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智利：皮諾切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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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并不低，但是1985年，這個數字是56%。
圖5-4 右翼威權國家/地區轉型前後最高邊際稅率變化（1975—2015） （圖片數據來源：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 可見，政治轉型的到來未必意味着經濟的民粹化。
當然，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轉型一定有利于經濟自由化。
學過社會科學的人都知道，要區分相關性和因果性。
畢竟，冷戰結束後，不但民主國家，威權國家也出現了經濟自由化。
盡管在有數據的國家中，新興民主的經濟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權國家還略高一點，但是二者是在一個可比的範圍内。
這說明，很可能在這個曆史階段，經濟自由化與政體類型沒有必然關系，它是一個全球性變化，源于全球觀念的變化和國際體系的變化。
但是，無論如何，智利這類國家的變化軌迹顯示，民主并不必然帶來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經濟自由主義兼容。
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未必需要二選一。
為什麼智利經濟在拉美地區脫穎而出？ 不過，問題又來了，如果政治轉型與經濟發展可以兼容，為什麼智利的經濟發展在拉美地區卓爾不群？要知道，20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區步入民主進程的可不僅僅是智利。
智利1989年開始轉型，阿根廷是1983年，墨西哥是1994年，巴西是1985年……智利隻是這個浪潮中的一員而已。
為什麼在所有這些轉型國家中，智利的經濟表現突出，而其他諸多國家或者經濟增長乏力或者經濟大起大落？ 以阿根廷為例，1983年轉型以來，經濟基本上處于過山車模式，1989年、2001年、2014年、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經濟危機，結果就是，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達過8200多美元，但是到2019年，也就是20年後，人均GDP也隻有10,000美元左右，隻有微弱的上升，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長了近3倍。
巴西的起點和智利差不多，21世紀初也曾一度經濟顯著增長，但是2011年後，經濟一路下行，人均GDP從13,000多美元跌至2019年的8800多美元。
委内瑞拉的經濟噩夢就更不用說了，下次課我們還會再詳細分析。
智利與這些國家有什麼不同？簡而言之，智利政府雖然抛棄了皮諾切特的政治威權主義，但是繼承并堅持了他的經濟自由主義遺産，而其他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場所謂的“粉紅色革命”。
什麼叫“粉紅色革命”？顧名思義，就是尚未走到極端的左翼民粹主義。
1999年，激進左翼政治家查韋斯在委内瑞拉上台，開啟了拉美地區的“粉紅色浪潮”。
此後，21世紀初，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家紛紛把“粉紅政治家”選上台。
在一個階段内，這些國家都因為财政擴張的“興奮劑”效應，以及國際初級産品價格上漲，經濟顯著增長。
但是，随着國際市場的下行，以及國庫的坐吃山空，經濟危機逐一顯現。
在委内瑞拉，國際油價下跌後，經濟成為一片廢墟。
在巴西，“盧拉繁榮”後遭遇轉型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2015—2016年出現過嚴重的負增長。
在阿根廷，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數次主權債務違約…… 智利卻躲過了大規模的經濟災難。
從1990年到2018年，智利的經濟平均增長率維持在4.7%左右。
對于一個起點已經是中等收入的國家，這是很好的表現了。
更可貴的是，智利在經濟實現相當增長的同時，經濟不平等程度還有明顯的下降，基尼指數從1990年的0.57降至2017年的0.44。
雖然仍然很高，但是相比周邊那些大刀闊斧實施左翼經濟政策的“粉紅國家”，降幅一點也不小。
智利經濟脫穎而出，是其溫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
1990年後，無論是基督教民主黨政府，還是社會主義黨政府，經濟上都堅持了自由主義經濟思維。
這一點之所以難能可貴，是因為這兩個政黨名義上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政黨，直到2010年後，智利才有中右政黨赢得總統大選。
但是，智利無論哪個黨上台，經濟上都默默堅持守成道路。
2020年，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的數據，智利排在全球第14位，在所有拉美國家中遙遙領先。
這種經濟自由主義路線，表現在很多方面。
财政紀律方面，智利吸取自身曆史上債務危機的教訓，2001年以來，建立了“結構性平衡規則”，政府不僅僅根據當下的财政收入，而且根據可預測的将來收入來決定财政支出，從而将國際市場的周期性風險納入财政政策考慮。
