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 政治的可能與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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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中，我談到了“政治創造可能性”的各種路徑。
比如，政治選擇的路徑——在南非，雖然社會結構極度撕裂、曆史記憶充滿創傷，但是新舊兩個政治領導集團通過妥協與分權，使南非實現了轉型的軟着陸。
還有經濟政策選擇的路徑。
智利身處經濟民粹主義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權政府倒台後，仍然堅持了溫和的經濟自由主義路線，使得智利經濟成為拉美地區的佼佼者。
我還談到集體行動的路徑。
美國國家能力的建構，和許多其他國家不同，不是緣起于密集的戰争或發達的文官制政府，而主要是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社會運動。
在韓國，新的政治可能性則來自觀念的變遷——當觀念水位不斷上升，人們甚至超越其經濟理性，為了一個更高的價值重新締造制度。
在所有這些故事中，我們發現，盡管曆史、地理、社會、文化構成政治發展的約束，但這些約束不是牢籠，每個社會對其政治未來，都有一定的選擇餘地。
這個餘地一開始也許隻有10厘米，但是，通過行動的勇氣與智慧，它可能擴展為10米、100米、1萬米，直到打開新的天地。
哪怕從曆史深處流淌而來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個國家的胎記，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沖突”那兩次課中所說的，文化不但可能變遷，在一個大發展和全球化的時代，它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變遷。
80年前的德國人，默許了納粹政府屠殺600萬猶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國人，成為整個歐洲最歡迎移民的群體。
90年前的日本人，忙着刺殺一切有和平主義嫌疑的政治家，但當代有跨國民調顯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願“為祖國而戰”的國民。
曆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絕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隻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當然，反過來，政治在“創造可能性”的同時，也時常收縮可能性，把本來遼闊的空間從1萬米縮成100米、10米、10厘米。
我們談到過阿富汗，20世紀70年代時本來處于現代化的入口，但是，極左力量的崛起引發蘇軍的入侵，蘇軍的占領激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引發内戰，政治多米諾骨牌效應讓一個國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窮水盡。
我們還談到過伊拉克，薩達姆不是什麼伊拉克救星，他的統治下也沒有很多人想象的發展與和平，事實上，正是他把一個現代化過程的國家拉進了無窮的戰火。
我們也提到過津巴布韋，1980年獨立的時候，充滿希望、百廢待興，但是，穆加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義以及大權獨攬，讓一個非洲糧倉淪為通貨膨脹的傳奇。
政治是藝術，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藝術。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藝術之間，是政治行動。
行動需要勇氣，需要道德覺醒，需要有一個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險，從人群中站出來說：對不起，國王，你并沒有穿衣服。
在關于“平庸之惡”的讨論中，我講到過，惡的泛濫未必需要多少“壞人”，往往隻需要一個“魅力四射的瘋子”加上無數“不假思索”的人。
在這個“1+N模式”中，一個普通人要從“不假思索”中出走，他必須跳出“此時此刻”，獲得一個更高更遠的視角，足以看到曆史深處的亡靈，以及道路盡頭的懸崖。
但政治行動不僅僅需要勇氣，也需要節制。
泰國反複的政體振蕩說明，狂熱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毀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毀自由。
而委内瑞拉式的經濟崩潰則說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繩，可以像海妖的歌聲，把無數船隻引向觸礁與沉沒。
很多時候，比左右之争、東西之争、普世與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熱和溫和之争，是斬釘截鐵和懷疑主義之争，是感歎号和問号之争。
