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幽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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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小時。
[4]蒂姆·庫克，蘋果公司的CEO，每天3:45起床工作；馬斯克，每周工作80～120小時，也就是一天工作11～17小時。
甚至，富人還更愛讀書。
在一個采訪中，有人問巴菲特的成功秘訣，他随手指指旁邊的書堆說：“我一天讀500頁書。
”總之，貪得無厭、不勞而獲的富豪形象，與今天的很多富人形象并不相符。
階級戰争叙事的另一面 最後，我們來看看不平等加劇的結果，是否合乎“階級戰争”叙事。
根據這個看法，政治權力被經濟寡頭劫持，而貪婪的寡頭必然會通過政治權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擴大化，所以，所謂“體制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最後隻能是《小醜》劇終那種魚死網破。
這個看法，也大可商榷。
上次課，我談到過學者吉倫斯的書《财富與影響力》，根據吉倫斯的觀點，美國政治本質上是寡頭政治，他的依據是：對比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個階層的政策偏好，會發現，當富人和窮人政策偏好相抵觸時，前者“得逞”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美國民主其實是寡頭政治。
不過，很快有其他學者指出，這個說法誇大了美國的階級鬥争程度，為什麼呢？因為高、中、低階層，政策偏好80%的時候都是一緻的，而頂部10%的人和中間選民的偏好，90%的時候一緻；不但政策偏好一緻性高，而且不同政策之間的排序也非常接近。
換句話說，上中下層沒有那麼對立，他們在絕大多數時候還挺意氣相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頁的圖（圖5-10），灰線是底層民衆的偏好，黑線是頂層偏好，二者距離相當接近，變化趨勢也非常一緻。
圖5-10 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政治偏好 （圖片來源：JohnYork,“Doesrisingincomeinequalitythreatendemocracy?,”HeritageFoundation,2017） 進一步看，當高收入者和中間選民意見分歧時，他們各自“如願以償”的比例是1:1，談不上寡頭政治。
而當中高收入者和窮人意見分歧時，的确，前者更容易如願以償，“得逞”比例大概是4:1，但這一定是壞事嗎？至少對美國左翼來說，未必，而左翼恰恰是最在乎政治影響力平等的人。
為什麼呢？因為窮人的政策偏好更傾向于貿易保護、更反對移民、更反對堕胎、更懷疑全球變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權、支持環保主義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響力，也就是決策中的精英主義成分，使得他們的政見更有機會實現。
如果說這是“寡頭政治”，也未必是一種“壞的寡頭政治”。
當然，更富有的階層以及遊說集團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一個需要改革的事實。
但簡單地把美國政治說成是寡頭政治，有很多現象就解釋不通。
比如，美國的社會和福利支出為什麼會不斷擴大？既然權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1%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21%，但是他們交的聯邦收入稅，占聯邦收入稅總額的38.5%，也就是說，他們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們交的稅更不成比例。
事實上，top1%交的聯邦收入稅，超過底部90%的總和。
下圖（圖5-11）傳達的正是這個信息。
圖5-11 富人收入稅與國家福利支出 （圖片來源：John,York,“Doesrisingincomeinequalitythreatendemocracy?,”HeritageFoundation,2017） 其實，抛開數字，觀察實際的富豪，就會發現，“階級鬥争”論存在漏洞。
蓋茨把幾千億美元捐出來做慈善，是為了什麼階級利益？要知道，蓋茨基金會的年度預算和世界衛生組織旗鼓相當。
巴菲特則主動抱怨他的稅率太低，強烈要求政府給自己加稅，又是為了什麼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張給富人減稅，而拜登主張給富人加稅，如果華爾街人士堅決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那麼他們應該一邊倒地支持特朗普對不對？但事實是，到2020年大選前，金融界給拜登的捐款比給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