因此，與阿根廷、委内瑞拉那種“有錢時大手大腳、沒錢時外債高築”的做法不同，智利實行的是“反周期财政政策”。
這種居安思危的做法，結果就是當周邊國家頻繁陷入債務危機，智利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反而是在很長時間内呈下降趨勢。
智利的貨币政策也相
圖5-4 右翼威權國家/地區轉型前後最高邊際稅率變化（1975—2015） （圖片數據來源：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 可見，政治轉型的到來未必意味着經濟的民粹化。
當然，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轉型一定有利于經濟自由化。
學過社會科學的人都知道，要區分相關性和因果性。
畢竟，冷戰結束後，不但民主國家，威權國家也出現了經濟自由化。
盡管在有數據的國家中，新興民主的經濟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權國家還略高一點，但是二者是在一個可比的範圍内。
這說明，很可能在這個曆史階段，經濟自由化與政體類型沒有必然關系，它是一個全球性變化，源于全球觀念的變化和國際體系的變化。
但是，無論如何，智利這類國家的變化軌迹顯示，民主并不必然帶來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經濟自由主義兼容。
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未必需要二選一。
為什麼智利經濟在拉美地區脫穎而出？ 不過，問題又來了，如果政治轉型與經濟發展可以兼容，為什麼智利的經濟發展在拉美地區卓爾不群？要知道，20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區步入民主進程的可不僅僅是智利。
智利1989年開始轉型，阿根廷是1983年，墨西哥是1994年，巴西是1985年……智利隻是這個浪潮中的一員而已。
為什麼在所有這些轉型國家中，智利的經濟表現突出，而其他諸多國家或者經濟增長乏力或者經濟大起大落？ 以阿根廷為例，1983年轉型以來，經濟基本上處于過山車模式，1989年、2001年、2014年、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經濟危機，結果就是，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達過8200多美元，但是到2019年，也就是20年後，人均GDP也隻有10,000美元左右，隻有微弱的上升，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長了近3倍。
巴西的起點和智利差不多，21世紀初也曾一度經濟顯著增長，但是2011年後，經濟一路下行，人均GDP從13,000多美元跌至2019年的8800多美元。
委内瑞拉的經濟噩夢就更不用說了，下次課我們還會再詳細分析。
智利與這些國家有什麼不同？簡而言之，智利政府雖然抛棄了皮諾切特的政治威權主義，但是繼承并堅持了他的經濟自由主義遺産，而其他這些國家或多或少卷入了一場所謂的“粉紅色革命”。
什麼叫“粉紅色革命”？顧名思義，就是尚未走到極端的左翼民粹主義。
1999年，激進左翼政治家查韋斯在委内瑞拉上台，開啟了拉美地區的“粉紅色浪潮”。
此後，21世紀初，阿根廷、巴西、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家紛紛把“粉紅政治家”選上台。
在一個階段内，這些國家都因為财政擴張的“興奮劑”效應，以及國際初級産品價格上漲，經濟顯著增長。
但是，随着國際市場的下行，以及國庫的坐吃山空，經濟危機逐一顯現。
在委内瑞拉，國際油價下跌後，經濟成為一片廢墟。
在巴西，“盧拉繁榮”後遭遇轉型以來最大的經濟危機，2015—2016年出現過嚴重的負增長。
在阿根廷，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數次主權債務違約…… 智利卻躲過了大規模的經濟災難。
從1990年到2018年，智利的經濟平均增長率維持在4.7%左右。
對于一個起點已經是中等收入的國家，這是很好的表現了。
更可貴的是，智利在經濟實現相當增長的同時，經濟不平等程度還有明顯的下降，基尼指數從1990年的0.57降至2017年的0.44。
雖然仍然很高，但是相比周邊那些大刀闊斧實施左翼經濟政策的“粉紅國家”，降幅一點也不小。
智利經濟脫穎而出，是其溫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結果。
1990年後，無論是基督教民主黨政府，還是社會主義黨政府，經濟上都堅持了自由主義經濟思維。
這一點之所以難能可貴，是因為這兩個政黨名義上都是左翼或中左翼政黨，直到2010年後，智利才有中右政黨赢得總統大選。
但是，智利無論哪個黨上台，經濟上都默默堅持守成道路。
2020年，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的數據，智利排在全球第14位，在所有拉美國家中遙遙領先。
這種經濟自由主義路線，表現在很多方面。
财政紀律方面，智利吸取自身曆史上債務危機的教訓，2001年以來，建立了“結構性平衡規則”，政府不僅僅根據當下的财政收入，而且根據可預測的将來收入來決定财政支出，從而将國際市場的周期性風險納入财政政策考慮。
因此，與阿根廷、委内瑞拉那種“有錢時大手大腳、沒錢時外債高築”的做法不同，智利實行的是“反周期财政政策”。
這種居安思危的做法，結果就是當周邊國家頻繁陷入債務危機，智利政府債務占GDP的比例反而是在很長時間内呈下降趨勢。
智利的貨币政策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