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給臨終者的精神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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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我第一次來到西方。

    令我深感困惑的是,在現代西方文明中,對于臨終者幾乎都沒有提供精神上的幫助。

    在西藏,誠如我已經指出的,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認識佛教的崇高真理,也都與上師有某種關系。

    沒有那一個人去世時不受到社區或多或少的幫助。

    我聽過有許多西方人是在孤獨、極度痛苦和失望的情況下去世的故事,毫無任何精神上的幫助;我撰寫這本書的主要動機,就是把西藏具有療效的智慧,推廣給全體人類。

    人們在過世的時候,難道沒有權利要求不隻是肉體,更重要的是精神方面受到尊嚴的對待嗎?去世時受到最好的精神關懷,這種權利難道不是文明社會中的基本人權嗎?在這種臨終關懷變成大家所接受的規範之前,我們真的夠資格自稱為「文明人」嗎?當我們不知道如何以尊嚴和希望來幫助面臨死亡的人們時,把人送上月球的科技又有什麼真實意義呢? 精神上的關懷,并不是少數人的奢侈品;它是每個人的權利,如同政治自由、醫療協助、機會均等一樣重要。

    真民主的理想,在基本理念中,應該包括對每一個人提供相當的精神關懷。

     在西方國家不管走到哪裡,我都很驚訝地發現人們對死亡的恐懼在心理上産生極大的痛苦,不管這種恐懼是否被承認。

    人們如果知道當他們躺在那兒等待死亡的時候,受到愛心的關懷,将多麼的安心啊!罹患不治之症的人們,一想到他們将要被當成廢物般丢棄,便感到無比的恐慌,而西方的文化竟然對死亡缺乏因應的能力,也否定任何精神的價值,這實在是太殘酷了。

    在西藏,為臨終者祈禱,并給予他們精神上的關懷,是一種很自然的反應;在西方,大多數人給予臨終者唯一的精神關注,卻是去參加他們的葬禮。

     在人們最脆弱的時刻,卻遭到遺棄,幾乎得不到絲毫的支持或關懷;這是一種悲劇和可恥的事,必須改善。

    除非每個人過世時都能感受到某種程度的安詳;除非人們盡了某種心力要達到這個目标,否則現代的人們引以為傲的勢力、成就、全都是空洞不實的。

     在臨終者的床邊: 我有個朋友從一所著名的醫學院畢業,開始在一家倫敦大型醫院上班。

    第一天,病房裡就有四、五個人過世。

    對她來說,這是一件可怕的事;她從來沒有接受過處理死亡的訓練。

    她的醫師養成教育竟然沒有給予這方面的訓練,這不是太可怕了嗎?有一位老人躺在病床上,孤零零地張大眼睛凝視着牆壁,沒有親友探視,他渴望有個人可以談話。

    她走過去看他。

    老人的眼睛充滿淚水,聲音顫抖地問了一個她從來沒有預料到的問題:「你認為神會原諒我的罪惡嗎?」我的朋友不知如何回答;她的訓練,讓她完全沒有回答任何精神問題的準備。

    她無話可說,隻能隐藏在醫師的專業地位背後。

    旁邊沒有牧師,她隻能癱瘓地站在那裡,無法回答病人渴望幫助和肯定人生意義的請求。

     她在痛苦和迷惑中問我:「如果是你,會怎麼回答?」我告訴她,我會坐在老人身旁,拉他的手,讓他講話。

    我一再驚訝地發現;隻要讓她說話,慈悲而專注地傾聽,他們就會說出非常有精神深度的東西,即使他們沒有任何精神信仰。

    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生命智慧,當你讓對方說話時,就是在讓這種生命智慧出現。

    我經常很感動地發現,每個人可以提供别人很大的幫助,來幫助他們發現自己的真理,這種真理的豐富、甜蜜和深刻都是他們從未料想到的。

    每個人的内心深處,都有治療和覺醒的泉源;你的工作就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把自己的信仰強加在别人身上,而是要讓他們在自己身上發現這些泉源。

     當你坐在臨終者身旁時,請相信你就是坐在有潛能成佛的人身旁。

    想象他們的佛性就像一面閃亮無瑕的鏡子,他們的痛苦和焦慮就像鏡子上一層薄薄的灰塵,很快就可以擦拭幹淨。

    這可以幫助你把他們看成是可愛和可以寬恕的,并從你身上産生無條件的愛;你将發現這種态度可以讓臨終者對你打開内心之門。

     我的上師敦珠仁波切常說,幫助臨終者就好象是伸手給即将跌倒的人,讓他免于跌倒。

    你的出現就是力量、安詳和深度的慈悲關注,可以幫助臨終者喚醒自己的力量。

    在這個最脆弱的人生終點時刻,你的出現是非常重要的。

    誠如西斯裡·桑德斯(CicelySaunders)所寫的:「臨終者已經剝掉面具和日常生活的瑣碎事務,因此,比從前開放和敏感得多。

    他們可以看透一切虛象。

    我記得一位老人說:『不,不要讀東西給我聽了。

    我隻要知道你腦子裡想些什麼,你心中的感受是什麼。

    』」 我會先修行,讓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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