最後，我想補充的一點是，可能是因為我常常在公共領域寫作，而且盡量用非學術化的語言和讀者交流，所以常常被貼上一個标簽，叫作“政治學常識的普及者”。
說實話，我對這個标簽有點不适。
為什麼呢？因為仔細想想，政治學幾乎沒有常識。
你對政治學了解越多，就越會意識到，政治學沒有常識。
你覺得“民主”是常識，但是曆史上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麥迪遜甚至說：“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蘇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會仍然會是一群暴民。
”你覺得“自由”是常識，但很多左翼會追問：誰的自由？哪有沒有階級屬性的自由？你覺得“平等”是常識，可是曆史上對平等的追求，常常帶來一敗塗地的悲劇。
我能普及什麼呢？更多的時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謂“常識”，而恰恰是遲疑。
有時候，我會為政治知識的這種“原地踏步”而絕望。
在其他領域，人類的進步令人驚歎。
直到現在，坐飛機的時候，我仍然感到難以置信：人類怎麼這麼聰明？居然能造出這麼一個笨重的家夥，而它能在天上飛十幾個小時？吃到改良水果的時候，我也特别感恩：他們到底對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麼，怎麼這麼好吃？全球氣候變暖運動的擴散，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球平均溫度200年裡上升1度，這麼微妙的變化，居然被人類發現了，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後果，發展出轟轟烈烈的全球運動。
有一年我看一個舞台劇，表演和特技、音樂結合得太完美了，我幾乎熱淚盈眶，感慨人間真是不虛此行。
所有這些文明的成果都讓我敬畏，但是，轉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洩氣了：雖然人類已經能夠上天入地、呼風喚雨，但仍然會為能不能退出一個宗教打得頭破血流，為一句刺耳的言論付出沉重代價，為一句口号淪為無法退出的實驗品，為一場選舉而反目為仇。
同一個物種，居然會同時如此智慧和愚蠢、偉大和狹隘、勇敢和懦弱。
不過，另一些時候，我又覺得，沒有常識未必是一件壞事。
為什麼？因為如果知識是确切的，專制就是必要的。
恰恰是知識的不确定性，讓我們需要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情境中不斷重返基本的道德問題和曆史經驗，用我們自己的頭腦思考，并以這種思考成就人之為人的尊嚴。
如果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是在建造一座層層累加的高塔，社會科學的知識則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頭，推上去，掉下來，再推上去，再掉下來。
或許有人認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種徒勞，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許正是對自由落體的抵抗。
政治複雜到令人絕望，但也正是這種複雜，讓思考充滿樂趣，讓自由成為必要，讓未來湧現無窮無盡的驚奇。
參考書目 ［1］Acemoglu,Daron,JamesA.Robinson.TheNarrowCorridor:States,Societies,andtheFateofLiberty.NewYork,N.Y.:PenguinPress,2019. ［2］Acemoglu,Daron,JamesA.Robinson.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NewYork,N.Y.:CrownBusiness,2012. ［3］Bardenwerper,Will.ThePrisonerinHisPalace:SaddamHussein,HisAmericanGuards,andWhatHistoryLeavesUnsaid.N
在課程中，我談到了“政治創造可能性”的各種路徑。
比如，政治選擇的路徑——在南非，雖然社會結構極度撕裂、曆史記憶充滿創傷，但是新舊兩個政治領導集團通過妥協與分權，使南非實現了轉型的軟着陸。
還有經濟政策選擇的路徑。
智利身處經濟民粹主義盛行的拉美，在右翼威權政府倒台後，仍然堅持了溫和的經濟自由主義路線，使得智利經濟成為拉美地區的佼佼者。
我還談到集體行動的路徑。
美國國家能力的建構，和許多其他國家不同，不是緣起于密集的戰争或發達的文官制政府，而主要是通過一代又一代人的社會運動。
在韓國，新的政治可能性則來自觀念的變遷——當觀念水位不斷上升，人們甚至超越其經濟理性，為了一個更高的價值重新締造制度。
在所有這些故事中，我們發現，盡管曆史、地理、社會、文化構成政治發展的約束，但這些約束不是牢籠，每個社會對其政治未來，都有一定的選擇餘地。
這個餘地一開始也許隻有10厘米，但是，通過行動的勇氣與智慧，它可能擴展為10米、100米、1萬米，直到打開新的天地。
哪怕從曆史深處流淌而來的政治文化，似乎是一個國家的胎記，但是，就像我在“文明的沖突”那兩次課中所說的，文化不但可能變遷，在一個大發展和全球化的時代，它甚至可能非常快速地變遷。
