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 新鍍金時代？不平等的幽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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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服務員等。
這些人大多應該是農村的留守兒童出身，通常是從小父母出門打工，沒人管他們的教育，初中辍學，之後外出打工，四處漂流。
有時候，從他們手裡接過快遞的時候，我會忍不住想：這裡面有多少人本來可以是科學家、律師、作家、歌手？其中有多少被埋沒的馬雲、馬化騰、柯潔、王菲？我一直相信天賦、才華在人群中大體而言是均勻分布的，但是，由于出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事實是，我們都知道，科學家、律師、藝術家從留守兒童中出現的比例要遠遠低于城市中産家庭。
如此之多的才華、天賦、夢想，僅僅因為出生而被埋沒，真的是細思極恐。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不平等的自我強化傾向。
更多的錢可以買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帶來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這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造成階層的固化。
而且，越是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固化可能就越嚴重。
為什麼？因為梯子越長，對于底下的人，爬到頂部就越難。
前兩年有個斯坦福醜聞，大家可能記得，一個中國大款通過一個中間人給斯坦福捐了650萬美元，中間人教這個大款的女兒簡曆造假，幫她進了斯坦福大學。
不過，最後事情敗露，大款的兒女也被開除學籍。
這樣的事情，非常傷害人類樸素的道德情感。
什麼都靠拼爹，那奮鬥有何意義？奮鬥都沒有意義，那文明究竟是什麼？ 更糟的是，經濟不平等還可能傳導到政治系統，成為政治不平等，腐蝕公共決策。
這一點，在威權體制下，相對容易理解，畢竟，當權力被壟斷，資本主義很容易成為“裙帶資本主義”，有錢人通過關系搞定各種工程、項目，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經濟不平等也可能腐蝕民主的根基。
比如，學者吉倫斯（MartinGilens）寫過一本書，叫作《财富與影響力》（AffluenceandInfluence），就是表達這個觀點。
他研究了美國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對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階層的政策偏好，發現當窮人和富人偏好不一緻時，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美國政治本質上其實是寡頭政治。
不少其他學者觀點類似，他們的結論都是：一旦一個社會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會淪為寡頭統治。
當然，這些觀點也受到一些争議，我們下一講還會再涉及。
貧富懸殊問題二：影響經濟發展 不平等不僅僅是一個道義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
有一種常見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隻能二選一，為了效率，就不得不犧牲公平。
也許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話有一定道理，畢竟，資源極度稀缺時，把有限的資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資的枯竭，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過度不平等不但無助于效率，甚至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為什麼？很簡單，經濟發展不僅需要投資，也需要消費。
如果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都很窮，也就是消費能力低下，那麼經濟發展同樣會失去動力。
你這邊拼命投資生産，那邊沒人花錢消費，資本家遲早也會走向破産。
大家可能聽說過凱恩斯的一個觀點，叫作“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趨勢”。
根據這個觀點，越窮的人邊際消費傾向越強。
同樣是1000塊錢，交給富人，他們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塊不過是存款數額盡頭一個難以察覺的數字，但是交給窮人，他可能立刻拿去買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為富人不需要10部車、20個電腦，多半一年不會滑30次雪，但是對于窮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剛需，所以他的錢會更快地回到經濟循環當中去。
這些年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叫“産能過剩”，其實，對于很多行業來說，所謂“産能過剩”，換一種說法，就是“消費不足”。
為什麼消費不足？李克強總理說了，有6億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這怎麼刺激消費？所以，所謂産能過剩，背後相當一部分原因，還是經濟不平等。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新冠疫情，很多國家啟動了“直接發錢”的項目。
美國每個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補貼，有孩子的還另外加錢。
