是合理呢？合理反抗是用男性的标準來要求女性，還是用女性的标準來要求女性呢？哭泣和拒絕是不是一種合理反抗呢？男女是平等的，但是男女在生理、心理上可能又有不同。
随着女權主義法學的突飛猛進，在很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強奸罪這個罪名本身就是對男尊女卑文化的一種認可，它認可了男性在性行為中的積極主動和女性的消極被動，覺得這是一種偏見。
無論是中文“強奸罪”還是英文“Rape”，他們都認為這個罪預設了女性是被害人。
所以女權主義者們主張一種性别中立主義的立法，把“強奸罪”修改為沒有性别特點的“性侵犯罪”“性攻擊罪”，以及“犯罪性性行為罪”。
表面上大家會發現，這确實是為了尊重女性的權益，但是如果完全采取性别中立主義立法的話，那我們也就可以對男性和女性采取同樣的标準，它導緻的後果可能不一定是對女性有利的。
我國也采取了性别中立主義立法的某些成果，一個突出的體現就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把“強制猥亵、侮辱婦女罪”修改成“強制猥亵、侮辱罪”，也就是男性也可以是侮辱的對象。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讀法條，會發現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法條文的表達是強制猥亵他人，“他”既包括男的又包括女的，但是侮辱的背後依然是婦女，也就是說猥亵的對象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但是侮辱的對象依然是女性，而不能是男性。
比如張三跟女生吵架，把她上衣扯了下來，構成強制侮辱。
但是張三和男生吵架，把他上衣扯下來，就不構成強制侮辱。
我想說的是，性别中立主義立法，在很大程度上隻具有一種符号作用，因為即便采取性别中立主義立法的美國，統計數據顯示，性侵犯罪的被害人九成以上，甚至99%都是女性。
所以性侵犯罪是一類非常獨特的犯罪，它是人類中的一性對另一性的欺淩。
因此，我們在理解不同意問題的時候，一定要開啟女性視野，法律不能用男性的标準來要求女性。
雖然男女有别，但是合理的區别對待，也是法律正義的一種表達。
不等于不标準 時代推動不同意的标準進化出第三種類型，叫“不等于不标準”，就是“NoMeansNo”，說“不”就意味着不同意。
1992年，美國發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震驚的案件。
威爾森是一位25歲的女藝術家，有一天晚上被告瓦爾德破門而入，欲行不軌，這個女孩子就逃到了浴室。
瓦爾德把浴室的門給砸了，對威爾森實施了性侵。
在性侵之前威爾森對瓦爾德說：“你能不能夠戴上安全套？”男的同意了。
審理案件的法官認為，因為威爾森讓瓦爾德戴上安全套，這就表明她對性行為是同意的，所以最終認為男方無罪。
這個案件震驚了世界，很多男性可能内心深處都認為女方說“不”，隻是一種象征性反抗，女方說“不”，隻是半推半就。
但是女權主義者認為，這樣一種偏見是否合理呢？如果一個人已經明确說了“不”，你為什麼不能尊重她語言的表達呢？ 所以法律慢慢地開始革新，人們開始認為，即便一個男性真誠地認為，“不等于是”，法律也要抛棄這種花花公子式的哲學。
你必須要為你的偏見付出代價，說“不”就意味着“不”，“NoMeansNo”。
這種觀點在1991年的拳王泰森強奸華盛頓案中得到體現。
有一次，泰森給選美比賽當評委，最後評出的選美小姐是18歲的德斯雷·華盛頓。
選美比賽結束之後，泰森就邀請華盛頓共進晚餐，雙方吃了一頓豪華大餐，然後在泰森的豪車上兜風，在車裡泰森跟華盛頓有過親吻行為。
淩晨，到了泰森下榻的酒店，泰森邀請華盛頓到房間坐會。
華盛頓同意了，雙方坐一起看了很久的電視。
過一會兒，華盛頓去洗手間，出來的時候泰森脫光了衣服，強行和華盛頓發生關系。
自始至終泰森并沒有強烈的身體暴力，女方也沒有明顯的身體反抗。
但是證詞顯示女方有語言上的拒絕，泰森無視華盛頓的哀求，和華盛頓發生了性行為。
事發之後女方立即到醫院去做檢查，并在三天之内向警察報案，控訴泰森性侵。
