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政治的可能與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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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的藝術》這門課已經結束了，在此我來做個總結。
這門課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怎麼總結呢？我還是想回到這門課的标題，也就是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
” “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俾斯麥為什麼說這句話？據說，俾斯麥是在1867年一次談話中做這個表述的，而那正是德國統一大業成敗未蔔的時刻。
這時候，俾斯麥正在歐洲各國之間聯合縱橫，各個擊破，為了實現目标，他常常以退為進，以守為攻。
為了争取國内的民意支持，作為一個反民主人士，他卻主動開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權；作為一個反社會主義人士，他卻完成了福利國家的奠基。
正是俾斯麥的這種靈活性，讓他赢得了“政治現實主義大師”的标簽。
“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表達的正是這種政治現實主義主張。
據說，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是這樣的：“Politicsistheartofthepossible,theattainable-theartofthenext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可行性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
這個完整說法，更清晰地呈現了它的“政治現實主義”指向。
關于這種政治現實主義，我舉個例子。
今天的中美關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指望兩個國家換屆領導人，就能通過運籌帷幄使中美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這就是artoftheimpossible了，不現實。
但是，如果兩國政府趨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溫不火的和平，卻是可能的，這就是artofthepossible了。
換句話說，政治是一種藝術，但不是一種魔術。
我剛才舉的例子，是在國際關系語境下，但是，放在比較政治學當中，政治現實主義也同樣适用。
我們這個課程，如果說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或許可以被概括為：“政治創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邊界”。
關于政治所蘊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個可能非常主觀的判斷，那就是：政治“可能”讓一個國家成為地獄，但是它卻“不可能”讓它變成天堂。
換句話說，政治所能抵達的上限不會那麼高，但是它所能抵達的下限卻可以非常低。
大家也許會對我這種“不對稱的”的說法有點困惑，為什麼政治可能讓社會變得非常糟糕，卻未必會讓生活變得非常美好？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政治可能扼殺所有的社會關系和個人努力，但是它卻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會關系和個人努力。
什麼意思呢？就是當政治非常糟糕的時候，比如一個極權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毀人們的生産積極性、自發的社會組織、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變成一場噩夢。
可是，另一方面，當政治非常好的時候，它也隻是制定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我前面講到過，一場球賽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遊戲規則隻是一個必要條件，絕不是一個充分條件，因為球賽踢得精不精彩，除了遊戲規則，還要取決于球員們技藝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
在這個意義上，好的政治注定隻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後一半則取決于社會、市場、文化以及每個人的努力。
這種不對稱，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現實主義”。
遺憾的是，在當代世界，人們普遍缺乏這種“政治現實主義”。
我們經常聽到一類說法，比如，“某某國家不是國家能力很強大了嗎？怎麼環保還沒有搞好？”“某某國家不是都民主化了嗎？怎麼還會爆發沖突？”“某某國家不是已經換新的領導人了嗎？為什麼公共服務還是不行？”在此類的提問中，都蘊含着一個不切實際的假定，就是政治可以神奇地解決一切難題，而政府有義務包攬所有人的幸福。