一個三口之家大約能收到3000美元。
這種直接發錢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義救濟的成分，但其實也是在“救經濟”。
政府很怕疫情暴發後，人們因為缺錢而消費銳減，結果就是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所以，平等不是增長的敵人，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是增長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聽到過一個說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當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論，但是，至少有些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發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
為什麼？因為觀察顯示，凡是能夠從中等收入水平“畢業”，進入發達國家陣營的國家，比如東亞一批國家、
這些人大多應該是農村的留守兒童出身，通常是從小父母出門打工，沒人管他們的教育，初中辍學，之後外出打工，四處漂流。
有時候，從他們手裡接過快遞的時候，我會忍不住想：這裡面有多少人本來可以是科學家、律師、作家、歌手？其中有多少被埋沒的馬雲、馬化騰、柯潔、王菲？我一直相信天賦、才華在人群中大體而言是均勻分布的，但是，由于出生不平等、教育不平等，事實是，我們都知道，科學家、律師、藝術家從留守兒童中出現的比例要遠遠低于城市中産家庭。
如此之多的才華、天賦、夢想，僅僅因為出生而被埋沒，真的是細思極恐。
更令人不安的，是這種不平等的自我強化傾向。
更多的錢可以買到更好的教育，更好的教育帶來更好的前途，更好的前途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這成了一個惡性循環，造成階層的固化。
而且，越是不平等的社會，階層固化可能就越嚴重。
為什麼？因為梯子越長，對于底下的人，爬到頂部就越難。
前兩年有個斯坦福醜聞，大家可能記得，一個中國大款通過一個中間人給斯坦福捐了650萬美元，中間人教這個大款的女兒簡曆造假，幫她進了斯坦福大學。
不過，最後事情敗露，大款的兒女也被開除學籍。
這樣的事情，非常傷害人類樸素的道德情感。
什麼都靠拼爹，那奮鬥有何意義？奮鬥都沒有意義，那文明究竟是什麼？ 更糟的是，經濟不平等還可能傳導到政治系統，成為政治不平等，腐蝕公共決策。
這一點，在威權體制下，相對容易理解，畢竟，當權力被壟斷，資本主義很容易成為“裙帶資本主義”，有錢人通過關系搞定各種工程、項目，是司空見慣之事。
但是，在民主制度下，經濟不平等也可能腐蝕民主的根基。
比如，學者吉倫斯（MartinGilens）寫過一本書，叫作《财富與影響力》（AffluenceandInfluence），就是表達這個觀點。
他研究了美國1981—2002年的公共政策，對比公共政策和不同階層的政策偏好，發現當窮人和富人偏好不一緻時，政策合乎富人偏好的概率要大得多。
因此，他得出結論說，美國政治本質上其實是寡頭政治。
不少其他學者觀點類似，他們的結論都是：一旦一個社會高度不平等，哪怕它采用了民主的外衣，依然可能會淪為寡頭統治。
當然，這些觀點也受到一些争議，我們下一講還會再涉及。
貧富懸殊問題二：影響經濟發展 不平等不僅僅是一個道義問題，也是一個經濟發展問題。
有一種常見的看法是，在公平和效率之間，隻能二選一，為了效率，就不得不犧牲公平。
也許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這話有一定道理，畢竟，資源極度稀缺時，把有限的資源用于再分配，就意味着投資的枯竭，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但是，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過度不平等不但無助于效率，甚至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
為什麼？很簡單，經濟發展不僅需要投資，也需要消費。
如果一個社會中絕大多數人都很窮，也就是消費能力低下，那麼經濟發展同樣會失去動力。
你這邊拼命投資生産，那邊沒人花錢消費，資本家遲早也會走向破産。
大家可能聽說過凱恩斯的一個觀點，叫作“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趨勢”。
根據這個觀點，越窮的人邊際消費傾向越強。
同樣是1000塊錢，交給富人，他們可能根本注意不到，1000塊不過是存款數額盡頭一個難以察覺的數字，但是交給窮人，他可能立刻拿去買必要的生活用品了，因為富人不需要10部車、20個電腦，多半一年不會滑30次雪，但是對于窮人，他的一切需求都是剛需，所以他的錢會更快地回到經濟循環當中去。
這些年我們經常聽到一個詞，叫“産能過剩”，其實，對于很多行業來說，所謂“産能過剩”，換一種說法，就是“消費不足”。
為什麼消費不足？李克強總理說了，有6億人的可支配月收入也就是1000人民币左右，這怎麼刺激消費？所以，所謂産能過剩，背後相當一部分原因，還是經濟不平等。
這也是為什麼這次新冠疫情，很多國家啟動了“直接發錢”的項目。
美國每個中低收入者收到1200美元的疫情補貼，有孩子的還另外加錢。
一個三口之家大約能收到3000美元。
這種直接發錢的做法，固然有人道主義救濟的成分，但其實也是在“救經濟”。
政府很怕疫情暴發後，人們因為缺錢而消費銳減，結果就是經濟發展失去動力。
所以，平等不是增長的敵人，甚至在一定的條件下，它是增長的朋友。
大家可能都聽到過一個說法，叫作“中等收入陷阱”。
當然，“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至它是否存在，存在着很多争論，但是，至少有些學者認為，“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發生，原因就是高度的不平等。
為什麼？因為觀察顯示，凡是能夠從中等收入水平“畢業”，進入發達國家陣營的國家，比如東亞一批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