[5]所以，和我們前面談到韓國時的情況類似，觀念的力量有時候會戰勝利益的考慮。
因此，階級戰争叙事并不堅固，美國的窮人沒有那麼仇恨富人，富人也沒有那麼壓制窮人。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階級鬥争”的話語不斷傳播、擴散，它卻可能構成“自我實現的預期”。
什麼意思呢？就是“階級鬥争”話語本身
[4]蒂姆·庫克，蘋果公司的CEO，每天3:45起床工作；馬斯克，每周工作80～120小時，也就是一天工作11～17小時。
甚至，富人還更愛讀書。
在一個采訪中，有人問巴菲特的成功秘訣，他随手指指旁邊的書堆說：“我一天讀500頁書。
”總之，貪得無厭、不勞而獲的富豪形象，與今天的很多富人形象并不相符。
階級戰争叙事的另一面 最後，我們來看看不平等加劇的結果，是否合乎“階級戰争”叙事。
根據這個看法，政治權力被經濟寡頭劫持，而貪婪的寡頭必然會通過政治權力将自己的财富永久化和擴大化，所以，所謂“體制内的改革”是不可能的，最後隻能是《小醜》劇終那種魚死網破。
這個看法，也大可商榷。
上次課，我談到過學者吉倫斯的書《财富與影響力》，根據吉倫斯的觀點，美國政治本質上是寡頭政治，他的依據是：對比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和各個階層的政策偏好，會發現，當富人和窮人政策偏好相抵觸時，前者“得逞”的概率大得多，所以，美國民主其實是寡頭政治。
不過，很快有其他學者指出，這個說法誇大了美國的階級鬥争程度，為什麼呢？因為高、中、低階層，政策偏好80%的時候都是一緻的，而頂部10%的人和中間選民的偏好，90%的時候一緻；不但政策偏好一緻性高，而且不同政策之間的排序也非常接近。
換句話說，上中下層沒有那麼對立，他們在絕大多數時候還挺意氣相投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頁的圖（圖5-10），灰線是底層民衆的偏好，黑線是頂層偏好，二者距離相當接近，變化趨勢也非常一緻。
圖5-10 高收入與低收入群體政治偏好 （圖片來源：JohnYork,“Doesrisingincomeinequalitythreatendemocracy?,”HeritageFoundation,2017） 進一步看，當高收入者和中間選民意見分歧時，他們各自“如願以償”的比例是1:1，談不上寡頭政治。
而當中高收入者和窮人意見分歧時，的确，前者更容易如願以償，“得逞”比例大概是4:1，但這一定是壞事嗎？至少對美國左翼來說，未必，而左翼恰恰是最在乎政治影響力平等的人。
為什麼呢？因為窮人的政策偏好更傾向于貿易保護、更反對移民、更反對堕胎、更懷疑全球變暖，而今天的左翼恰恰支持全球化、支持移民、支持堕胎權、支持環保主義等，所以，恰恰是不平等的影響力，也就是決策中的精英主義成分，使得他們的政見更有機會實現。
如果說這是“寡頭政治”，也未必是一種“壞的寡頭政治”。
當然，更富有的階層以及遊說集團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這是一個事實，而且是一個需要改革的事實。
但簡單地把美國政治說成是寡頭政治，有很多現象就解釋不通。
比如，美國的社會和福利支出為什麼會不斷擴大？既然權力都被富人劫持了，他們為什麼要把自己的蛋糕分出去？要知道，2017年，top1%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21%，但是他們交的聯邦收入稅，占聯邦收入稅總額的38.5%，也就是說，他們收入高的不成比例，但是他們交的稅更不成比例。
事實上，top1%交的聯邦收入稅，超過底部90%的總和。
下圖（圖5-11）傳達的正是這個信息。
圖5-11 富人收入稅與國家福利支出 （圖片來源：John,York,“Doesrisingincomeinequalitythreatendemocracy?,”HeritageFoundation,2017） 其實，抛開數字，觀察實際的富豪，就會發現，“階級鬥争”論存在漏洞。
蓋茨把幾千億美元捐出來做慈善，是為了什麼階級利益？要知道，蓋茨基金會的年度預算和世界衛生組織旗鼓相當。
巴菲特則主動抱怨他的稅率太低，強烈要求政府給自己加稅，又是為了什麼既得利益？很有意思的一點是，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主張給富人減稅，而拜登主張給富人加稅，如果華爾街人士堅決捍衛自己的“階級利益”，那麼他們應該一邊倒地支持特朗普對不對？但事實是，到2020年大選前，金融界給拜登的捐款比給特朗普的捐款多出了5倍。
[5]所以，和我們前面談到韓國時的情況類似，觀念的力量有時候會戰勝利益的考慮。
因此，階級戰争叙事并不堅固，美國的窮人沒有那麼仇恨富人，富人也沒有那麼壓制窮人。
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階級鬥争”的話語不斷傳播、擴散，它卻可能構成“自我實現的預期”。
什麼意思呢？就是“階級鬥争”話語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