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與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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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死亡，家屬将醫院告上了法庭，陪審團認為醫院關閉呼吸機而緻Potter死亡，宣布被告人殺人罪名成立。
[11] 在心髒停止跳動之後，大部分器官就無法再用。
所以，如果以腦死亡标準為死亡标準，将為器官移植赢得寶貴的時間和資源，這在器官資源非常匮乏的中國，顯得更為迫切。
另外，這也可以降低患者的痛苦，讓他們死得更有尊嚴。
因為，當病人進入腦死亡之後，有很多醫院進行的治療，其實隻具有安慰意義。
總之，用腦死亡标準取代傳統的死亡标準，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醫學價值。
當然關于腦死亡的這種說法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比如有些人認為，腦死亡的概念建立在器官移植的基礎上，有悖于人道主義原則；嬰兒時是無意識的，宣布嬰兒的死亡，是不是需要另立法規；等等。
尤其是中國人有很強的親情倫理觀念，腦死亡的家屬很難接受，比如，在北大某女生自殺事件中，據說醫生已經宣布女生陷入腦死亡，但是女生的家屬會認為她死亡了嗎？所以在讨論死亡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定要考慮普通民衆的情感。
腦死亡後，隻要有體溫、心髒仍在跳動、呼吸尚存，就很難讓患者的家人相信他已經離開人世了。
這也是确立腦死亡标準的最大障礙。
另外，各國腦死亡的标準也不太統一，我國還沒有出台足夠科學嚴謹的腦死亡标準，比如，福建省就發生過在宣布患者腦死亡60小時後，患者居然奇迹般存活的例子。
[12] 所以在司法實踐中，還是按照民衆所理解的死亡标準來認定死亡，也就是剛才說的綜合判定說，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和瞳孔反射消失。
這其實也是法律對社會生活情感的一種尊重。
法律在本質上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它絕不能高高在上，無視民衆的道德情感。
雖然從功利的角度，采取腦死亡說可以緩解器官匮乏問題，但是這種隻注重功利，卻忽視道義的立場，顯然不太合理。
而且，在當前醫患關系緊張的背景下，也很難讓患者家屬接受，也許他們會起疑，會不會為了摘取器官而故意地宣布未死的患者進入了腦死亡狀态呢？ 日本等東亞國家為了協調社會矛盾與醫學移植的需要，提出了心髒死亡和腦死亡并列的死亡标準。
原則上還是以心髒死亡作為死亡标準，但是允許患者本人或者患者家屬選擇腦死亡标準，如果患者本人或者家屬同意，醫生就可以以腦死亡作為死亡标準。
作為患者，你會願意同意腦死亡标準，并簽署意見書同意捐獻器官嗎？ [11]郭自力：《死亡标準的法律與倫理問題》，《政法論壇》2001年第3期。
[12]“腦死亡60小時後奇迹複活”，華商晨報，2003-11-08。
死刑應當被廢除嗎？ 東野圭吾有一本書叫做《虛無的十字架》，讨論了死刑存廢這個非常沉重的話題，男主人公道正與女主人公小夜子曾是夫妻。
愛女多年前被劫匪入戶殺害，劫匪曾因搶劫殺人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假釋不久又實施殺人惡行。
劫匪一審被判無期徒刑，後經男主與女主的不斷努力，二審終于改判死刑。
但是即使兇手伏法，女兒也無法複活，這種痛苦讓兩人最終分手。
某日，道正接到刑警緻電，得知令人震驚的消息，小夜子被殺了。
