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幽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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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對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階層的政策偏好，發現當窮人和富人偏好不一緻時，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美國政治本質上其實是寡頭政治。
不少其他學者觀點類似，他們的結論都是：一旦一個社會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會淪為寡頭統治。
當然，這些觀點也受到一些争議，我們下一講還會再涉及。
貧富懸殊問題二：影響經濟發展 不平等不僅僅是一個道義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
有一種常見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隻能二選一，為了效率，就不得不犧牲公平。
也許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話有一定道理，畢竟，資源極度稀缺時，把有限的資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資的枯竭，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過度不平等不但無助于效率，甚至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為什麼？很簡單，經濟發展不僅需要投資，也需要消費。
如果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都很窮，也就是消費能力低下，那麼經濟發展同樣會失去動力。
你這邊拼命投資生産，那邊沒人花錢消費，資本家遲早也會走向破産。
大家可能聽說過凱恩斯的一個觀點，叫作“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趨勢”。
根據這個觀點，越窮的人邊際消費傾向越強。
同樣是1000塊錢，交給富人，他們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塊不過是存款數額盡頭一個難以察覺的數字，但是交給窮人，他可能立刻拿去買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為富人不需要10部車、20個電腦，多半一年不會滑30次雪，但是對于窮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剛需，所以他的錢會更快地回到經濟循環當中去。
這些年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叫“産能過剩”，其實，對于很多行業來說，所謂“産能過剩”，換一種說法，就是“消費不足”。
為什麼消費不足？李克強總理說了，有6億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這怎麼刺激消費？所以，所謂産能過剩，背後相當一部分原因，還是經濟不平等。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新冠疫情，很多國家啟動了“直接發錢”的項目。
美國每個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補貼，有孩子的還另外加錢。
一個三口之家大約能收到3000美元。
這種直接發錢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義救濟的成分，但其實也是在“救經濟”。
政府很怕疫情暴發後，人們因為缺錢而消費銳減，結果就是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所以，平等不是增長的敵人，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是增長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聽到過一個說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當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論，但是，至少有些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發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
為什麼？因為觀察顯示，凡是能夠從中等收入水平“畢業”，進入發達國家陣營的國家，比如東亞一批國家、中東歐一批國家，都是經濟相對平等的國家，而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國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類的，都是貧富懸殊非常嚴重的國家。
道理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當大多數人在貧困中難以自拔，經濟發展就失去了後勁。
獨樂樂不如衆樂樂，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規訓，也是一個經濟原理。
貧富懸殊問題三：政治極化 貧富懸殊不僅在道義上不公平，還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現在，我們來說說它常常帶來的第三個嚴重後果——政治動蕩。
在這一點上，曆史上的教訓就太多了。
從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到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準導火索。
如果說在古代，宿命主義的世界觀還讓民衆對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餓死了就不起義，啟蒙運動以來的平等主義世界觀，則使得民衆對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政治雖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美國政治本質上其實是寡頭政治。
不少其他學者觀點類似，他們的結論都是：一旦一個社會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會淪為寡頭統治。
當然，這些觀點也受到一些争議，我們下一講還會再涉及。
貧富懸殊問題二：影響經濟發展 不平等不僅僅是一個道義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
有一種常見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隻能二選一，為了效率，就不得不犧牲公平。
也許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話有一定道理，畢竟，資源極度稀缺時，把有限的資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資的枯竭，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過度不平等不但無助于效率，甚至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為什麼？很簡單，經濟發展不僅需要投資，也需要消費。
如果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都很窮，也就是消費能力低下，那麼經濟發展同樣會失去動力。
你這邊拼命投資生産，那邊沒人花錢消費，資本家遲早也會走向破産。
大家可能聽說過凱恩斯的一個觀點，叫作“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趨勢”。
根據這個觀點，越窮的人邊際消費傾向越強。
同樣是1000塊錢，交給富人，他們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塊不過是存款數額盡頭一個難以察覺的數字，但是交給窮人，他可能立刻拿去買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為富人不需要10部車、20個電腦，多半一年不會滑30次雪，但是對于窮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剛需，所以他的錢會更快地回到經濟循環當中去。
這些年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叫“産能過剩”，其實，對于很多行業來說，所謂“産能過剩”，換一種說法，就是“消費不足”。
為什麼消費不足？李克強總理說了，有6億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這怎麼刺激消費？所以，所謂産能過剩，背後相當一部分原因，還是經濟不平等。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新冠疫情，很多國家啟動了“直接發錢”的項目。
美國每個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補貼，有孩子的還另外加錢。
一個三口之家大約能收到3000美元。
這種直接發錢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義救濟的成分，但其實也是在“救經濟”。
政府很怕疫情暴發後，人們因為缺錢而消費銳減，結果就是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所以，平等不是增長的敵人，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是增長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聽到過一個說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當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論，但是，至少有些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發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
為什麼？因為觀察顯示，凡是能夠從中等收入水平“畢業”，進入發達國家陣營的國家，比如東亞一批國家、中東歐一批國家，都是經濟相對平等的國家，而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國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類的，都是貧富懸殊非常嚴重的國家。
道理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當大多數人在貧困中難以自拔，經濟發展就失去了後勁。
獨樂樂不如衆樂樂，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規訓，也是一個經濟原理。
貧富懸殊問題三：政治極化 貧富懸殊不僅在道義上不公平，還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現在，我們來說說它常常帶來的第三個嚴重後果——政治動蕩。
在這一點上，曆史上的教訓就太多了。
從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到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準導火索。
如果說在古代，宿命主義的世界觀還讓民衆對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餓死了就不起義，啟蒙運動以來的平等主義世界觀，則使得民衆對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政治雖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