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智利：皮諾切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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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次課開始，接下來的四講，我們談談政治經濟學的話題。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出現了地區性的民主退潮，一批國家發生了軍事政變，建立了軍政府，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秘魯、巴拿馬等，莫不如此。
不過，在所有這些軍政權中，如果讓大家列舉通過政變上台的軍事強人，大家會想起哪些人呢？我相信，對于絕大多數讀者，恐怕隻會想起一個人：智利的皮諾切特。
為什麼皮諾切特能夠從衆多模糊的身影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形象清晰的軍事強人？顯然，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鐵腕專制。
毋庸置疑，從政治上而言，皮諾切特的統治是殘酷的。
在其在任的17年間，也就是1973—1990年，據調查，有3000人左右因為政見被處決，有近3萬人遭受酷刑，有數十萬人流亡海外。
電刑、水刑、直接打死、消失、強奸等國家恐怖主義，在皮諾切特時代司空見慣。
但是，這種殘酷迫害不僅僅是智利獨有，在當時的拉美很常見。
阿根廷的軍政府下，“消失”的左翼人士甚至高達3萬人，是智利的10倍。
巴西軍人統治時期，殘酷的虐待和殺害也時有發生。
我去年看過一部電影，叫《一個12年的夜晚》，講烏拉圭軍事統治時期的曆史，據說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才發現原來烏拉圭的軍政府也極其殘忍。
但是，這些國家的軍事首腦并沒有成為廣為人知的“國際名人”。
可見，皮諾切特的特殊性，并不僅僅在于他的政治殘酷。
圖5-1 皮諾切特時代的“芝加哥小子” 那麼，皮諾切特特殊在哪兒？應該說，主要在他的經濟遺産。
直到今天，說到皮諾切特，人們會自動聯想到哪些關鍵詞？芝加哥小子、新自由主義、弗裡德曼，對不對？把這些詞串起來，就是這樣一個印象：皮諾切特上台後，逆轉了阿連德政府的極左經濟政策，重用了一批被稱為“芝加哥小子”的經濟學家，啟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也就是降低關稅、解除進出口審批制度、削減政府開支、私有化、去管制化等，而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智利的經濟起飛。
獨裁者常有，能夠帶動經濟發展的卻不多見。
在一個經濟民粹主義盛行的地區，開風氣之先、啟動自由化經濟改革，更需要相當的膽識。
于是，皮諾切特成為一個亦正亦邪的曆史人物，而不是“泯然衆獨裁者矣”。
故事的這個部分，是大家所熟悉的，已經無須我多言。
一個更有趣、或許大家也更好奇的問題是：皮諾切特下台之後呢？畢竟，他已經下台30年了，我們對智利的印象不能停留在30年前。
智利轉型之後的經濟表現 顯然，我們關心智利的現狀，不僅僅是因為智利本身，而且是因為這裡面埋藏着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民主轉型是否影響了智利的經濟發展？畢竟，智利的經濟起飛是在威權體制下出現的。
事實上，不僅僅智利的經濟起飛是在威權體制下出現的，曆史上一批右翼威權國家都出現了顯著的經濟增長：樸正熙時代的韓國、兩蔣時代的中國台灣地區、蘇哈托時期的印尼、弗朗科統治後期的西班牙，等等。
針對此類國家或地區，一些人提出一個看法：對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威權體制是經濟起飛的前提條件。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或地區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的顯著發展，恰恰是因為鐵腕政治壓制了左翼政治力量，預防或者逆轉了經濟民粹主義，從而使其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得以展開。
不妨把這個觀點稱為“威權增長論”。
顯然，與“威權增長論”相對的，是“民主衰退論”。
什麼意思呢？就是根據這個看法，那些依靠威權體制發展起來的國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進左翼力量就會依靠人數優勢上台，通過民主程序實施激進左翼經濟政策——劫富濟貧，國有化，推動貿易保護主義。
而這些政策的結果就是财政崩潰、通貨膨脹失控、投資者被吓跑……總之，經濟衰敗指日可待。
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政治民主還是要經濟發展，似乎隻能二選一，很難魚和熊掌兼得。
那麼，這種“民主衰退論”的情況在智利出現了嗎？有趣的是，皮諾切特自己提供了揭曉答案的機會。
1988年，或許是因為經濟發展帶來的過度自信，或許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局勢的變化，皮諾切特居然同意了就其去留問題接受公投。