兇手雖然後來自首了，但道正卻在小夜子的遺物中有所發現，她的死因似乎并不單純。
原來小夜子後來成為一名專欄作家，緻力于推動死刑工作，認為所有的殺人犯都必須接受死刑的處置。
小夜子在訪談時發現了一個秘密，一位患者中學階段和學長戀愛，初嘗禁果，懷孕生子，兩人非常害怕，在孩子出生之後就把孩子捂死，兩人的戀情也戛然而止。
學長後來成為一名著名的兒科大夫，救人無數。
他始終無法忘記自己年少時犯下的錯誤，用自己的一生來為之前的錯誤贖罪。
但小夜子堅持認為，雖然時間已經過去數十年，但兩人應該自首，接受法律的懲治。
在這部小說中，讨論的主題非常沉重：關于罪與罰，是讓犯人聽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感到解脫？還是讓他重返自由社會用盡一生贖罪？如果犯人并未把死刑視為懲罰，至死仍未反省，死刑又有何作用？意大利法理學家貝卡利亞關于死刑有五個重要的觀點，我想借此切入死刑的存廢問題。
在人類曆史上，很長一段時間，死刑是一個既定的事實，沒有人質疑死刑的合理性。
但是啟蒙運動之後，死刑開始迎來了質疑。
1764年，時年26歲的貝卡利亞（CesareBeccaria）出版了《論犯罪與刑罰》這本小書，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廢除死刑的主張，正是因為這本小書，拉開了廢除死刑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至今仍在繼續。
直到今天，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士所使用的論點依然沒有超越貝卡利亞200多年前所提出的思想。
貝卡利亞在書中提出了五點廢除死刑的理由。
第一，貝卡利亞認為國家沒有權力适用死刑。
這個觀點其實是受到了當時盛行的社會契約理論的影響。
按照社會契約理論，國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來源于民衆所放棄的權利。
簡單解釋就是，因為單個人不安全，所以大家為了共同的生活放棄了一部分權利，形成了國家。
但是人們所放棄的權利是有限的，不可能把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利也交出去。
因為，生命是一種特殊的權利，甚至生命的擁有者都無權自我了斷。
那麼國家就更不可能有這種剝奪生命的大權。
所以死刑的存在是對社會契約的違反，是一種典型的濫用權力。
第二，貝卡利亞認為，死刑沒有效果。
按理來說，死刑是為了威吓民衆，預防犯罪，殺一儆百。
但是，死刑貌似起不了這種作用。
貝卡利亞認為能夠對人心産生作用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比如剝奪生命，而是刑罰的延續性，比如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因為最容易觸動人感覺的不是強烈但暫時的運動，而是反複且長久的印象。
死刑看起來很殘酷，但執行時間很短，頭一下被砍斷，也就随之結束。
死刑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很快就被淡忘了，所以它的影響是暫時的。
如果真的要用死刑來顯示法律的力量，那就得月月殺天天斬。
這就陷入了悖論，本來死刑是為了預防犯罪，但現在為了保證死刑有足夠的威懾力，還得确保經常有犯罪分子被斬。
所以，貝卡利亞認為，終身苦役的效果要比死刑好得多，終身苦役給老百姓提供一種長期現實的警戒作用，這種壞榜樣的效果能管很久。
對一個犯罪分子判處終身苦役能管好多年，但是每次用死刑來作為警戒都需要一次新的犯罪。
通俗來講，終身苦役的警戒作用是可以重複利用的，但死刑則是一次性的。
同時，終身苦役更令人望而生畏，能夠更有效地預防犯罪，人們往往能夠承受極端而短暫的痛苦，但卻很難忍受長期持續的煎熬。
第三，貝卡利亞認為死刑不僅起不到積極作用，反而會産生反作用。