泰森申辯道，華盛頓和他吃飯，坐他的車，和他親吻，淩晨還進房間一起看電視，這不就是同意嗎？但最後法官認為，女方已經明顯在語言上說了“不”，根據不等于不标準，女性的語言應該受到尊重，因為她是一個理性的人，當她說了“不”，你的行為就過界了，你就應該停止。
即便你真誠地認為說“不”意味着“是”，這也隻是一種偏見。
語言或哭泣這些消極反抗，應該被視為一種合理的反抗，這是不等于不标準。
肯定性同意标準 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更為新穎的标準，叫“肯定性同意标準”。
如果說“不等于不标準”是“NoMeansNo”，那“肯定性同意标準”就是“YesMeansYes”，隻有表達肯定性的同意才能在法律上被視為同意，而沉默則要被視為一種拒絕的意思表示。
“肯定性同意标準”比“不等于不标準”的打擊面要更寬一些。
我曾經碰到過一個案件，有一個職業培訓學校的學生學習壓力很大，一男一女就談戀愛了，用戀愛來對抗枯燥的學習。
談了一個月之後，女生發現不能再談下去了，再談下去肯定考不過，所以決定分手。
雙方跟平常一樣約會、吃飯、看電影。
結束時，女生對男生說：“我們分手吧，好好學習考完試，有緣再談。
” 男生一下都懵了，一宿沒睡，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就開車去女生宿舍，把女生叫了下來，一把拽到車裡，然後開到一個偏僻的地方。
那時候是夏天，男生隻穿了一條短褲，他把褲頭一扯，然後把女生的裙子也扯下來了。
女生一個耳光打過去，罵他臭流氓。
男生被打醒了，給女生跪下，說對不起，不停道歉。
問題是，男生構成犯罪嗎？這個案件的關鍵，就是在區分“犯罪中止”和“求歡未成”兩組概念。
如果我們采取肯定性同意标準，隻有女方說“是”才表達同意，而沉默要被視為一種拒絕的意思。
那麼在這個案件裡，男方的性質就是在強奸的過程中、在犯罪的過程中自願放棄，屬于犯罪中止。
雖然法律規定，犯罪中止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但是在檔案上他依然要被記載是犯罪分子，是受過刑事處罰的人，不可能再從事很多職業。
男生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也就沒有必要再參加職業考試了。
事實上，女生最後也沒參加考試，她當時隻是想吓吓他，也不想讓他真去坐牢的。
假如我們采取不等于不标準，隻有女方說了“不”才表達她的不同意，在沒有說“不”之前，隻是一種人類的交往活動，那麼這個案件就是求歡未成，可能屬于交往不當的行為，但是沒有上升到犯罪領域。
所以，采取肯定性同意标準，是不是有一點打擊過度呢？張三和李四談戀愛，然後張三趁李四不注意“啪”親了一口，按照肯定性同意标準就屬于強制猥亵，女方都沒有表達肯定性的同意，你居然親她！ 肯定性同意标準當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它更多地指向一種道德上的自律。
從道德的角度來說，你想要親吻對方是要征求對方同意的，甚至你牽手都要問過對方。
但是，刑法隻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所以在認定性侵犯罪的時候，我們主要采取的是不等于不标準。
但在迷奸案件中，當女方喝多了，人事不省，她根本不可能說“不”了，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采取肯定性同意标準的。
新的合理反抗标準 人類事務真是太複雜了，我們很難用一個标準解決所有問題，很多時候是多個标準糾纏在一起。
我認為我們可以把“不等于不标準”和“肯定性同意标準”合二為一，我把它稱之為“新的合理反抗标準”。
我國的司法解釋規定，在判斷女方不同意時，主要依據反抗，判斷男方是否采取了暴力威脅或其他方法，使得女方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和不敢反抗。
而這裡的不能、不知和不敢，其實我覺得也就是新的合理反抗标準。
