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 智利：皮諾切特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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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穩健，由于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始終受到尊重，銀行沒有成為政府的印鈔機。
因此，智利的通貨膨脹率總體呈持續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26%降至2018年的2.4%；這與同時期委内瑞拉的天文數字形成鮮明對比。
對外開放方面，智利更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稅率不斷降低，與諸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其中，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于2005年簽訂，現在智利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中國。
大家在超市裡應該都看到過物美價不廉的智利櫻桃，應該就是這個貿易協定的結果。
對待私營企業，智利也明顯比周邊國家更加友好。
世界銀行“經商容易度指數”2020年報告顯示，在拉美，創辦一個企業所需要的天數，玻利維亞是39天，巴西是17天，阿根廷是12天，智利隻有4天。
稅費占利潤的比例，玻利維亞是84%，巴西是65%，阿根廷甚至是106%——說實話，企業每掙100元，上交106元，我還真沒看懂是怎麼回事，可能阿根廷人的數學是探戈舞老師教的。
智利是多少呢？34%，遠遠低于周邊國家。
所以，從數字上看，皮諾切特時期的人均GDP雖然未必那麼驚人，但是他确實是給智利切換了一個經濟軌道，并以路徑依賴的方式把智利嵌入一個新的曆史慣性中。
從這個角度來說，皮諾切特的确是将智利塑造成了拉美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
當然，皮諾切特的經濟遺産也并非都是正面的，比如，他的私營養老金體系到目前已經千瘡百孔，緻使智利出現了相當嚴重的老年人貧困問題。
智利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不是教條式的，轉型後的民主政府也出台了一定的扶弱濟貧政策、限制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政策等。
不确定的未來 所以，政治轉型詛咒經濟發展嗎？未必。
但是，民主轉型一定帶來經濟發展嗎？也未必。
從智利和“粉紅國家”經濟表現的分叉可以看出，本質而言，決定經濟發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體類型。
這就又回到了我在讨論印度的時候提到的概念——政體有限論。
民主轉型既不是靈丹妙藥，也不是洪水猛獸，它作為一種政治程序如何運行，取決于我們往這個程序中輸入什麼樣的“數據”。
但是，政策取向來自哪兒？歸根結底，來自觀念。
簡單而言，一個社會是更期待政府通過各種各樣的管制和再分配成為“拯救者”，還是更相信千千萬萬個體的創造力和生産力？這是一個答案永遠在流動的選擇題。
正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流動的，自由取向的經濟政策也是脆弱的。
尤其在拉美，極其深厚的民粹主義傳統始終陰魂不散，因此我們并不清楚，今天智利獨特的經濟自由傾向，是對地區性文化的一種超越，還僅僅是一種随時可能調整回去的偏航。
遺憾的是，近年智利明顯有經濟民粹主義重新擡頭之勢。
2010年以來，智利開始出現各種要求免費這個、免費那個的抗議。
2019年底的超大規模抗議，則是這種情緒的一次總爆發。
這次大遊行，大家可能有所耳聞。
2019年10月，基于其财政平衡原則，政府宣布公車車票漲價30比索，也就是不到4美分，這個貌似無關痛癢的決定，卻意外地觸發了一場持續數月的全國性抗議，在有些地方甚至演變為大規模暴力騷亂。
抗議的目标從車票逐漸擴散到物價、養老金、貧富懸殊、醫保、最低工資等。
總之，對30比索的抗議，最後演變為對所謂“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集體聲讨。
據報道，抗議浪潮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就是：不是因為30比索，而是因為30年。
顯然，智利的經濟模式并不完美。
它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智利的貧富懸殊依然嚴重，它的私有化養老金體系捉襟見肘，它的經濟結構仍然過于單一……這些都需要改革。
但是，點滴改良的必要性是一碼事，推翻整個經濟模式則是另一碼事。
當一些人認定智利的問題症結是“30年的新自由主義”，不要忘記，正是這種令其唾棄的“新自由主義”，讓智利成長為整個拉美地區的經濟佼佼者。
我們不能假定，當我們把一棵樹推倒，它的果實還會繼續生長。
面對抗議巨浪，為緩解局勢，智利政府不但很快宣布停止車票漲價，同時還承諾對富人加征稅收、提高養老金、提高最低工資、降低藥價、擴大公共醫療系統、增加水電補貼、降低公務人員工資等。