結果，令皮諾切特大跌眼鏡的是，智利民衆并沒有對他任下的經濟發展感恩戴德，而是以56%對44%的比例選擇讓他下台。
面對國内外輿論壓力，皮諾切特咬咬牙接受了公投結果。
1989年，智利舉行了近20年來第一次自由選舉，皮諾切特下台，基督教民主黨上台，智利自此走上政治轉型道路。
于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懸念出現了：智利會不會随着皮諾切特下台而逆轉經濟自由化改革？政治轉型後智利會不會選出新的阿連德，通過“多數暴政”來殺雞取卵、導緻經濟衰退？或者說，智利人是不是通過1
20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出現了地區性的民主退潮，一批國家發生了軍事政變，建立了軍政府，巴西、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秘魯、巴拿馬等，莫不如此。
不過，在所有這些軍政權中，如果讓大家列舉通過政變上台的軍事強人，大家會想起哪些人呢？我相信，對于絕大多數讀者，恐怕隻會想起一個人：智利的皮諾切特。
為什麼皮諾切特能夠從衆多模糊的身影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個形象清晰的軍事強人？顯然，這不僅僅是因為他的鐵腕專制。
毋庸置疑，從政治上而言，皮諾切特的統治是殘酷的。
在其在任的17年間，也就是1973—1990年，據調查，有3000人左右因為政見被處決，有近3萬人遭受酷刑，有數十萬人流亡海外。
電刑、水刑、直接打死、消失、強奸等國家恐怖主義，在皮諾切特時代司空見慣。
但是，這種殘酷迫害不僅僅是智利獨有，在當時的拉美很常見。
阿根廷的軍政府下，“消失”的左翼人士甚至高達3萬人，是智利的10倍。
巴西軍人統治時期，殘酷的虐待和殺害也時有發生。
我去年看過一部電影，叫《一個12年的夜晚》，講烏拉圭軍事統治時期的曆史，據說是根據真實故事改編，才發現原來烏拉圭的軍政府也極其殘忍。
但是，這些國家的軍事首腦并沒有成為廣為人知的“國際名人”。
可見，皮諾切特的特殊性，并不僅僅在于他的政治殘酷。
圖5-1 皮諾切特時代的“芝加哥小子” 那麼，皮諾切特特殊在哪兒？應該說，主要在他的經濟遺産。
直到今天，說到皮諾切特，人們會自動聯想到哪些關鍵詞？芝加哥小子、新自由主義、弗裡德曼，對不對？把這些詞串起來，就是這樣一個印象：皮諾切特上台後，逆轉了阿連德政府的極左經濟政策，重用了一批被稱為“芝加哥小子”的經濟學家，啟動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改革，也就是降低關稅、解除進出口審批制度、削減政府開支、私有化、去管制化等，而這些改革措施促進了智利的經濟起飛。
獨裁者常有，能夠帶動經濟發展的卻不多見。
在一個經濟民粹主義盛行的地區，開風氣之先、啟動自由化經濟改革，更需要相當的膽識。
于是，皮諾切特成為一個亦正亦邪的曆史人物，而不是“泯然衆獨裁者矣”。
故事的這個部分，是大家所熟悉的，已經無須我多言。
一個更有趣、或許大家也更好奇的問題是：皮諾切特下台之後呢？畢竟，他已經下台30年了，我們對智利的印象不能停留在30年前。
智利轉型之後的經濟表現 顯然，我們關心智利的現狀，不僅僅是因為智利本身，而且是因為這裡面埋藏着一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民主轉型是否影響了智利的經濟發展？畢竟，智利的經濟起飛是在威權體制下出現的。
事實上，不僅僅智利的經濟起飛是在威權體制下出現的，曆史上一批右翼威權國家都出現了顯著的經濟增長：樸正熙時代的韓國、兩蔣時代的中國台灣地區、蘇哈托時期的印尼、弗朗科統治後期的西班牙，等等。
針對此類國家或地區，一些人提出一個看法：對于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威權體制是經濟起飛的前提條件。
也就是說，這些國家或地區之所以能夠實現經濟的顯著發展，恰恰是因為鐵腕政治壓制了左翼政治力量，預防或者逆轉了經濟民粹主義，從而使其自由主義經濟改革得以展開。
不妨把這個觀點稱為“威權增長論”。
顯然，與“威權增長論”相對的，是“民主衰退論”。
什麼意思呢？就是根據這個看法，那些依靠威權體制發展起來的國家，一旦走向民主化，其激進左翼力量就會依靠人數優勢上台，通過民主程序實施激進左翼經濟政策——劫富濟貧，國有化，推動貿易保護主義。
而這些政策的結果就是财政崩潰、通貨膨脹失控、投資者被吓跑……總之，經濟衰敗指日可待。
對于發展中國家，要政治民主還是要經濟發展，似乎隻能二選一，很難魚和熊掌兼得。
那麼，這種“民主衰退論”的情況在智利出現了嗎？有趣的是，皮諾切特自己提供了揭曉答案的機會。
1988年，或許是因為經濟發展帶來的過度自信，或許是因為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局勢的變化，皮諾切特居然同意了就其去留問題接受公投。
結果，令皮諾切特大跌眼鏡的是，智利民衆并沒有對他任下的經濟發展感恩戴德，而是以56%對44%的比例選擇讓他下台。
面對國内外輿論壓力，皮諾切特咬咬牙接受了公投結果。
1989年，智利舉行了近20年來第一次自由選舉，皮諾切特下台，基督教民主黨上台，智利自此走上政治轉型道路。
于是，一個舉世矚目的懸念出現了：智利會不會随着皮諾切特下台而逆轉經濟自由化改革？政治轉型後智利會不會選出新的阿連德，通過“多數暴政”來殺雞取卵、導緻經濟衰退？或者說，智利人是不是通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