總之，在理解不同意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開啟男性視野。
因為強奸罪絕大多數的被害人都是女性，所以一定要從女性的角度去思考什麼叫做“不同意”。
性同意年齡 性同意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同意年齡。
“同意”跟理性能力是有關的，如果你根本沒有理性的能力，你也談不上同意。
這就是為什麼和小朋友或精神病人發生性行為肯定是構成強奸的，因為他沒有同意的能力。
在關于性同意年齡的問題上，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哲學立場：一種是自由主義，一種是家長主義。
自由主義認為應該降低同意年齡，甚至沒有必要設同意年齡，因為設定同意年齡其實就限制了幼女的性自由，就沒有人敢和她發生關系了。
與此相對的立場是家長主義。
家長主義認為很多時候法律要像家長一樣，對個人自由進行必要的約束，這種約束是為了你好，如果自由不受限制，一定會導緻強者對弱者的剝削。
我們知道，人的生理與心理發展有可能是不同步的，一個人可能身體發育成熟，但是在心理上完全還是懵懂無知。
尤其是當下，身體發育早于心理發育的這部分孩子，最容易成為年長男性剝削的對象。
所以，世界各國的一個普遍的做法是提高性同意年齡，避免幼女、少女成為男性剝削的對象。
但是同意年齡應該如何設置呢？世界範圍内關于同意年齡有兩
當時為什麼會選擇這個題目呢？因為那段時間社會上出現了一系列跟性侵有關的熱點案件，社會公衆跟法律界之間産生了巨大的割裂，于是這就讓我開始去反思。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接觸到了女權主義法學的一些觀念，這些觀念讓我感到非常震撼，甚至可以用振聾發聩來形容。
1984年，女權主義法學家麥金農（CatharineAliceMacKinnon）說過這樣一句話：“人類社會一切兩性之間的性行為全都是強奸。
”因為在男女不平等的情況下，女性根本無法給予自主的同意，一切的同意不過是虛與委蛇。
這句話真的太刺耳了，但是刺耳讓我開始反思自己對于性侵犯罪是否存在偏見。
我們每個人都生活在偏見之中，我們有出身的偏見、種族的偏見、地域的偏見、性别的偏見，而法律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在各種偏見中尋找一種平衡之道，在各種對立的利益中尋找出一種合乎中道的恰如其分。
違背意志與不同意 在我國刑法中，性侵犯罪包括很多犯罪，主要有強奸罪、強制猥亵罪、侮辱罪、猥亵兒童罪。
性侵犯罪中的核心問題，其實是不同意問題。
但是在我國的司法實踐中，長期以來使用的是“違背意志”這個說法。
“強奸”是“違背婦女意志與其發生關系”。
不難發現，“違背意志”更多地帶有心理學的成分，與法律所談的規範性是不一樣的。
多年以前有一個非常經典的案件。
一個農婦提着一籃子雞蛋去感謝大夫，因為大夫治好了她丈夫多年的頑疾。
但是大夫一看說：“我還缺雞蛋嗎？你如果真的想感謝我，來點實際的好不好？”農婦問：“那怎麼感謝你？”大夫說：“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農婦說：“我也不是随便的人，但是沒辦法，畢竟你治好了我的丈夫，隻此一次，下不為例。
”在這個案件中，有沒有違背女方的意志呢？我想可能是違背了。
但她是同意還是不同意呢？似乎她是同意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在刑法中，應該使用更為規範的概念“不同意”，而不要再使用心理學上的概念“違背意志”。
在人類生活中，比如性交易案件中，性工作者在接客的時候似乎也是違背意志的，但是在法律中依然認為是同意的。
同意不是一個單純的事實問題，而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在某種意義上，作為法律人，我們眼中永遠隻有價值問題，沒有純粹的事實問題，或者說你根本找不到一個沒有價值判斷的事實問題。