80年前的德國人，默許了納粹政府屠殺600萬猶太人，但是今天的德國人，成為整個歐洲最歡迎移民的群體。
90年前的日本人，忙着刺殺一切有和平主義嫌疑的政治家，但當代有跨國民調顯示，日本人成了全球最不願“為祖國而戰”的國民。
曆史是文化的作者，但絕非它的唯一作者，甚至可能隻是它的第二、第三、第四作者。
當然，反過來，政治在“創造可能性”的同時，也時常收縮可能性，把本來遼闊的空間從1萬米縮成100米、10米、10厘米。
我們談到過阿富汗，20世紀70年代時本來處于現代化的入口，但是，極左力量的崛起引發蘇軍的入侵，蘇軍的占領激發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原教旨主義引發内戰，政治多米諾骨牌效應讓一個國家的道路越走越窄，直至山窮水盡。
我們還談到過伊拉克，薩達姆不是什麼伊拉克救星，他的統治下也沒有很多人想象的發展與和平，事實上，正是他把一個現代化過程的國家拉進了無窮的戰火。
我們也提到過津巴布韋，1980年獨立的時候，充滿希望、百廢待興，但是，穆加貝的族群政治、民粹主義以及大權獨攬，讓一個非洲糧倉淪為通貨膨脹的傳奇。
政治是藝術，但它可能是非常糟糕的藝術。
在卓越的和糟糕的藝術之間，是政治行動。
行動需要勇氣，需要道德覺醒，需要有一個小男孩以及更多小男孩冒着巨大的危險，從人群中站出來說：對不起，國王，你并沒有穿衣服。
在關于“平庸之惡”的讨論中，我講到過，惡的泛濫未必需要多少“壞人”，往往隻需要一個“魅力四射的瘋子”加上無數“不假思索”的人。
在這個“1+N模式”中，一個普通人要從“不假思索”中出走，他必須跳出“此時此刻”，獲得一個更高更遠的視角，足以看到曆史深處的亡靈，以及道路盡頭的懸崖。
但政治行動不僅僅需要勇氣，也需要節制。
泰國反複的政體振蕩說明，狂熱的政治激情可能以民主的方式摧毀民主，以自由的方式摧毀自由。
而委内瑞拉式的經濟崩潰則說明，善的感召如果失去缰繩，可以像海妖的歌聲，把無數船隻引向觸礁與沉沒。
很多時候，比左右之争、東西之争、普世與民族之争更重要的，是狂熱和溫和之争，是斬釘截鐵和懷疑主義之争，是感歎号和問号之争。
最後，我想補充的一點是，可能是因為我常常在公共領域寫作，而且盡量用非學術化的語言和讀者交流，所以常常被貼上一個标簽，叫作“政治學常識的普及者”。
說實話，我對這個标簽有點不适。
為什麼呢？因為仔細想想，政治學幾乎沒有常識。
你對政治學了解越多，就越會意識到，政治學沒有常識。
你覺得“民主”是常識，但是曆史上很多偉大的思想家都反民主——麥迪遜甚至說：“如果所有的雅典人都是蘇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會仍然會是一群暴民。
”你覺得“自由”是常識，但很多左翼會追問：誰的自由？哪有沒有階級屬性的自由？你覺得“平等”是常識，可是曆史上對平等的追求，常常帶來一敗塗地的悲劇。
我能普及什麼呢？更多的時候，我普及的不是所謂“常識”，而恰恰是遲疑。
有時候，我會為政治知識的這種“原地踏步”而絕望。
在其他領域，人類的進步令人驚歎。
直到現在，坐飛機的時候，我仍然感到難以置信：人類怎麼這麼聰明？居然能造出這麼一個笨重的家夥，而它能在天上飛十幾個小時？吃到改良水果的時候，我也特别感恩：他們到底對葡萄和西瓜做了些什麼，怎麼這麼好吃？全球氣候變暖運動的擴散，也讓我百思不得其解：地球平均溫度200年裡上升1度，這麼微妙的變化，居然被人類發現了，而且分析出它的前因後果，發展出轟轟烈烈的全球運動。
有一年我看一個舞台劇，表演和特技、音樂結合得太完美了，我幾乎熱淚盈眶，感慨人間真是不虛此行。
所有這些文明的成果都讓我敬畏，但是，轉身看一眼政治，立刻洩氣了：雖然人類已經能夠上天入地、呼風喚雨，但仍然會為能不能退出一個宗教打得頭破血流，為一句刺耳的言論付出沉重代價，為一句口号淪為無法退出的實驗品，為一場選舉而反目為仇。
同一個物種，居然會同時如此智慧和愚蠢、偉大和狹隘、勇敢和懦弱。
不過，另一些時候，我又覺得，沒有常識未必是一件壞事。
為什麼？因為如果知識是确切的，專制就是必要的。
恰恰是知識的不确定性，讓我們需要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情境中不斷重返基本的道德問題和曆史經驗，用我們自己的頭腦思考，并以這種思考成就人之為人的尊嚴。
如果說自然科學的知識是在建造一座層層累加的高塔，社會科學的知識則更像是西西弗斯在推石頭，推上去，掉下來，再推上去，再掉下來。
或許有人認為西西弗斯的努力是一種徒勞，殊不知原地踏步或許正是對自由落體的抵抗。
政治複雜到令人絕望，但也正是這種複雜，讓思考充滿樂趣，讓自由成為必要，讓未來湧現無窮無盡的驚奇。
參考書目 ［1］Acemoglu,Daron,JamesA.Robinson.TheNarrowCorridor:States,Societies,andtheFateofLiberty.NewYork,N.Y.:PenguinPress,2019. ［2］Acemoglu,Daron,JamesA.Robinson.WhyNationsFail:TheOriginsofPower,Prosperity,andPoverty.NewYork,N.Y.:CrownBusiness,2012. ［3］Bardenwerper,Will.ThePrisonerinHisPalace:SaddamHussein,HisAmericanGuards,andWhatHistoryLeavesUnsaid.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