因為死刑會引起人們對受刑人的憐憫，導緻死刑的威吓作用大打折扣。
國家公開執行死刑，本來是想喚醒民衆對法律的敬畏，預防犯罪。
但人的天性同情弱者，刑場上國家與受刑人力量對比懸殊，國家非常的強勢，受刑人非常的弱小。
人們會産生一種忿忿不平的憐憫感，違背了國家适用死刑的初衷。
貝卡利亞說，在很多人看來，死刑就相當于一場表演，刑場與其說是為罪犯開設的，不如說是為觀衆開設的，如果觀衆心中的憐憫心超過了其他情感，那麼這個表演就根本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小時候也經常參加公審大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時候的死刑犯是要遊街示衆的。
看着這些五花大綁、身上插着長牌子的人，有時我會覺得他們挺可憐。
有些膽大的同學甚至還敢去圍觀槍決現場。
這些同學回來的時候，往往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述某些犯人的“英勇事迹”，比如打了好幾槍才死，或者死前大叫一聲，“老子十八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這個時候，我們往往會忘記罪犯所犯下的罪行，反而會覺得這些人很“勇敢”，是條漢子，值得尊重。
從這個角度而言，法律的尊嚴大打折扣。
第四，貝卡利亞認為死刑會讓人們變得越來越殘忍，甚至以暴易暴，最終導緻暴行的惡性循環。
很多人認為，法律禁止謀殺，但自己卻在公開地謀殺，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
死刑告訴人們，隻要有正當理由，殺人就是被允許的。
所以，貝卡利亞認為它會激發人性深處殘暴的成分。
這就是為什麼死刑越多的國家，犯罪反而越殘暴。
用法律來作為施加暴力的借口，法律公正性也就會徹底地喪失。
當殘暴的精神操縱了法律的時候，法律就會成為教唆人們實施更加殘暴行為的最好教官。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年，貝卡利亞才提出第五點廢除死刑的理由，那就是死刑一旦誤判，後果是無法挽回的，相信了解聶樹斌案的朋友對這點不會陌生，畢竟人頭不是韭菜，割了不能再長。
總之，這五點理由基本上構成了廢除死刑最重要的五大緣由。
[13] 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貝卡利亞的所有論證都是從死刑的效果來加以論證的，因為死刑沒有效果，所以不值得存在。
這就像東野圭吾《虛無的十字架》中為殺害女孩的劫匪進行辯護的律師告訴小夜子的那樣，死刑其實是很無力的，尤其犯罪分子對死刑判決無所謂的時候。
這種效果論顯然是功利主義思維模式。
認為懲罰就是為了預防犯罪，起到震懾作用。
但其實，即使是功利主義也有人贊同死刑，畢竟死刑是否有效，這其實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的研究認為廢除死刑并未導緻謀殺率上升，但也有相反的論據認為恢複死刑遏制了犯罪。
非常有趣的是，社會契約論的倡導者盧梭也贊同死刑，他說人們在訂立社會契約時，為了不至于成為兇手的犧牲品，所以他們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兇手的話，自己也得死。
當然，死刑如果誤判後果不堪設想，這其實是廢除死刑論最重要的一個武器。
但作為平凡的人類，我們制定的司法制度必然存在缺陷，最壞的制度是甯可錯殺千人也不放過一人，但為了不枉殺一人，就放過千萬個有罪之人，也不太合适。
因此必須尋求一個平衡點。
換言之，如果死刑的誤判率在合理的範圍内，那麼這種誤判也是追求正義所可以接受的，畢竟人類社會的正義存在瑕疵不可避免。