這些改革，有些或許有必要，有些則僅僅是對政治壓力的妥協。
無論是智利還是其他國家，恐怕都不能忘記一個曆史教訓：在現實世界中，選擇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間，而是在“更糟”和“不那麼糟糕”之間。
環顧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的經濟發展軌迹，我懷疑，如果自由經濟模式在智利被連根拔起，在廢墟中生長出來的，未必是光明的未來，而更可能是人們早已熟悉的過去。
隻不過，由于人類驚人的健忘，陳舊的過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嶄新的未來而已。
因此，智利的通貨膨脹率總體呈持續下降趨勢：從1990年的26%降至2018年的2.4%；這與同時期委内瑞拉的天文數字形成鮮明對比。
對外開放方面，智利更是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稅率不斷降低，與諸多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其中，與中國的自由貿易協定于2005年簽訂，現在智利最大的貿易夥伴就是中國。
大家在超市裡應該都看到過物美價不廉的智利櫻桃，應該就是這個貿易協定的結果。
對待私營企業，智利也明顯比周邊國家更加友好。
世界銀行“經商容易度指數”2020年報告顯示，在拉美，創辦一個企業所需要的天數，玻利維亞是39天，巴西是17天，阿根廷是12天，智利隻有4天。
稅費占利潤的比例，玻利維亞是84%，巴西是65%，阿根廷甚至是106%——說實話，企業每掙100元，上交106元，我還真沒看懂是怎麼回事，可能阿根廷人的數學是探戈舞老師教的。
智利是多少呢？34%，遠遠低于周邊國家。
所以，從數字上看，皮諾切特時期的人均GDP雖然未必那麼驚人，但是他确實是給智利切換了一個經濟軌道，并以路徑依賴的方式把智利嵌入一個新的曆史慣性中。
從這個角度來說，皮諾切特的确是将智利塑造成了拉美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
當然，皮諾切特的經濟遺産也并非都是正面的，比如，他的私營養老金體系到目前已經千瘡百孔，緻使智利出現了相當嚴重的老年人貧困問題。
智利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也不是教條式的，轉型後的民主政府也出台了一定的扶弱濟貧政策、限制國際資本流動的金融政策等。
不确定的未來 所以，政治轉型詛咒經濟發展嗎？未必。
但是，民主轉型一定帶來經濟發展嗎？也未必。
從智利和“粉紅國家”經濟表現的分叉可以看出，本質而言，決定經濟發展前景的，更可能是政策取向，而不是政體類型。
這就又回到了我在讨論印度的時候提到的概念——政體有限論。
民主轉型既不是靈丹妙藥，也不是洪水猛獸，它作為一種政治程序如何運行，取決于我們往這個程序中輸入什麼樣的“數據”。
但是，政策取向來自哪兒？歸根結底，來自觀念。
簡單而言，一個社會是更期待政府通過各種各樣的管制和再分配成為“拯救者”，還是更相信千千萬萬個體的創造力和生産力？這是一個答案永遠在流動的選擇題。
正因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流動的，自由取向的經濟政策也是脆弱的。
尤其在拉美，極其深厚的民粹主義傳統始終陰魂不散，因此我們并不清楚，今天智利獨特的經濟自由傾向，是對地區性文化的一種超越，還僅僅是一種随時可能調整回去的偏航。
遺憾的是，近年智利明顯有經濟民粹主義重新擡頭之勢。
2010年以來，智利開始出現各種要求免費這個、免費那個的抗議。
2019年底的超大規模抗議，則是這種情緒的一次總爆發。
這次大遊行，大家可能有所耳聞。
2019年10月，基于其财政平衡原則，政府宣布公車車票漲價30比索，也就是不到4美分，這個貌似無關痛癢的決定，卻意外地觸發了一場持續數月的全國性抗議，在有些地方甚至演變為大規模暴力騷亂。
抗議的目标從車票逐漸擴散到物價、養老金、貧富懸殊、醫保、最低工資等。
總之，對30比索的抗議，最後演變為對所謂“新自由主義模式”的集體聲讨。
據報道，抗議浪潮中最流行的口号之一就是：不是因為30比索，而是因為30年。
顯然，智利的經濟模式并不完美。
它還有很多需要改進的地方：智利的貧富懸殊依然嚴重，它的私有化養老金體系捉襟見肘，它的經濟結構仍然過于單一……這些都需要改革。
但是，點滴改良的必要性是一碼事，推翻整個經濟模式則是另一碼事。
當一些人認定智利的問題症結是“30年的新自由主義”，不要忘記，正是這種令其唾棄的“新自由主義”，讓智利成長為整個拉美地區的經濟佼佼者。
我們不能假定，當我們把一棵樹推倒，它的果實還會繼續生長。
面對抗議巨浪，為緩解局勢，智利政府不但很快宣布停止車票漲價，同時還承諾對富人加征稅收、提高養老金、提高最低工資、降低藥價、擴大公共醫療系統、增加水電補貼、降低公務人員工資等。
這些改革，有些或許有必要，有些則僅僅是對政治壓力的妥協。
無論是智利還是其他國家，恐怕都不能忘記一個曆史教訓：在現實世界中，選擇往往不是在“更好”和“最好”之間，而是在“更糟”和“不那麼糟糕”之間。
環顧委内瑞拉、巴西、阿根廷的經濟發展軌迹，我懷疑，如果自由經濟模式在智利被連根拔起，在廢墟中生長出來的，未必是光明的未來，而更可能是人們早已熟悉的過去。
隻不過，由于人類驚人的健忘，陳舊的過去看上去常常像是嶄新的未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