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幽靈（1）
關燈
小
中
大
中東歐一批國家，都是經濟相對平等的國家，而那些長期陷入“中等收入”止步不前的國家，比如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之類的，都是貧富懸殊非常嚴重的國家。
道理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當大多數人在貧困中難以自拔，經濟發展就失去了後勁。
獨樂樂不如衆樂樂，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規訓，也是一個經濟原理。
貧富懸殊問題三：政治極化 貧富懸殊不僅在道義上不公平，還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現在，我們來說說它常常帶來的第三個嚴重後果——政治動蕩。
在這一點上，曆史上的教訓就太多了。
從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到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準導火索。
如果說在古代，宿命主義的世界觀還讓民衆對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餓死了就不起義，啟蒙運動以來的平等主義世界觀，則使得民衆對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政治雖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卻更脆弱了，因為人們不是根據自己的絕對處境，而是根據“相對剝奪感”而采取政治行動的。
這一點，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
之前我們談到智利時曾經說過，盡管智利的經濟發展态勢良好，不平等其實也在下降，但是因為人們更加重視平等，由不平等産生的怨恨卻反而增加了。
2019年爆發的大規模抗議，就是這種怨恨的一個表現。
巴西，同樣是一個被不平等問題長期困擾的國家，基尼指數高達0.53，即使是在普遍高度不平等的拉美，也是名列前茅了。
我在之前的課上講到過，因為貧富極度懸殊，巴西的富人都活成了籠中鳥，給家裡裝上各種複雜的安保系統，防偷防搶防要飯。
作為這種經濟不平等的後果，巴西的政治這些年也是非常動蕩，左右撕裂非常嚴重。
左翼力量代表、前總統盧拉，在下台後居然還被以貪腐的罪名送進了監獄，而他的接班人羅塞夫幹脆被彈劾，右翼勢力代表、現總統博索納羅，被稱為巴西的特朗普，自2018年當選以來，不斷遭受各種抗議示威、調查彈劾。
雙方的群衆基礎則在街頭經年不息地發生對抗。
發達國家也因為貧富差距而出現政治撕裂。
近年西方右翼民粹主義上升，助推力之一，正是高度的不平等。
我們前面講經濟全球化的時候講到過，一邊是“達沃斯人”，沖出本國的小市場，走向全球的大市場，财富直線上升；一邊是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因為産業轉移、技術更新、移民競争，越來越成為“多餘的人”，于是，怨恨點燃了右翼民粹主義。
經濟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進的右翼勢力，也激活了激進的左翼力量。
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Wearethe99%”的口号響徹雲霄，此後，左翼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
2015年，以“社會主義者”自稱的桑德斯還是民主黨人中的一個異類，當時民衆對他有“正面看法”的隻有12%，但是到2018年，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53%，在18—34歲的年輕人中，更是接近60%。
2020年8月有個新聞，因為對亞馬遜最低工資不滿，有抗議者到貝索斯家門口架了一個斷頭台。
雖然隻是一個仿制品，但這裡面的寓意，還是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一邊是右翼民粹主義上升，一邊是左翼的激進化，經濟兩極化造成政治的兩極化。
總結一下這一講的内容。
第一，過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顯著上升——無論是在美國、中國還是全球；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道義上不公平，長遠來看抑制經濟發展潛力，還可能帶來政治動蕩。
說到這裡，你們可能會覺得，那解決辦法很簡單啊，“打土豪、分田地”，大規模地再分配财富，不就什麼都解決了嗎？如果有人攔着這個方案，那他一定是非蠢即壞，為“既得利益集團”搖旗呐喊。
然而，事實是，隻要是社會問題，答案幾乎從來不可能“簡單”。
尤其是一個斷斷續續存在了幾千年的社會問題，如果至今懸而未決，一定不是你一拍腦袋就能想到解決方案的，不然為何前面幾千年從來沒有人想到？在今天這個時代，“不平等”到底有多嚴重？是一個炎症還是一個癌症？是制度根部的腐爛，還是樹枝的病害？甚至，是否存在着“合理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不平等”之分？在這些問題上，其實都大有争議。
這一講，我們讨論了争議的A面，下一講，我們再來讨論它的B面。
*** [1]FrankLysy,“WhywagehasstagnatedwhileGDPhasgrown,”AnEconomicSense,Feb.13,2015. [2]AmandaDixon,“AgrowingpercentageofAmericanshavenoemergingsavingswhatsoever,”Bankrate,Jul.1,2019.
