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智利：皮諾切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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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年的那場公投，決定了在“政治民主”和“經濟發展”之間選擇前者，放棄後者？
對這些問題，智利之後30年的發展軌迹給出了回答。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這張圖（圖5-2）。
圖中上面的這條線，是智利1970年到2019年近50年的人均GDP變化情況；下面這條線，是拉美同時期人均GDP平均變化軌迹。
通過觀察，你們會發現，這個圖片裡包含着兩個重要的信息。
圖5-2 1970—2019年智利人均GDP變化與拉美人均GDP平均變化 （圖片來源：世界銀行） 第一，智利最大幅度的經濟發展，是在1989年轉型之後，而不是之前。
皮諾切特在任期間，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但是其實并不像很多人傳說的那麼神奇。
1973年他上台時，智利人均GDP是1640美元，1990年他下台時是2500美元左右，上升52%，的确是一個顯著發展，但是談不上是重大奇迹。
仔細觀察這個階段的經濟變化軌迹，會發現，早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後，在1981—1985年間，有一個大的下滑，這是因為當時智利遭遇了一場重大金融危機。
之後，1985—1989年間，智利經濟雖然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7%，但是，這很大程度上是在之前衰退基礎上的反彈性增長。
智利經濟真正的“奇迹”，其實發生在1990年民主轉型之後，人均GDP從2500美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19年的近15,000美元，漲了接近6倍。
第二，智利的經濟，是在1990年左右才開始甩開拉美的平均水平，大體而言一路上揚，成為拉美世界的佼佼者。
近年，智利已經成為南美洲最富有的國家，而1990年時，智利在拉美隻是處于一個中遊水平，甚至不如當年的古巴。
與周邊幾個國家對比，可以看出來，1990年智利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的人均GDP大體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當智利的人均GDP到達15,000美元左右時，巴西是8700美元，阿根廷是9900美元，墨西哥是9950美元，智利可以說是名列前茅。
政治轉型未必傷害經濟自由 如何解讀這些信息？我想，一個清晰的結論是，政治轉型和經濟發展并不必然矛盾。
事實上，不但智利沒有出現轉型後的經濟衰退，許多其他威權國家轉型後也沒有發生此類變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這張圖（圖5-3），這是一組右翼威權國家轉型前後的經濟發展軌迹。
注意，我刻意選擇了一組轉型前為“右翼威權主義”的國家，就是為了觀察轉型後是否會出現“左翼民粹主義”的浪潮。
圖5-3 1965—2019年智利、西班牙、韓國與印度尼西亞人均GDP變化 （圖片來源：世界銀行） 印尼1998年啟動轉型，從1998年到2019年，人均GDP從500美元左右上升到4100多美元。
韓國1987年啟動轉型，從1987年到2019年，人均GDP從3500多美元升至31,000多美元。
西班牙的軌迹類似，佛朗哥1975年去世，當時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2019年則變成29,000多美元。
總之，一些人所預言的“民主衰敗論”，至少到目前為止，在這些國家似乎并沒有發生。
經濟沒有走向衰敗，經濟自由度也沒有随着民主轉型而倒退，傳說中的“殺雞取卵”“多數暴政”“利用選票打土豪、分田地”，在新興民主當中顯然有，但是并不多見。
弗雷澤研究所（FraserInstitute）有一個經濟自由度的評估數據庫，叫作“經濟自由度指數”（EconomicFreedomIndex）數據庫。
根據這個數據庫，在新興民主的有可對比數據的國家中，幾乎所有國家轉型後的經濟自由度都超過了轉型前。
當然，經濟自由度的不同維度的變化趨勢未必完全一緻，其中，貿易自由度的增加最為明顯；市場管控和政府規模方面，自由化程度相對小一些；法治和産權保護方面，甚至出現先升後降。
但不管怎麼說，總體而言，絕大多數轉型國家在轉型後出現了經濟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是下降。
這其中就包括了智利。
轉型前，智利的最後一個經濟自由度評估數據是1985年，5.6分，到2016年經濟自由度升至7.8分。
“經濟自由度”這樣的概念可能還是太抽象，不妨用一個更清晰的指标來觀察變化趨勢——最高邊際稅率。
