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智利：皮諾切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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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啟動轉型，從1987年到2019年，人均GDP從3500多美元升至31,000多美元。
西班牙的軌迹類似，佛朗哥1975年去世，當時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2019年則變成29,000多美元。
總之，一些人所預言的“民主衰敗論”，至少到目前為止，在這些國家似乎并沒有發生。
經濟沒有走向衰敗，經濟自由度也沒有随着民主轉型而倒退，傳說中的“殺雞取卵”“多數暴政”“利用選票打土豪、分田地”，在新興民主當中顯然有，但是并不多見。
弗雷澤研究所（FraserInstitute）有一個經濟自由度的評估數據庫，叫作“經濟自由度指數”（EconomicFreedomIndex）數據庫。
根據這個數據庫，在新興民主的有可對比數據的國家中，幾乎所有國家轉型後的經濟自由度都超過了轉型前。
當然，經濟自由度的不同維度的變化趨勢未必完全一緻，其中，貿易自由度的增加最為明顯；市場管控和政府規模方面，自由化程度相對小一些；法治和産權保護方面，甚至出現先升後降。
但不管怎麼說，總體而言，絕大多數轉型國家在轉型後出現了經濟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是下降。
這其中就包括了智利。
轉型前，智利的最後一個經濟自由度評估數據是1985年，5.6分，到2016年經濟自由度升至7.8分。
“經濟自由度”這樣的概念可能還是太抽象，不妨用一個更清晰的指标來觀察變化趨勢——最高邊際稅率。
畢竟，針對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稅，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劫富濟貧”的激進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圖（圖5-4），這是我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中的稅率信息，針對一組前右翼威權案例做的圖。
可以看出，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最高收入稅率都出現了下降，也就是說，轉型後蛋糕并沒有被切走更多，反而切得更少了。
以智利為例，2016年其最高邊際稅率是40%，雖然并不低，但是1985年，這個數字是56%。
圖5-4 右翼威權國家/地區轉型前後最高邊際稅率變化（1975—2015） （圖片數據來源：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 可見，政治轉型的到來未必意味着經濟的民粹化。
當然，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轉型一定有利于經濟自由化。
學過社會科學的人都知道，要區分相關性和因果性。
畢竟，冷戰結束後，不但民主國家，威權國家也出現了經濟自由化。
盡管在有數據的國家中，新興民主的經濟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權國家還略高一點，但是二者是在一個可比的範圍内。
這說明，很可能在這個曆史階段，經濟自由化與政體類型沒有必然關系，它是一個全球性變化，源于全球觀念的變化和國際體系的變化。
但是，無論如何，智利這類國家的變化軌迹顯示，民主并不必然帶來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經濟自由主義兼容。
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未必需要二選一。
為什麼智利經濟在拉美地區脫穎而出？ 不過，問題又來了，如果政治轉型與經濟發展可以兼容，為什麼智利的經濟發展在拉美地區卓爾不群？要知道，20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區步入民主進程的可不僅僅是智利。
智利1989年開始轉型，阿根廷是1983年，墨西哥是1994年，巴西是1985年……智利隻是這個浪潮中的一員而已。
為什麼在所有這些轉型國家中，智利的經濟表現突出，而其他諸多國家或者經濟增長乏力或者經濟大起大落？ 以阿根廷為例，1983年轉型以來，經濟基本上處于過山車模式，1989年、2001年、2014年、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經濟危機，結果就是，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達過8200多美元，但是到2019年，也就是20年後，人均GDP也隻有10,000美元左右，隻有微弱的上升，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長了近3倍。
巴西的起點和智
西班牙的軌迹類似，佛朗哥1975年去世，當時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2019年則變成29,000多美元。
總之，一些人所預言的“民主衰敗論”，至少到目前為止，在這些國家似乎并沒有發生。
經濟沒有走向衰敗，經濟自由度也沒有随着民主轉型而倒退，傳說中的“殺雞取卵”“多數暴政”“利用選票打土豪、分田地”，在新興民主當中顯然有，但是并不多見。
弗雷澤研究所（FraserInstitute）有一個經濟自由度的評估數據庫，叫作“經濟自由度指數”（EconomicFreedomIndex）數據庫。
根據這個數據庫，在新興民主的有可對比數據的國家中，幾乎所有國家轉型後的經濟自由度都超過了轉型前。
當然，經濟自由度的不同維度的變化趨勢未必完全一緻，其中，貿易自由度的增加最為明顯；市場管控和政府規模方面，自由化程度相對小一些；法治和産權保護方面，甚至出現先升後降。
但不管怎麼說，總體而言，絕大多數轉型國家在轉型後出現了經濟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是下降。
這其中就包括了智利。
轉型前，智利的最後一個經濟自由度評估數據是1985年，5.6分，到2016年經濟自由度升至7.8分。
“經濟自由度”這樣的概念可能還是太抽象，不妨用一個更清晰的指标來觀察變化趨勢——最高邊際稅率。
畢竟，針對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稅，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劫富濟貧”的激進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圖（圖5-4），這是我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中的稅率信息，針對一組前右翼威權案例做的圖。
可以看出，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最高收入稅率都出現了下降，也就是說，轉型後蛋糕并沒有被切走更多，反而切得更少了。
以智利為例，2016年其最高邊際稅率是40%，雖然并不低，但是1985年，這個數字是56%。
圖5-4 右翼威權國家/地區轉型前後最高邊際稅率變化（1975—2015） （圖片數據來源：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 可見，政治轉型的到來未必意味着經濟的民粹化。
當然，這也并不意味着，民主轉型一定有利于經濟自由化。
學過社會科學的人都知道，要區分相關性和因果性。
畢竟，冷戰結束後，不但民主國家，威權國家也出現了經濟自由化。
盡管在有數據的國家中，新興民主的經濟自由度的平均升幅比威權國家還略高一點，但是二者是在一個可比的範圍内。
這說明，很可能在這個曆史階段，經濟自由化與政體類型沒有必然關系，它是一個全球性變化，源于全球觀念的變化和國際體系的變化。
但是，無論如何，智利這類國家的變化軌迹顯示，民主并不必然帶來民粹，它完全可能和經濟自由主義兼容。
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未必需要二選一。
為什麼智利經濟在拉美地區脫穎而出？ 不過，問題又來了，如果政治轉型與經濟發展可以兼容，為什麼智利的經濟發展在拉美地區卓爾不群？要知道，20世紀八九十年代，拉美地區步入民主進程的可不僅僅是智利。
智利1989年開始轉型，阿根廷是1983年，墨西哥是1994年，巴西是1985年……智利隻是這個浪潮中的一員而已。
為什麼在所有這些轉型國家中，智利的經濟表現突出，而其他諸多國家或者經濟增長乏力或者經濟大起大落？ 以阿根廷為例，1983年轉型以來，經濟基本上處于過山車模式，1989年、2001年、2014年、2019年都曾陷入重大經濟危機，結果就是，阿根廷1998年人均GDP就到達過8200多美元，但是到2019年，也就是20年後，人均GDP也隻有10,000美元左右，隻有微弱的上升，而同期智利的人均GDP增長了近3倍。
巴西的起點和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