道理就是我們前面說到的，當大多數人在貧困中難以自拔，經濟發展就失去了後勁。
獨樂樂不如衆樂樂，這不僅僅是一個道德規訓，也是一個經濟原理。
貧富懸殊問題三：政治極化 貧富懸殊不僅在道義上不公平，還可能影響經濟發展，現在，我們來說說它常常帶來的第三個嚴重後果——政治動蕩。
在這一點上，曆史上的教訓就太多了。
從中國曆史上的農民起義，到法國大革命，可以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是暴力革命的标準導火索。
如果說在古代，宿命主義的世界觀還讓民衆對不平等具有更高的容忍度，不到快要餓死了就不起義，啟蒙運動以來的平等主義世界觀，則使得民衆對不平等的容忍度大大下降。
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政治雖然比古代更平等，但是卻更脆弱了，因為人們不是根據自己的絕對處境，而是根據“相對剝奪感”而采取政治行動的。
這一點，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如此。
之前我們談到智利時曾經說過，盡管智利的經濟發展态勢良好，不平等其實也在下降，但是因為人們更加重視平等，由不平等産生的怨恨卻反而增加了。
2019年爆發的大規模抗議，就是這種怨恨的一個表現。
巴西，同樣是一個被不平等問題長期困擾的國家，基尼指數高達0.53，即使是在普遍高度不平等的拉美，也是名列前茅了。
我在之前的課上講到過，因為貧富極度懸殊，巴西的富人都活成了籠中鳥，給家裡裝上各種複雜的安保系統，防偷防搶防要飯。
作為這種經濟不平等的後果，巴西的政治這些年也是非常動蕩，左右撕裂非常嚴重。
左翼力量代表、前總統盧拉，在下台後居然還被以貪腐的罪名送進了監獄，而他的接班人羅塞夫幹脆被彈劾，右翼勢力代表、現總統博索納羅，被稱為巴西的特朗普，自2018年當選以來，不斷遭受各種抗議示威、調查彈劾。
雙方的群衆基礎則在街頭經年不息地發生對抗。
發達國家也因為貧富差距而出現政治撕裂。
近年西方右翼民粹主義上升，助推力之一，正是高度的不平等。
我們前面講經濟全球化的時候講到過，一邊是“達沃斯人”，沖出本國的小市場，走向全球的大市場，财富直線上升；一邊是發達國家的藍領工人，因為産業轉移、技術更新、移民競争，越來越成為“多餘的人”，于是，怨恨點燃了右翼民粹主義。
經濟不平等不但激活了激進的右翼勢力，也激活了激進的左翼力量。
在占領華爾街運動中，“Wearethe99%”的口号響徹雲霄，此後，左翼的核心議題之一就是财富再分配。
2015年，以“社會主義者”自稱的桑德斯還是民主黨人中的一個異類，當時民衆對他有“正面看法”的隻有12%，但是到2018年，這個比例已經上升到53%，在18—34歲的年輕人中，更是接近60%。
2020年8月有個新聞，因為對亞馬遜最低工資不滿，有抗議者到貝索斯家門口架了一個斷頭台。
雖然隻是一個仿制品，但這裡面的寓意，還是令人不寒而栗。
所以，一邊是右翼民粹主義上升，一邊是左翼的激進化，經濟兩極化造成政治的兩極化。
總結一下這一講的内容。
第一，過去40年左右，不平等在顯著上升——無論是在美國、中國還是全球；第二，不平等的上升可能帶來一系列嚴重問題：道義上不公平，長遠來看抑制經濟發展潛力，還可能帶來政治動蕩。
說到這裡，你們可能會覺得，那解決辦法很簡單啊，“打土豪、分田地”，大規模地再分配财富，不就什麼都解決了嗎？如果有人攔着這個方案，那他一定是非蠢即壞，為“既得利益集團”搖旗呐喊。
然而，事實是，隻要是社會問題，答案幾乎從來不可能“簡單”。
尤其是一個斷斷續續存在了幾千年的社會問題，如果至今懸而未決，一定不是你一拍腦袋就能想到解決方案的，不然為何前面幾千年從來沒有人想到？在今天這個時代，“不平等”到底有多嚴重？是一個炎症還是一個癌症？是制度根部的腐爛，還是樹枝的病害？甚至，是否存在着“合理的不平等”和“不合理的不平等”之分？在這些問題上，其實都大有争議。
這一講，我們讨論了争議的A面，下一講，我們再來讨論它的B面。
*** [1]FrankLysy,“WhywagehasstagnatedwhileGDPhasgrown,”AnEconomicSense,Feb.13,2015. [2]AmandaDixon,“AgrowingpercentageofAmericanshavenoemergingsavingswhatsoever,”Bankrate,Jul.1,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