因為世上有邪惡，所以法律必須通過懲罰來進行威懾，避免邪惡蔓延如洪水滔天。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死刑具有合理性。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種民意的情緒表達本身也有其内在的合理價值。
所以，法律一定是一種平衡的藝術，不管是殺人必死論還是死刑廢止論都可能是處于兩個邏輯的極端，而正确的觀點可能在兩者之間。
最後再來看一組數據，也許大家可以看出死刑這個問題的複雜性。
時至今日，全球已經有超過2/3的國家在法律中或在事實上廢除了死刑。
但維持死刑的國家之人口卻也近全世界人口的2/3。
同時，全球有兩個最重要的國家都保留着死刑，一是中國，二是美國。
多年以前，我也曾經主張死刑廢止論，但是後來我放棄了這種觀點。
這種看似仁慈的人道主義刑罰觀很容易因着抽象的博愛觀，而放棄對具體之人的責任。
對于那些親人被殺的被害人，我們有什麼權利要求他們寬恕犯罪人？對于那些被殺害的被害人，他們已經沉睡于地土，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代替他們來寬恕犯罪人？ C.S.路易斯提醒我們：刑罰的人道主義理論披着仁慈的外衣，但卻全然錯誤。
它很容易蒙騙善良的人們。
其錯誤開始于将仁慈與正義對立起來，看似高尚，事實卻是高尚的錯誤。
傳統的觀點認為，仁慈可以調和正義。
仁慈的本質是寬恕，但寬恕的本質包括認罪和接受寬恕者本應受到懲罰。
如果犯罪僅僅是需要治療的疾病，那它是不需要寬恕的。
對于一個患有龈膿腫和畸形足的人而言，怎麼會需要寬恕呢？ 仁慈隻能在正義的基礎上，離開了正義的仁慈就如頂着美麗綠植的食人草，它誘惑着善良的人們走向狂熱的殘忍。
[14] 對于謀殺這些最惡劣的犯罪，隻有剝奪生命才能體現對被害人生命的尊重。
同時，也許隻有死刑才能讓犯罪人真正地認罪悔改。
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
隻有面臨死刑的威脅，犯罪人才可能會生出真誠的悔改。
從這個意義上講，死刑恰恰是對犯罪人的尊重，因為隻有當其認識到自己的罪錯，并願意獻出生命來償還罪債，他才重拾了作為人的尊嚴。
在我看來，死刑隻能針對謀殺一類的重罪。
尊重生命既要求保留死刑，又要求限制死刑。
我國1997年刑法曾經規定了68個死刑罪名，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個死刑罪名，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取消了9個死刑罪名，當前刑法中還有46個死刑罪名，其中仍然有不少非謀殺類的罪名，限制死刑仍然任重道遠。
[13]上述五點理由參見，[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45—51、117頁。
[14][英]C.S.路易斯著、羅翔譯：《論人道主義刑罰理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7期。
[11] 在心髒停止跳動之後，大部分器官就無法再用。
所以，如果以腦死亡标準為死亡标準，将為器官移植赢得寶貴的時間和資源，這在器官資源非常匮乏的中國，顯得更為迫切。
另外，這也可以降低患者的痛苦，讓他們死得更有尊嚴。
因為，當病人進入腦死亡之後，有很多醫院進行的治療，其實隻具有安慰意義。
總之，用腦死亡标準取代傳統的死亡标準，具有一定的社會意義和醫學價值。
當然關于腦死亡的這種說法也有很多反對的聲音，比如有些人認為，腦死亡的概念建立在器官移植的基礎上，有悖于人道主義原則；嬰兒時是無意識的，宣布嬰兒的死亡，是不是需要另立法規；等等。
尤其是中國人有很強的親情倫理觀念，腦死亡的家屬很難接受，比如，在北大某女生自殺事件中，據說醫生已經宣布女生陷入腦死亡，但是女生的家屬會認為她死亡了嗎？所以在讨論死亡這個問題的時候，一定要考慮普通民衆的情感。