人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同學說，從出生時開始。
到什麼時候結束？到死亡時結束。
那什麼又叫出生呢？有很多種學說，有陣痛說，有脫離母體說，有全部露出說，有部分露出說，不同的學說得出的結論不一樣。
人的結束、死亡同樣有價值判斷，有心髒停止跳動說，有腦死亡說。
所有的法律概念都存在價值判斷，同意也一樣，它要承載體現法律所倡導的公平和正義。
最大限度反抗标準 在世界範圍内，關于不同意的标準大緻有四種立場。
第一種立場是人類最古老的一種立場，叫“最大限度反抗标準”。
2016年，新澤西州最高法院有一個法官因為言語不當，最後被撤職。
當時他對當事人是這麼說的：“你怎麼可能被強奸呢？夾緊腿就不會被強奸。
”我們會發現，這樣的偏見存在于很多人的内心深處，很多人都覺得如果你極力地反抗，怎麼可能被強奸呢？所以無論中外，最大限度反抗标準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一種主流立場。
在很長一段時間，女性并沒有獨立的人格地位，她隻是丈夫或者父親的一種财産，貞操被認為是高于生命權的。
在這種背景下，女性為了表明她的不同意，必須進行最大限度的反抗。
這種最大限度的反抗可能是身體上的極力阻擋，或者是衣服上的撕裂。
如果沒有進行這種最大限度的反抗，在法律中就要被認為是同意。
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法律中是存在通奸罪的，最高刑是死刑。
通奸是男女同罪的，而強奸隻有男性構成犯罪，在當時的背景下，司法人員非常害怕本來是通奸的女性，為了讓自己不承擔責任，而把罪責往男性身上推。
所以在普通法系有着黑爾爵士的著名警告：“強奸是一種很容易被指控，但很難被證明，被告也很難抗辯的案件。
”這句話的本土化表達，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自古奸出婦人口”。
1906年，美國威斯康星州有一個著名的布朗案（Brownv.State）。
16歲的小姑娘在去祖母家的路上，被20歲的鄰居布朗絆倒在地，布朗強壓在她身上，用手捂住她。
她拼命大叫，拼命想爬起來，最後還是被性侵。
法官受理案件後，認為小姑娘根本沒有表達出自己的不同意，因為她沒有進行最大限度的身體反抗，因此認為被告是無罪的。
但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也随着通奸罪的廢除，強奸罪不再被認為是一種侵犯風俗的犯罪，而被認為是一種侵犯女性性自治權的犯罪，于是“最大限度反抗标準”開始過渡到“合理反抗标準”。
合理反抗标準 “合理反抗标準”不再要求女性進行最大限度的身體反抗，她隻要進行合理的反抗就可以表示不同意。
經典案件是1979年美國紐約州的電梯強奸案（Peoplev.Dorsey），被害人41歲，身高1米52，下午6點下班的時候回到自己所住的公寓。
在電梯間她碰到了被告道舍，15歲，身高1米72，重90公斤。
兩人身體力量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
道舍控制電梯停在了樓層的夾層，然後讓這位女性把衣服脫了。
她當時呆了一下，然後道舍呵斥“脫衣服”，她就把衣服脫了，全程沒有反抗，道舍也沒有使用身體上的暴力威脅。
唯一的威脅是事成之後，道舍對女方說：“你别報警，如果報警，小心我的兄弟來修理你。
” 法官在這個案件的審理過程中就覺得，雙方體形相差懸殊，而且在電梯這樣密閉的空間，女方是孤立無援的，所以女方沒有反抗是合理的，這就是所謂的合理反抗标準。
但什麼是合理呢？合理反抗是用男性的标準來要求女性，還是用女性的标準來要求女性呢？哭泣和拒絕是不是一種合理反抗呢？男女是平等的，但是男女在生理、心理上可能又有不同。
随着女權主義法學的突飛猛進，在很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強奸罪這個罪名本身就是對男尊女卑文化的一種認可，它認可了男性在性行為中的積極主動和女性的消極被動，覺得這是一種偏見。
無論是中文“強奸罪”還是英文“Rape”，他們都認為這個罪預設了女性是被害人。
