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幽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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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種政治動員機制，當這種話語傳播得足夠廣、足夠深、激起足夠的憤怒，它可以使得不平等狀況從一座“死火山”變成一座“活火山”。
現實很重要，但是比現實更重要的，往往是我們如何诠釋現實。
諸善之争中的平衡 總結一下，不平等問題非常複雜，它有A面，也有B面。
《小醜》中的悲慘世界叙事、受害者叙事、階級戰争叙事，雖然邏輯很平滑，但套到現實中，卻有很多“不合身”之處。
可能有人會說，把問題說得嚴重點有何不可？這有助于社會形成改革共識，不是好事嗎？其實，這就又回到我們在前面講到過的，不成比例的悲觀主義或許滿足知識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卻可能帶來錯誤的解題思路。
如果更重要的問題是貧困而不僅僅是貧富差距本身，那麼解題思路就應該注重激勵投資和就業，也就是創造财富，而不僅僅是再分配财富。
如果問題相當程度上是家庭結構而不僅僅是再分配不足，那麼部分答案就在于鼓勵一種穩定、負責的婚姻觀，而不完全是更大更多的政府。
如果技術進步驅動着不平等的上升，那麼，為了保護技術創新，“改造世界”更多的應該是政策微調，而不是将特定的經濟模式連根拔起。
如果富人其實已經并且正在接受相當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僅僅是貪得無厭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麼，更合理的做法是繼續協商改良，而不是發動基于“敵我話語”的階級鬥争。
說到底，不平等問題之所以棘手，是因為平等并非我們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隻是我們所珍視的各種價值之一。
如果平等是唯一目标，那事情就好辦了。
大家知道最能“讓所有人站到同一條起跑線上”的機制是什麼嗎？是戰争。
中國曆史上，每次改朝換代都血雨腥風，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但這是平等的貧窮，而我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來，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
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須和其他價值并存：自由、秩序、創新、責任感，等等。
這種平衡才是最艱難的。
我們希望那些年輕的保安、快遞、保潔中被埋沒的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能夠有機會實現自我，但我們也害怕過于均等的社會讓潛在的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失去奮鬥的激勵機制。
我們不想看到饑餓和無家可歸，因為在财富劇增的今天，這是不必要的殘忍，但我們也擔心，過度再分配成為委内瑞拉式的殺雞取卵。
我們恐懼貧富懸殊引發的政治動蕩，但是我們也恐懼劫富濟貧自身引發的政治動蕩。
諸善之争是人類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隻是特定情境下的“權宜之計”。
諸善之間能否實現平衡？當然可能。
比如，北歐國家既高度發達，又相當平等，說明魚和熊掌可能兼得。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北歐模式有無數的社會、曆史、文化甚至地緣條件，也可能帶來某些經濟社會成本，而許多其他國家的類似追求卻一再失敗。
從王莽改制到法國大革命、從蘇聯極左的扭曲到柬埔寨的噩夢，從南歐債務危機到拉美的“粉紅革命”，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這件事，我們或許有一種方式把它做對，卻有1000種方式把它做錯。
如果我們相信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紙牌屋，那我們就不得不懷着謙卑和審慎，去尋找隐藏在荊棘深處的第1001條道路。
*** [1]RajChetty,“IstheUnitedStatesstillalandofopportunity?,”NBERWorkingPaper,Jan.2014. [2]DanKopf,“Forallitseconomicdynamis,China'sincomemobilityisbadandgettingworse,”QUARTZ,Jul.31,2018. [3]JeremyGreenwood,etal.,“Marryyourlike:Assortivematingandincomeinequality,”NBERWorkingPaper,Jan.2014. [4]TheEconomist,“Niceworkifyoucangetout,”TheEconomist,Apr.19,2014. [5]BrianSchwartz,“WallStreetdonorslineupbehindBideninmassivethirdquarter-fundraisinghaul,”CNBC.com,Oct.16,2020.