腦死亡後，隻要有體溫、心髒仍在跳動、呼吸尚存，就很難讓患者的家人相信他已經離開人世了。
這也是确立腦死亡标準的最大障礙。
另外，各國腦死亡的标準也不太統一，我國還沒有出台足夠科學嚴謹的腦死亡标準，比如，福建省就發生過在宣布患者腦死亡60小時後，患者居然奇迹般存活的例子。
[12] 所以在司法實踐中，還是按照民衆所理解的死亡标準來認定死亡，也就是剛才說的綜合判定說，心跳停止、呼吸停止和瞳孔反射消失。
這其實也是法律對社會生活情感的一種尊重。
法律在本質上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它絕不能高高在上，無視民衆的道德情感。
雖然從功利的角度，采取腦死亡說可以緩解器官匮乏問題，但是這種隻注重功利，卻忽視道義的立場，顯然不太合理。
而且，在當前醫患關系緊張的背景下，也很難讓患者家屬接受，也許他們會起疑，會不會為了摘取器官而故意地宣布未死的患者進入了腦死亡狀态呢？ 日本等東亞國家為了協調社會矛盾與醫學移植的需要，提出了心髒死亡和腦死亡并列的死亡标準。
原則上還是以心髒死亡作為死亡标準，但是允許患者本人或者患者家屬選擇腦死亡标準，如果患者本人或者家屬同意，醫生就可以以腦死亡作為死亡标準。
作為患者，你會願意同意腦死亡标準，并簽署意見書同意捐獻器官嗎？ [11]郭自力：《死亡标準的法律與倫理問題》，《政法論壇》2001年第3期。
[12]“腦死亡60小時後奇迹複活”，華商晨報，2003-11-08。
死刑應當被廢除嗎？ 東野圭吾有一本書叫做《虛無的十字架》，讨論了死刑存廢這個非常沉重的話題，男主人公道正與女主人公小夜子曾是夫妻。
愛女多年前被劫匪入戶殺害，劫匪曾因搶劫殺人被判無期徒刑入獄，假釋不久又實施殺人惡行。
劫匪一審被判無期徒刑，後經男主與女主的不斷努力，二審終于改判死刑。
但是即使兇手伏法，女兒也無法複活，這種痛苦讓兩人最終分手。
某日，道正接到刑警緻電，得知令人震驚的消息，小夜子被殺了。
兇手雖然後來自首了，但道正卻在小夜子的遺物中有所發現，她的死因似乎并不單純。
原來小夜子後來成為一名專欄作家，緻力于推動死刑工作，認為所有的殺人犯都必須接受死刑的處置。
小夜子在訪談時發現了一個秘密，一位患者中學階段和學長戀愛，初嘗禁果，懷孕生子，兩人非常害怕，在孩子出生之後就把孩子捂死，兩人的戀情也戛然而止。
學長後來成為一名著名的兒科大夫，救人無數。
他始終無法忘記自己年少時犯下的錯誤，用自己的一生來為之前的錯誤贖罪。
但小夜子堅持認為，雖然時間已經過去數十年，但兩人應該自首，接受法律的懲治。
在這部小說中，讨論的主題非常沉重：關于罪與罰，是讓犯人聽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感到解脫？還是讓他重返自由社會用盡一生贖罪？如果犯人并未把死刑視為懲罰，至死仍未反省，死刑又有何作用？意大利法理學家貝卡利亞關于死刑有五個重要的觀點，我想借此切入死刑的存廢問題。
在人類曆史上，很長一段時間，死刑是一個既定的事實，沒有人質疑死刑的合理性。
但是啟蒙運動之後，死刑開始迎來了質疑。
1764年，時年26歲的貝卡利亞（CesareBeccaria）出版了《論犯罪與刑罰》這本小書，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廢除死刑的主張，正是因為這本小書，拉開了廢除死刑運動的序幕，這場運動至今仍在繼續。
直到今天，主張廢除死刑的人士所使用的論點依然沒有超越貝卡利亞200多年前所提出的思想。
貝卡利亞在書中提出了五點廢除死刑的理由。
第一，貝卡利亞認為國家沒有權力适用死刑。
這個觀點其實是受到了當時盛行的社會契約理論的影響。
按照社會契約理論，國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來源于民衆所放棄的權利。
簡單解釋就是，因為單個人不安全，所以大家為了共同的生活放棄了一部分權利，形成了國家。
但是人們所放棄的權利是有限的，不可能把處分自己生命的權利也交出去。