但是，政治沒有那麼神奇。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Sowell）的一句話，他說，經濟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為從來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麼呢？就是忽略經濟的第一原理。
這話雖然是句調侃，但道理卻非常深刻，因為他指出了政治浪漫主義往往忽略“約束”問題。
政治存在什麼約束？當然很多，我們這個課程裡就談到很多，試舉幾例。
第一，社會結構的約束。
當一個社會由極端對立的二元陣營構成并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協精神時，鮮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圍。
我們在講埃及的“裂痕動員”時，講到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轟轟烈烈的對立，如何摧毀了埃及短暫的民主實驗；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是另一個例子，紅衫軍的人數優勢和黃衫軍的街頭優勢，使泰國政治陷入僵局。
第二，曆史的約束。
在講國家能力的時候，我講到曆史上的戰争頻度烈度，如何深深地塑造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而這個影響可以延續千年而不滅。
在講文明沖突的時候，我也說到過學者英格爾哈特與韋爾策爾所畫的文化地圖，上面刻畫着揮之不去的曆史烙印。
第三，地理的約束。
比如，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它難以形成強國家的傳統，委内瑞拉的石油資源使它步入經典的“資源詛咒”，而美國缺乏天敵的地緣位置，使其能夠相對從容地“先發展民主，後建設國家能力”。
但是，或許因為我是個“準文化決定論者”，在這個課程中，我強調最多的還是“文化的約束”。
這種約束在不同國家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在印度，“表親的專制”削弱政治競争的有效性；在阿富汗，宗教極端主義的陰影使得民主轉型難以落地；在委内瑞拉，經濟民粹主義觀念的盛行，讓民主制度最終走向自殺；在泰國，對程序正義的蔑視，讓它難以擺脫不斷政變的循環……換句話說，當觀念的水位太低，所謂憲法就成了一張随時可以撕掉的廢紙而已。
我在課程中反複強調一點：“政治在社會中”。
其實，“社會”在這裡是一個籠統的表述，分解開來就是“政治在社會結構中”“政治在經濟中”“政治在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
中國人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樣，好的政治很難在逼仄的社會、經濟、文化、地理、曆史空間中長成參天大樹。
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寫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間讓“大地舊貌換新顔”，這種心态，說好聽點，是一種浪漫，說難聽一點，則是一種懶惰。
真正的政治變革不可能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動，它必須同時自下而上地生長。
在人們學會寬容、學會耐心、學會同情性理解、學會從各種集體主義的輪椅中站起來邁出個體的步伐之前，沒有什麼政治可以成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
好的政治給每個人一張船票，但是它無法也不應該把每個人帶到他的目的地。
不過，政治現實主義并不意味着政治虛無主義。
政治是有限的，但并不是無用的。
這一點，我在序言中說到過，對比朝鮮與韓國、東德與西德、海地與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内瑞拉與20年前的委内瑞拉、今天的德國與80年前的德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我們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為一種“藝術”的力量。
相似的曆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會、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
改善的遊戲規則未必會使一場球賽精彩紛呈，但它至少是一切可持續比賽的前
這門課的内容涉及古今中外，怎麼總結呢？我還是想回到這門課的标題，也就是俾斯麥的那句名言：“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
” “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俾斯麥為什麼說這句話？據說，俾斯麥是在1867年一次談話中做這個表述的，而那正是德國統一大業成敗未蔔的時刻。
這時候，俾斯麥正在歐洲各國之間聯合縱橫，各個擊破，為了實現目标，他常常以退為進，以守為攻。
為了争取國内的民意支持，作為一個反民主人士，他卻主動開放了成年男子的普選權；作為一個反社會主義人士，他卻完成了福利國家的奠基。
正是俾斯麥的這種靈活性，讓他赢得了“政治現實主義大師”的标簽。
“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表達的正是這種政治現實主義主張。
據說，這句話的完整表述是這樣的：“Politicsistheartofthepossible,theattainable-theartofthenextbest.”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可行性的藝術，是次優的藝術。