現實很重要，但是比現實更重要的，往往是我們如何诠釋現實。
諸善之争中的平衡 總結一下，不平等問題非常複雜，它有A面，也有B面。
《小醜》中的悲慘世界叙事、受害者叙事、階級戰争叙事，雖然邏輯很平滑，但套到現實中，卻有很多“不合身”之處。
可能有人會說，把問題說得嚴重點有何不可？這有助于社會形成改革共識，不是好事嗎？其實，這就又回到我們在前面講到過的，不成比例的悲觀主義或許滿足知識分子改造世界的激情，卻可能帶來錯誤的解題思路。
如果更重要的問題是貧困而不僅僅是貧富差距本身，那麼解題思路就應該注重激勵投資和就業，也就是創造财富，而不僅僅是再分配财富。
如果問題相當程度上是家庭結構而不僅僅是再分配不足，那麼部分答案就在于鼓勵一種穩定、負責的婚姻觀，而不完全是更大更多的政府。
如果技術進步驅動着不平等的上升，那麼，為了保護技術創新，“改造世界”更多的應該是政策微調，而不是将特定的經濟模式連根拔起。
如果富人其實已經并且正在接受相當程度的财富再分配，而不僅僅是貪得無厭的既得利益集團，那麼，更合理的做法是繼續協商改良，而不是發動基于“敵我話語”的階級鬥争。
說到底，不平等問題之所以棘手，是因為平等并非我們所追求的唯一目标，它隻是我們所珍視的各種價值之一。
如果平等是唯一目标，那事情就好辦了。
大家知道最能“讓所有人站到同一條起跑線上”的機制是什麼嗎？是戰争。
中國曆史上，每次改朝換代都血雨腥風，一打完仗，大家都平等了，“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但這是平等的貧窮，而我們真正想要的，不是“向下的平等”，而是“向上的平等”，不是把上面的人拉下來，而是把下面的人拉上去。
而在“向上的平等”中，平等就必須和其他價值并存：自由、秩序、創新、責任感，等等。
這種平衡才是最艱難的。
我們希望那些年輕的保安、快遞、保潔中被埋沒的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能夠有機會實現自我，但我們也害怕過于均等的社會讓潛在的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失去奮鬥的激勵機制。
我們不想看到饑餓和無家可歸，因為在财富劇增的今天，這是不必要的殘忍，但我們也擔心，過度再分配成為委内瑞拉式的殺雞取卵。
我們恐懼貧富懸殊引發的政治動蕩，但是我們也恐懼劫富濟貧自身引發的政治動蕩。
諸善之争是人類最大的困境，所有的答案都隻是特定情境下的“權宜之計”。
諸善之間能否實現平衡？當然可能。
比如，北歐國家既高度發達，又相當平等，說明魚和熊掌可能兼得。
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北歐模式有無數的社會、曆史、文化甚至地緣條件，也可能帶來某些經濟社會成本，而許多其他國家的類似追求卻一再失敗。
從王莽改制到法國大革命、從蘇聯極左的扭曲到柬埔寨的噩夢，從南歐債務危機到拉美的“粉紅革命”，曆史一再展示，追求平等這件事，我們或許有一種方式把它做對，卻有1000種方式把它做錯。
如果我們相信曆史是值得敬畏的，而文明常常是一座脆弱的紙牌屋，那我們就不得不懷着謙卑和審慎，去尋找隐藏在荊棘深處的第1001條道路。
*** [1]RajChetty,“IstheUnitedStatesstillalandofopportunity?,”NBERWorkingPaper,Jan.2014. [2]DanKopf,“Forallitseconomicdynamis,China'sincomemobilityisbadandgettingworse,”QUARTZ,Jul.31,2018. [3]JeremyGreenwood,etal.,“Marryyourlike:Assortivematingandincomeinequality,”NBERWorkingPaper,Jan.2014. [4]TheEconomist,“Niceworkifyoucangetout,”TheEconomist,Apr.19,2014. [5]BrianSchwartz,“WallStreetdonorslineupbehindBideninmassivethirdquarter-fundraisinghaul,”CNBC.com,Oct.16,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