因為，生命是一種特殊的權利，甚至生命的擁有者都無權自我了斷。
那麼國家就更不可能有這種剝奪生命的大權。
所以死刑的存在是對社會契約的違反，是一種典型的濫用權力。
第二，貝卡利亞認為，死刑沒有效果。
按理來說，死刑是為了威吓民衆，預防犯罪，殺一儆百。
但是，死刑貌似起不了這種作用。
貝卡利亞認為能夠對人心産生作用的不是刑罰的強烈性，比如剝奪生命，而是刑罰的延續性，比如無期徒刑、終身監禁，因為最容易觸動人感覺的不是強烈但暫時的運動，而是反複且長久的印象。
死刑看起來很殘酷，但執行時間很短，頭一下被砍斷，也就随之結束。
死刑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很快就被淡忘了，所以它的影響是暫時的。
如果真的要用死刑來顯示法律的力量，那就得月月殺天天斬。
這就陷入了悖論，本來死刑是為了預防犯罪，但現在為了保證死刑有足夠的威懾力，還得确保經常有犯罪分子被斬。
所以，貝卡利亞認為，終身苦役的效果要比死刑好得多，終身苦役給老百姓提供一種長期現實的警戒作用，這種壞榜樣的效果能管很久。
對一個犯罪分子判處終身苦役能管好多年，但是每次用死刑來作為警戒都需要一次新的犯罪。
通俗來講，終身苦役的警戒作用是可以重複利用的，但死刑則是一次性的。
同時，終身苦役更令人望而生畏，能夠更有效地預防犯罪，人們往往能夠承受極端而短暫的痛苦，但卻很難忍受長期持續的煎熬。
第三，貝卡利亞認為死刑不僅起不到積極作用，反而會産生反作用。
因為死刑會引起人們對受刑人的憐憫，導緻死刑的威吓作用大打折扣。
國家公開執行死刑，本來是想喚醒民衆對法律的敬畏，預防犯罪。
但人的天性同情弱者，刑場上國家與受刑人力量對比懸殊，國家非常的強勢，受刑人非常的弱小。
人們會産生一種忿忿不平的憐憫感，違背了國家适用死刑的初衷。
貝卡利亞說，在很多人看來，死刑就相當于一場表演，刑場與其說是為罪犯開設的，不如說是為觀衆開設的，如果觀衆心中的憐憫心超過了其他情感，那麼這個表演就根本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我小時候也經常參加公審大會，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時候的死刑犯是要遊街示衆的。
看着這些五花大綁、身上插着長牌子的人，有時我會覺得他們挺可憐。
有些膽大的同學甚至還敢去圍觀槍決現場。
這些同學回來的時候，往往繪聲繪色地給我們講述某些犯人的“英勇事迹”，比如打了好幾槍才死，或者死前大叫一聲，“老子十八年後還是一條好漢”。
這個時候，我們往往會忘記罪犯所犯下的罪行，反而會覺得這些人很“勇敢”，是條漢子，值得尊重。
從這個角度而言，法律的尊嚴大打折扣。
第四，貝卡利亞認為死刑會讓人們變得越來越殘忍，甚至以暴易暴，最終導緻暴行的惡性循環。
很多人認為，法律禁止謀殺，但自己卻在公開地謀殺，它阻止公民去做殺人犯，卻安排一個公共的殺人犯。
死刑告訴人們，隻要有正當理由，殺人就是被允許的。
所以，貝卡利亞認為它會激發人性深處殘暴的成分。
這就是為什麼死刑越多的國家，犯罪反而越殘暴。
用法律來作為施加暴力的借口，法律公正性也就會徹底地喪失。
當殘暴的精神操縱了法律的時候，法律就會成為教唆人們實施更加殘暴行為的最好教官。
值得注意的是，到了晚年，貝卡利亞才提出第五點廢除死刑的理由，那就是死刑一旦誤判，後果是無法挽回的，相信了解聶樹斌案的朋友對這點不會陌生，畢竟人頭不是韭菜，割了不能再長。
總之，這五點理由基本上構成了廢除死刑最重要的五大緣由。
[13] 不知你有沒有注意到，貝卡利亞的所有論證都是從死刑的效果來加以論證的，因為死刑沒有效果，所以不值得存在。
這就像東野圭吾《虛無的十字架》中為殺害女孩的劫匪進行辯護的律師告訴小夜子的那樣，死刑其實是很無力的，尤其犯罪分子對死刑判決無所謂的時候。
這種效果論顯然是功利主義思維模式。
認為懲罰就是為了預防犯罪，起到震懾作用。