所以女權主義者們主張一種性别中立主義的立法，把“強奸罪”修改為沒有性别特點的“性侵犯罪”“性攻擊罪”，以及“犯罪性性行為罪”。
表面上大家會發現，這确實是為了尊重女性的權益，但是如果完全采取性别中立主義立法的話，那我們也就可以對男性和女性采取同樣的标準，它導緻的後果可能不一定是對女性有利的。
我國也采取了性别中立主義立法的某些成果，一個突出的體現就是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把“強制猥亵、侮辱婦女罪”修改成“強制猥亵、侮辱罪”，也就是男性也可以是侮辱的對象。
但是如果你仔細去讀法條，會發現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因為法條文的表達是強制猥亵他人，“他”既包括男的又包括女的，但是侮辱的背後依然是婦女，也就是說猥亵的對象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但是侮辱的對象依然是女性，而不能是男性。
比如張三跟女生吵架，把她上衣扯了下來，構成強制侮辱。
但是張三和男生吵架，把他上衣扯下來，就不構成強制侮辱。
我想說的是，性别中立主義立法，在很大程度上隻具有一種符号作用，因為即便采取性别中立主義立法的美國，統計數據顯示，性侵犯罪的被害人九成以上，甚至99%都是女性。
所以性侵犯罪是一類非常獨特的犯罪，它是人類中的一性對另一性的欺淩。
因此，我們在理解不同意問題的時候，一定要開啟女性視野，法律不能用男性的标準來要求女性。
雖然男女有别，但是合理的區别對待，也是法律正義的一種表達。
不等于不标準 時代推動不同意的标準進化出第三種類型，叫“不等于不标準”，就是“NoMeansNo”，說“不”就意味着不同意。
1992年，美國發生了一件非常令人震驚的案件。
威爾森是一位25歲的女藝術家，有一天晚上被告瓦爾德破門而入，欲行不軌，這個女孩子就逃到了浴室。
瓦爾德把浴室的門給砸了，對威爾森實施了性侵。
在性侵之前威爾森對瓦爾德說：“你能不能夠戴上安全套？”男的同意了。
審理案件的法官認為，因為威爾森讓瓦爾德戴上安全套，這就表明她對性行為是同意的，所以最終認為男方無罪。
這個案件震驚了世界，很多男性可能内心深處都認為女方說“不”，隻是一種象征性反抗，女方說“不”，隻是半推半就。
但是女權主義者認為，這樣一種偏見是否合理呢？如果一個人已經明确說了“不”，你為什麼不能尊重她語言的表達呢？ 所以法律慢慢地開始革新，人們開始認為，即便一個男性真誠地認為，“不等于是”，法律也要抛棄這種花花公子式的哲學。
你必須要為你的偏見付出代價，說“不”就意味着“不”，“NoMeansNo”。
這種觀點在1991年的拳王泰森強奸華盛頓案中得到體現。
有一次，泰森給選美比賽當評委，最後評出的選美小姐是18歲的德斯雷·華盛頓。
選美比賽結束之後，泰森就邀請華盛頓共進晚餐，雙方吃了一頓豪華大餐，然後在泰森的豪車上兜風，在車裡泰森跟華盛頓有過親吻行為。
淩晨，到了泰森下榻的酒店，泰森邀請華盛頓到房間坐會。
華盛頓同意了，雙方坐一起看了很久的電視。
過一會兒，華盛頓去洗手間，出來的時候泰森脫光了衣服，強行和華盛頓發生關系。
自始至終泰森并沒有強烈的身體暴力，女方也沒有明顯的身體反抗。
但是證詞顯示女方有語言上的拒絕，泰森無視華盛頓的哀求，和華盛頓發生了性行為。
事發之後女方立即到醫院去做檢查，并在三天之内向警察報案，控訴泰森性侵。
泰森申辯道，華盛頓和他吃飯，坐他的車，和他親吻，淩晨還進房間一起看電視，這不就是同意嗎？但最後法官認為，女方已經明顯在語言上說了“不”，根據不等于不标準，女性的語言應該受到尊重，因為她是一個理性的人，當她說了“不”，你的行為就過界了，你就應該停止。
即便你真誠地認為說“不”意味着“是”，這也隻是一種偏見。
語言或哭泣這些消極反抗，應該被視為一種合理的反抗，這是不等于不标準。
肯定性同意标準 現在又出現了一種更為新穎的标準，叫“肯定性同意标準”。
如果說“不等于不标準”是“NoMeansNo”，那“肯定性同意标準”就是“YesMeansYes”，隻有表達肯定性的同意才能在法律上被視為同意，而沉默則要被視為一種拒絕的意思表示。
“肯定性同意标準”比“不等于不标準”的打擊面要更寬一些。
