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幽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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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印象深刻。
根據他2011年發表的研究，美國最窮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說，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國最窮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
喀麥隆頂部5%的人口，和德國最窮的5%的人口重合；英國最窮的人和津巴布韋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等等。
所以說，富國的窮人對于本國的富人來說是不幸的，但是對于窮國的窮人來說，又是相當幸運的。
當然，他這個研究出版于2011年，研究相對于現實又有滞後性，所以數據可能有些陳舊，但是，其中的核心信息，我想是沒有過時的，那就是：投胎太重要了。
上圖（圖5-8）揭示的就是這個觀點。
在1870年時，階層更能影響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但是到了2000年，出生地的權重和階層相比，已經是5:1了。
我們常常覺得，出身于哪個階層是抓彩票，其實，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個國家。
從新聞中，我們經常看到有些窮國的窮人，冒着生命危險偷渡到富國，其實，某種意義上，這真是一種理性選擇，因為隻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國存活下來，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變命運了，把世界大多數人口甩在後面了。
換了我，如果是窮國的窮人，沒準也會去冒這個險。
圖5-8 1870年與2000年階層與出生地對全球不平等的影響 （圖片來源：BrankoMilanovic,TheHavesandtheHave-Nots,NewYork:BasicBooks,2010） 貧富懸殊問題一：道義上不公平 毫無疑問，财富高度不平等，無論是在美國、中國還是全球，都是一個嚴重問題。
之所以是一個嚴重問題，首先是因為“這不公平”。
一個人的命運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點或者出身階層決定，這不合乎人類的道德直覺。
大家可能和我一樣，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很多年輕的快遞、保安、保潔、阿姨、服務員等。
這些人大多應該是農村的留守兒童出身，通常是從小父母出門打工，沒人管他們的教育，初中辍學，之後外出打工，四處漂流。
有時候，從他們手裡接過快遞的時候，我會忍不住想：這裡面有多少人本來可以是科學家、律師、作家、歌手？其中有多少被埋沒的馬雲、馬化騰、柯潔、王菲？我一直相信天賦、才華在人群中大體而言是均勻分布的，但是，由于出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事實是，我們都知道，科學家、律師、藝術家從留守兒童中出現的比例要遠遠低于城市中産家庭。
如此之多的才華、天賦、夢想，僅僅因為出生而被埋沒，真的是細思極恐。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不平等的自我強化傾向。
更多的錢可以買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帶來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這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造成階層的固化。
而且，越是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固化可能就越嚴重。
為什麼？因為梯子越長，對于底下的人，爬到頂部就越難。
前兩年有個斯坦福醜聞，大家可能記得，一個中國大款通過一個中間人給斯坦福捐了650萬美元，中間人教這個大款的女兒簡曆造假，幫她進了斯坦福大學。
不過，最後事情敗露，大款的兒女也被開除學籍。
這樣的事情，非常傷害人類樸素的道德情感。
什麼都靠拼爹，那奮鬥有何意義？奮鬥都沒有意義，那文明究竟是什麼？ 更糟的是，經濟不平等還可能傳導到政治系統，成為政治不平等，腐蝕公共決策。
這一點，在威權體制下，相對容易理解，畢竟，當權力被壟斷，資本主義很容易成為“裙帶資本主義”，有錢人通過關系搞定各種工程、項目，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經濟不平等也可能腐蝕民主的根基。
比如，學者吉倫斯（MartinGilens）寫過一本書，叫作《财富與影響力》（AffluenceandInfluence），就是表達這個觀點。
他研究了美國19
根據他2011年發表的研究，美國最窮的5%的人口，和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的收入重合，也就是說，印度最富的5%的人口，平均收入和美國最窮的5%的人口的平均收入差不多。
喀麥隆頂部5%的人口，和德國最窮的5%的人口重合；英國最窮的人和津巴布韋最富的人，有8%的重合度；等等。
所以說，富國的窮人對于本國的富人來說是不幸的，但是對于窮國的窮人來說，又是相當幸運的。
當然，他這個研究出版于2011年，研究相對于現實又有滞後性，所以數據可能有些陳舊，但是，其中的核心信息，我想是沒有過時的，那就是：投胎太重要了。
上圖（圖5-8）揭示的就是這個觀點。
在1870年時，階層更能影響全球不平等的程度，但是到了2000年，出生地的權重和階層相比，已經是5:1了。
我們常常覺得，出身于哪個階層是抓彩票，其實，更大的彩票是出身于哪個國家。
從新聞中，我們經常看到有些窮國的窮人，冒着生命危險偷渡到富國，其實，某種意義上，這真是一種理性選擇，因為隻要你能成功偷渡并且在富國存活下來，你自己、你的孩子就改變命運了，把世界大多數人口甩在後面了。
換了我，如果是窮國的窮人，沒準也會去冒這個險。
圖5-8 1870年與2000年階層與出生地對全球不平等的影響 （圖片來源：BrankoMilanovic,TheHavesandtheHave-Nots,NewYork:BasicBooks,2010） 貧富懸殊問題一：道義上不公平 毫無疑問，财富高度不平等，無論是在美國、中國還是全球，都是一個嚴重問題。
之所以是一個嚴重問題，首先是因為“這不公平”。
一個人的命運如果主要被他的出生地點或者出身階層決定，這不合乎人類的道德直覺。
大家可能和我一樣，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很多年輕的快遞、保安、保潔、阿姨、服務員等。
這些人大多應該是農村的留守兒童出身，通常是從小父母出門打工，沒人管他們的教育，初中辍學，之後外出打工，四處漂流。
有時候，從他們手裡接過快遞的時候，我會忍不住想：這裡面有多少人本來可以是科學家、律師、作家、歌手？其中有多少被埋沒的馬雲、馬化騰、柯潔、王菲？我一直相信天賦、才華在人群中大體而言是均勻分布的，但是，由于出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事實是，我們都知道，科學家、律師、藝術家從留守兒童中出現的比例要遠遠低于城市中産家庭。
如此之多的才華、天賦、夢想，僅僅因為出生而被埋沒，真的是細思極恐。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不平等的自我強化傾向。
更多的錢可以買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帶來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這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造成階層的固化。
而且，越是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固化可能就越嚴重。
為什麼？因為梯子越長，對于底下的人，爬到頂部就越難。
前兩年有個斯坦福醜聞，大家可能記得，一個中國大款通過一個中間人給斯坦福捐了650萬美元，中間人教這個大款的女兒簡曆造假，幫她進了斯坦福大學。
不過，最後事情敗露，大款的兒女也被開除學籍。
這樣的事情，非常傷害人類樸素的道德情感。
什麼都靠拼爹，那奮鬥有何意義？奮鬥都沒有意義，那文明究竟是什麼？ 更糟的是，經濟不平等還可能傳導到政治系統，成為政治不平等，腐蝕公共決策。
這一點，在威權體制下，相對容易理解，畢竟，當權力被壟斷，資本主義很容易成為“裙帶資本主義”，有錢人通過關系搞定各種工程、項目，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經濟不平等也可能腐蝕民主的根基。
比如，學者吉倫斯（MartinGilens）寫過一本書，叫作《财富與影響力》（AffluenceandInfluence），就是表達這個觀點。
他研究了美國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