但其實，即使是功利主義也有人贊同死刑，畢竟死刑是否有效，這其實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有的研究認為廢除死刑并未導緻謀殺率上升，但也有相反的論據認為恢複死刑遏制了犯罪。
非常有趣的是，社會契約論的倡導者盧梭也贊同死刑，他說人們在訂立社會契約時，為了不至于成為兇手的犧牲品，所以他們同意，假如自己做了兇手的話，自己也得死。
當然，死刑如果誤判後果不堪設想，這其實是廢除死刑論最重要的一個武器。
但作為平凡的人類，我們制定的司法制度必然存在缺陷，最壞的制度是甯可錯殺千人也不放過一人，但為了不枉殺一人，就放過千萬個有罪之人，也不太合适。
因此必須尋求一個平衡點。
換言之，如果死刑的誤判率在合理的範圍内，那麼這種誤判也是追求正義所可以接受的，畢竟人類社會的正義存在瑕疵不可避免。
因為世上有邪惡，所以法律必須通過懲罰來進行威懾，避免邪惡蔓延如洪水滔天。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死刑具有合理性。
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種民意的情緒表達本身也有其内在的合理價值。
所以，法律一定是一種平衡的藝術，不管是殺人必死論還是死刑廢止論都可能是處于兩個邏輯的極端，而正确的觀點可能在兩者之間。
最後再來看一組數據，也許大家可以看出死刑這個問題的複雜性。
時至今日，全球已經有超過2/3的國家在法律中或在事實上廢除了死刑。
但維持死刑的國家之人口卻也近全世界人口的2/3。
同時，全球有兩個最重要的國家都保留着死刑，一是中國，二是美國。
多年以前，我也曾經主張死刑廢止論，但是後來我放棄了這種觀點。
這種看似仁慈的人道主義刑罰觀很容易因着抽象的博愛觀，而放棄對具體之人的責任。
對于那些親人被殺的被害人，我們有什麼權利要求他們寬恕犯罪人？對于那些被殺害的被害人，他們已經沉睡于地土，我們又有什麼資格代替他們來寬恕犯罪人？ C.S.路易斯提醒我們：刑罰的人道主義理論披着仁慈的外衣，但卻全然錯誤。
它很容易蒙騙善良的人們。
其錯誤開始于将仁慈與正義對立起來，看似高尚，事實卻是高尚的錯誤。
傳統的觀點認為，仁慈可以調和正義。
仁慈的本質是寬恕，但寬恕的本質包括認罪和接受寬恕者本應受到懲罰。
如果犯罪僅僅是需要治療的疾病，那它是不需要寬恕的。
對于一個患有龈膿腫和畸形足的人而言，怎麼會需要寬恕呢？ 仁慈隻能在正義的基礎上，離開了正義的仁慈就如頂着美麗綠植的食人草，它誘惑着善良的人們走向狂熱的殘忍。
[14] 對于謀殺這些最惡劣的犯罪，隻有剝奪生命才能體現對被害人生命的尊重。
同時，也許隻有死刑才能讓犯罪人真正地認罪悔改。
所謂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
隻有面臨死刑的威脅，犯罪人才可能會生出真誠的悔改。
從這個意義上講，死刑恰恰是對犯罪人的尊重，因為隻有當其認識到自己的罪錯，并願意獻出生命來償還罪債，他才重拾了作為人的尊嚴。
在我看來，死刑隻能針對謀殺一類的重罪。
尊重生命既要求保留死刑，又要求限制死刑。
我國1997年刑法曾經規定了68個死刑罪名，2011年的《刑法修正案（八）》取消了13個死刑罪名，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又取消了9個死刑罪名，當前刑法中還有46個死刑罪名，其中仍然有不少非謀殺類的罪名，限制死刑仍然任重道遠。
[13]上述五點理由參見，[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黃風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3年，第45—51、117頁。
[14][英]C.S.路易斯著、羅翔譯：《論人道主義刑罰理論》，《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