我曾經碰到過一個案件，有一個職業培訓學校的學生學習壓力很大，一男一女就談戀愛了，用戀愛來對抗枯燥的學習。
談了一個月之後，女生發現不能再談下去了，再談下去肯定考不過，所以決定分手。
雙方跟平常一樣約會、吃飯、看電影。
結束時，女生對男生說：“我們分手吧，好好學習考完試，有緣再談。
” 男生一下都懵了，一宿沒睡，第二天天還沒有亮，就開車去女生宿舍，把女生叫了下來，一把拽到車裡，然後開到一個偏僻的地方。
那時候是夏天，男生隻穿了一條短褲，他把褲頭一扯，然後把女生的裙子也扯下來了。
女生一個耳光打過去，罵他臭流氓。
男生被打醒了，給女生跪下，說對不起，不停道歉。
問題是，男生構成犯罪嗎？這個案件的關鍵，就是在區分“犯罪中止”和“求歡未成”兩組概念。
如果我們采取肯定性同意标準，隻有女方說“是”才表達同意，而沉默要被視為一種拒絕的意思。
那麼在這個案件裡，男方的性質就是在強奸的過程中、在犯罪的過程中自願放棄，屬于犯罪中止。
雖然法律規定，犯罪中止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但是在檔案上他依然要被記載是犯罪分子，是受過刑事處罰的人，不可能再從事很多職業。
男生最後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也就沒有必要再參加職業考試了。
事實上，女生最後也沒參加考試，她當時隻是想吓吓他，也不想讓他真去坐牢的。
假如我們采取不等于不标準，隻有女方說了“不”才表達她的不同意，在沒有說“不”之前，隻是一種人類的交往活動，那麼這個案件就是求歡未成，可能屬于交往不當的行為，但是沒有上升到犯罪領域。
所以，采取肯定性同意标準，是不是有一點打擊過度呢？張三和李四談戀愛，然後張三趁李四不注意“啪”親了一口，按照肯定性同意标準就屬于強制猥亵，女方都沒有表達肯定性的同意，你居然親她！ 肯定性同意标準當然有合理的成分，但它更多地指向一種道德上的自律。
從道德的角度來說，你想要親吻對方是要征求對方同意的，甚至你牽手都要問過對方。
但是，刑法隻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所以在認定性侵犯罪的時候，我們主要采取的是不等于不标準。
但在迷奸案件中，當女方喝多了，人事不省，她根本不可能說“不”了，在這種情況下是可以采取肯定性同意标準的。
新的合理反抗标準 人類事務真是太複雜了，我們很難用一個标準解決所有問題，很多時候是多個标準糾纏在一起。
我認為我們可以把“不等于不标準”和“肯定性同意标準”合二為一，我把它稱之為“新的合理反抗标準”。
我國的司法解釋規定，在判斷女方不同意時，主要依據反抗，判斷男方是否采取了暴力威脅或其他方法，使得女方不能反抗、不知反抗和不敢反抗。
而這裡的不能、不知和不敢，其實我覺得也就是新的合理反抗标準。
總之，在理解不同意問題的時候，我們一定不要開啟男性視野。
因為強奸罪絕大多數的被害人都是女性，所以一定要從女性的角度去思考什麼叫做“不同意”。
性同意年齡 性同意還有一個相關的問題就是同意年齡。
“同意”跟理性能力是有關的，如果你根本沒有理性的能力，你也談不上同意。
這就是為什麼和小朋友或精神病人發生性行為肯定是構成強奸的，因為他沒有同意的能力。
在關于性同意年齡的問題上，存在兩種針鋒相對的哲學立場：一種是自由主義，一種是家長主義。
自由主義認為應該降低同意年齡，甚至沒有必要設同意年齡，因為設定同意年齡其實就限制了幼女的性自由，就沒有人敢和她發生關系了。
與此相對的立場是家長主義。
家長主義認為很多時候法律要像家長一樣，對個人自由進行必要的約束，這種約束是為了你好，如果自由不受限制，一定會導緻強者對弱者的剝削。
我們知道，人的生理與心理發展有可能是不同步的，一個人可能身體發育成熟，但是在心理上完全還是懵懂無知。
尤其是當下，身體發育早于心理發育的這部分孩子，最容易成為年長男性剝削的對象。
所以，世界各國的一個普遍的做法是提高性同意年齡，避免幼女、少女成為男性剝削的對象。
但是同意年齡應該如何設置呢？世界範圍内關于同意年齡有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