這個完整說法，更清晰地呈現了它的“政治現實主義”指向。
關于這種政治現實主義，我舉個例子。
今天的中美關系，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我們指望兩個國家換屆領導人，就能通過運籌帷幄使中美成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這就是artoftheimpossible了，不現實。
但是，如果兩國政府趨利避害，小心避雷，保持不溫不火的和平，卻是可能的，這就是artofthepossible了。
換句話說，政治是一種藝術，但不是一種魔術。
我剛才舉的例子，是在國際關系語境下，但是，放在比較政治學當中，政治現實主義也同樣适用。
我們這個課程，如果說必須有一個“中心思想”，或許可以被概括為：“政治創造可能，但是政治亦有其邊界”。
關于政治所蘊含的“可能”和“不可能”，我甚至有一個可能非常主觀的判斷，那就是：政治“可能”讓一個國家成為地獄，但是它卻“不可能”讓它變成天堂。
換句話說，政治所能抵達的上限不會那麼高，但是它所能抵達的下限卻可以非常低。
大家也許會對我這種“不對稱的”的說法有點困惑，為什麼政治可能讓社會變得非常糟糕，卻未必會讓生活變得非常美好？這是因為，在我看來，政治可能扼殺所有的社會關系和個人努力，但是它卻不可能替代所有的社會關系和個人努力。
什麼意思呢？就是當政治非常糟糕的時候，比如一個極權政府掌控一切，它可以摧毀人們的生産積極性、自發的社會組織、家庭乃至人性，使所有人的生活變成一場噩夢。
可是，另一方面，當政治非常好的時候，它也隻是制定一個相對公平的遊戲規則——我前面講到過，一場球賽踢得精不精彩，公平的遊戲規則隻是一個必要條件，絕不是一個充分條件，因為球賽踢得精不精彩，除了遊戲規則，還要取決于球員們技藝是否高超、配合是否默契。
在這個意義上，好的政治注定隻是美好生活的前一半，而後一半則取決于社會、市場、文化以及每個人的努力。
這種不對稱，就是我所理解的“政治現實主義”。
遺憾的是，在當代世界，人們普遍缺乏這種“政治現實主義”。
我們經常聽到一類說法，比如，“某某國家不是國家能力很強大了嗎？怎麼環保還沒有搞好？”“某某國家不是都民主化了嗎？怎麼還會爆發沖突？”“某某國家不是已經換新的領導人了嗎？為什麼公共服務還是不行？”在此類的提問中，都蘊含着一個不切實際的假定，就是政治可以神奇地解決一切難題，而政府有義務包攬所有人的幸福。
但是，政治沒有那麼神奇。
說到這裡，我不禁想起經濟學家索維爾（ThomasSowell）的一句話，他說，經濟的第一原理就是稀缺性，因為從來沒有那麼多資源可以滿足所有人的所有需求，但是政治的第一原理是什麼呢？就是忽略經濟的第一原理。
這話雖然是句調侃，但道理卻非常深刻，因為他指出了政治浪漫主義往往忽略“約束”問題。
政治存在什麼約束？當然很多，我們這個課程裡就談到很多，試舉幾例。
第一，社會結構的約束。
當一個社會由極端對立的二元陣營構成并且任何一方都缺乏妥協精神時，鮮有任何政治力量或制度可能突圍。
我們在講埃及的“裂痕動員”時，講到政治伊斯蘭派和政治世俗派之間轟轟烈烈的對立，如何摧毀了埃及短暫的民主實驗；泰國紅衫軍和黃衫軍是另一個例子，紅衫軍的人數優勢和黃衫軍的街頭優勢，使泰國政治陷入僵局。
第二，曆史的約束。
在講國家能力的時候，我講到曆史上的戰争頻度烈度，如何深深地塑造一個國家的國家能力，而這個影響可以延續千年而不滅。
在講文明沖突的時候，我也說到過學者英格爾哈特與韋爾策爾所畫的文化地圖，上面刻畫着揮之不去的曆史烙印。
第三，地理的約束。
比如，阿富汗多山的地形使它難以形成強國家的傳統，委内瑞拉的石油資源使它步入經典的“資源詛咒”，而美國缺乏天敵的地緣位置，使其能夠相對從容地“先發展民主，後建設國家能力”。
但是，或許因為我是個“準文化決定論者”，在這個課程中，我強調最多的還是“文化的約束”。
這種約束在不同國家以不同的形式體現：在印度，“表親的專制”削弱政治競争的有效性；在阿富汗，宗教極端主義的陰影使得民主轉型難以落地；在委内瑞拉，經濟民粹主義觀念的盛行，讓民主制度最終走向自殺；在泰國，對程序正義的蔑視，讓它難以擺脫不斷政變的循環……換句話說，當觀念的水位太低，所謂憲法就成了一張随時可以撕掉的廢紙而已。
我在課程中反複強調一點：“政治在社會中”。
其實，“社會”在這裡是一個籠統的表述，分解開來就是“政治在社會結構中”“政治在經濟中”“政治在曆史中”“政治在地理中”，以及最重要的，“政治在文化中”。
中國人說，“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同樣，好的政治很難在逼仄的社會、經濟、文化、地理、曆史空間中長成參天大樹。
很多人期待制度的改寫或者政府的更替可以一夜之間讓“大地舊貌換新顔”，這種心态，說好聽點，是一種浪漫，說難聽一點，則是一種懶惰。
真正的政治變革不可能僅靠自上而下的力量推動，它必須同時自下而上地生長。
在人們學會寬容、學會耐心、學會同情性理解、學會從各種集體主義的輪椅中站起來邁出個體的步伐之前，沒有什麼政治可以成為改造生活的魔法棒。
好的政治給每個人一張船票，但是它無法也不應該把每個人帶到他的目的地。
不過，政治現實主義并不意味着政治虛無主義。
政治是有限的，但并不是無用的。
這一點，我在序言中說到過，對比朝鮮與韓國、東德與西德、海地與多米尼加、今天的委内瑞拉與20年前的委内瑞拉、今天的德國與80年前的德國、改革開放前的中國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我們都能清楚地感到政治作為一種“藝術”的力量。
相似的曆史、相似的地理、相似的社會、相似的文化，在不同的政治力量下，可以發展出截然不同的道路。
改善的遊戲規則未必會使一場球賽精彩紛呈，但它至少是一切可持續比賽的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