畢竟，針對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稅，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劫富濟貧”的激進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圖（圖5-4），這是我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中的稅率信息，針對一組前右翼威權案例做的圖。
可以看出，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最高收入稅率都出現了下降，也就是說，轉型後蛋糕并沒有被切走更多，反而切得更少了。
以智利為例，2016年其最高邊際稅率是40%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這張圖（圖5-2）。
圖中上面的這條線，是智利1970年到2019年近50年的人均GDP變化情況；下面這條線，是拉美同時期人均GDP平均變化軌迹。
通過觀察，你們會發現，這個圖片裡包含着兩個重要的信息。
圖5-2 1970—2019年智利人均GDP變化與拉美人均GDP平均變化 （圖片來源：世界銀行） 第一，智利最大幅度的經濟發展，是在1989年轉型之後，而不是之前。
皮諾切特在任期間，雖然經濟也有發展，但是其實并不像很多人傳說的那麼神奇。
1973年他上台時，智利人均GDP是1640美元，1990年他下台時是2500美元左右，上升52%，的确是一個顯著發展，但是談不上是重大奇迹。
仔細觀察這個階段的經濟變化軌迹，會發現，早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後，在1981—1985年間，有一個大的下滑，這是因為當時智利遭遇了一場重大金融危機。
之後，1985—1989年間，智利經濟雖然高速增長，年均增長率達到7%，但是，這很大程度上是在之前衰退基礎上的反彈性增長。
智利經濟真正的“奇迹”，其實發生在1990年民主轉型之後，人均GDP從2500美元左右一路上升到2019年的近15,000美元，漲了接近6倍。
第二，智利的經濟，是在1990年左右才開始甩開拉美的平均水平，大體而言一路上揚，成為拉美世界的佼佼者。
近年，智利已經成為南美洲最富有的國家，而1990年時，智利在拉美隻是處于一個中遊水平，甚至不如當年的古巴。
與周邊幾個國家對比，可以看出來，1990年智利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的人均GDP大體不相上下，但是到2019年，當智利的人均GDP到達15,000美元左右時，巴西是8700美元，阿根廷是9900美元，墨西哥是9950美元，智利可以說是名列前茅。
政治轉型未必傷害經濟自由 如何解讀這些信息？我想，一個清晰的結論是，政治轉型和經濟發展并不必然矛盾。
事實上，不但智利沒有出現轉型後的經濟衰退，許多其他威權國家轉型後也沒有發生此類變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這張圖（圖5-3），這是一組右翼威權國家轉型前後的經濟發展軌迹。
注意，我刻意選擇了一組轉型前為“右翼威權主義”的國家，就是為了觀察轉型後是否會出現“左翼民粹主義”的浪潮。
圖5-3 1965—2019年智利、西班牙、韓國與印度尼西亞人均GDP變化 （圖片來源：世界銀行） 印尼1998年啟動轉型，從1998年到2019年，人均GDP從500美元左右上升到4100多美元。
韓國1987年啟動轉型，從1987年到2019年，人均GDP從3500多美元升至31,000多美元。
西班牙的軌迹類似，佛朗哥1975年去世，當時西班牙人均GDP是3200多美元，2019年則變成29,000多美元。
總之，一些人所預言的“民主衰敗論”，至少到目前為止，在這些國家似乎并沒有發生。
經濟沒有走向衰敗，經濟自由度也沒有随着民主轉型而倒退，傳說中的“殺雞取卵”“多數暴政”“利用選票打土豪、分田地”，在新興民主當中顯然有，但是并不多見。
弗雷澤研究所（FraserInstitute）有一個經濟自由度的評估數據庫，叫作“經濟自由度指數”（EconomicFreedomIndex）數據庫。
根據這個數據庫，在新興民主的有可對比數據的國家中，幾乎所有國家轉型後的經濟自由度都超過了轉型前。
當然，經濟自由度的不同維度的變化趨勢未必完全一緻，其中，貿易自由度的增加最為明顯；市場管控和政府規模方面，自由化程度相對小一些；法治和産權保護方面，甚至出現先升後降。
但不管怎麼說，總體而言，絕大多數轉型國家在轉型後出現了經濟自由度的上升而不是下降。
這其中就包括了智利。
轉型前，智利的最後一個經濟自由度評估數據是1985年，5.6分，到2016年經濟自由度升至7.8分。
“經濟自由度”這樣的概念可能還是太抽象，不妨用一個更清晰的指标來觀察變化趨勢——最高邊際稅率。
畢竟，針對收入最高的人收多少稅，最能體現一個國家“劫富濟貧”的激進程度。
大家可以看一下下面的圖（圖5-4），這是我根據經濟自由度指數數據庫中的稅率信息，針對一組前右翼威權案例做的圖。
可以看出，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最高收入稅率都出現了下降，也就是說，轉型後蛋糕并沒有被切走更多，反而切得更少了。
以智利為例，2016年其最高邊際稅率是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