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愛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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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述者有以啟之”。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
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
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隐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
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雲：‘傳是案，經是斷’。
如書弒某君，伐某國。
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伄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
未得聖人作經之意。
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
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隻是要正人心。
隻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
或因人請問，各随分量而說。
亦不肯多道。
恐人專求之言語。
故曰‘予欲無言’。
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
故孟子雲：‘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
是以後世無傳焉’。
此便是孔門家法。
世儒隻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
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
純是一片功利的心。
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如何思量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
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雲：‘吾猶及史之阙文也’。
孟子雲：‘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
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
聖人隻是要删去繁文，後儒郄隻要添上”。
愛曰：“聖人作經，隻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
則誠然矣。
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義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觲矣。
此亦可以想見。
其時全是淳龐仆素，略無文采的氣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
非後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
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
風氣益開，文采日勝。
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
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二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
于文武，則憲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
但因時緻治。
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
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況太古之治，豈複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峈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緻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
因時緻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
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隻是講得個伯術”。
「１２」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複也。
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
削之可也。
惟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
則亦不可複矣”。
「１３」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
史專記事。
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
以道言謂之經。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亦經。
五經亦史。
易是包犧氏之史。
書是堯舜下史。
禮樂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謂異”？ 「１４」又曰：“五經亦隻是史。
史以叨善惡，示訓戒。
善可為訓者，時存其逃，以示法。
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
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
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何獨于詩而不删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
孔子雲：‘放鄭聲，鄭聲淫’。
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
此是孔門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
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
皆所以資暢和平，涵拯偲性。
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
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萹之數。
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
如今闾巷皆然。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徐愛跋）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
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
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
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絽河矣。
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
明善是誠身的工夫。
窮理是盡性的工夫。
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
博文是約禮的工夫。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
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
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
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
聖人何苦為此艱深隐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
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雲：‘傳是案，經是斷’。
如書弒某君，伐某國。
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
先生曰：“伄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
未得聖人作經之意。
如書弒君，即弒君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弒君之詳。
征伐當自天子出。
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
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隻是要正人心。
隻是要存天理，去人欲。
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
或因人請問，各随分量而說。
亦不肯多道。
恐人專求之言語。
故曰‘予欲無言’。
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
故孟子雲：‘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
是以後世無傳焉’。
此便是孔門家法。
世儒隻講得一個伯者的學問。
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
純是一片功利的心。
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
如何思量得通”？因歎曰：“此非達天德。
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雲：‘吾猶及史之阙文也’。
孟子雲：‘盡信書，不如無書。
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
孔子删書，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
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
聖人隻是要删去繁文，後儒郄隻要添上”。
愛曰：“聖人作經，隻是要去人欲，存天理。
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
則誠然矣。
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義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觲矣。
此亦可以想見。
其時全是淳龐仆素，略無文采的氣象。
此便是太古之治。
非後世可及”。
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
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于世變漸非所宜。
風氣益開，文采日勝。
至于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
況唐虞乎？又況義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二孔子于堯舜，則祖述之。
于文武，則憲章之。
文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
但因時緻治。
其設施政令，已自不同。
即夏商事業，施之于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
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日。
況太古之治，豈複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峈也”。
又曰：“專事無為，不能如三王之因時緻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
因時緻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
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去，隻是講得個伯術”。
「１２」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複也。
略之可也。
三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
削之可也。
惟三代之治可行。
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
則亦不可複矣”。
「１３」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為史。
史專記事。
恐與五經事體終或稍異”。
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
以道言謂之經。
事即道。
道即事。
春秋亦經。
五經亦史。
易是包犧氏之史。
書是堯舜下史。
禮樂是三代史。
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謂異”？ 「１４」又曰：“五經亦隻是史。
史以叨善惡，示訓戒。
善可為訓者，時存其逃，以示法。
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
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
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愛又問：“惡可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何獨于詩而不删鄭衛？先儒謂‘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舊本矣。
孔子雲：‘放鄭聲，鄭聲淫’。
又曰：‘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
此是孔門家法。
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
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
皆所以資暢和平，涵拯偲性。
移風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
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萹之數。
蓋淫泆之詞，世俗多所喜傳。
如今闾巷皆然。
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
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徐愛跋） 愛因舊說汩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人頭處。
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
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傳。
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絽河矣。
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
明善是誠身的工夫。
窮理是盡性的工夫。
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
博文是約禮的工夫。
惟精是惟一的工夫。
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
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