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文明的沖突：一個過時的預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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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層面。
在我看來，在當今世界，“文明的沖突”主要是以“文化内戰”的形式在各國内部展開。
無論是在美國、歐洲，還是中東、拉美，或是東南亞，哪怕是我們中國的互聯網上，我們都能看到，政治觀念的極化和沖突成為一個全球性趨勢。
換句話說，“文明的沖突”未必以國家決戰的形式出現，更未必以國家聯盟決戰的形式出現，而越來越以“文化巷戰”的方式發生在我們的眼前。
這場鬥争的性質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傳統和現代之争。
當然，也有很多其他方式表述這個鬥争：全球主義對民族主義，進步對保守，自由主義對社群主義，理性主義對經驗主義，等等。
大家可能還記得，我講到經濟全球化的時候，曾經講到過一個詞，叫作“達沃斯人”，指那些具有精英色彩的全球主義者。
各國的“文化内戰”，本質上就是“達沃斯精神”和“本土特色”的鬥争。
如果說從傳統到現代，這個連續譜是從0到100分布，有些國家是站在10的人和站在7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40的人和站在10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30的人和站在80的人打，等等。
重要的不是某個群體的絕對位置，而是“本土派”和“達沃斯派”的相對距離。
在這裡，我想特别強調一點，不要簡單地把現代和傳統之争看作正義和邪惡之争，并不是說，現代的就一定比傳統的要好，或者全球的就一定比本土的要好。
現代主義走到極端，可能成為狂熱的烏托邦主義；傳統價值走到極端，也可能成就壓迫性的等級制度。
曆史上，無論是極端的保守主義還是極端的進步主義，都曾帶來巨大災難。
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我們今天讨論的前提。
顯然，過去幾百年，傳統價值和現代價值的鬥争，在世界各國一直存在，但是，或許是因為全球化加速，或許是因為社交媒體的興起，這一鬥争近年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動員以及勢均力敵的狀态。
比如英國退歐，支持者接近52%，反對者差不多48%；埃爾多安在土耳其修憲，支持者51%，反對者49%；埃及2012年大選，穆爾西支持率52%，他的對手支持率48%；委内瑞拉2007年公投，支持者49%，反對者51%；等等等等。
這種勢均力敵又不斷升溫的政治角逐，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頻繁上演。
觀察近年各國的政治，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農村包圍城市”。
比如，埃爾多安赢得了無數土耳其人的熱愛，但是在伊斯坦布爾2019年的市長選舉中，反對黨兩次都獲勝。
奧爾班是很多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是，在首都布達佩斯的市長選舉中，奧爾班支持的候選人敗下陣來。
在俄羅斯，普京的地位相當穩固，但是莫斯科卻時不時爆發抗議示威。
這種都市在鄉鎮當中“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現象，正是各國“文化内戰”的表現。
不妨來看兩個小例子。
一個是土耳其前些年的“頭巾戰”。
大家可能知道，從凱末爾時代以來，土耳其就一直是一個強力推行“政治世俗主義”的國家。
1982年，土耳其軍政府出台了一個“頭巾禁令”：所有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女性，不得在工作場所戴頭巾。
1997年，政府又将此禁令擴大到大學。
在政治世俗派看來，既然憲法規定土耳其是個世俗國家，那麼公職人員不戴頭巾，正是土耳其“政教分離”的象征。
但是，過去二三十年左右，土耳其出現了伊斯蘭保守主義的回潮。
2002年，代表保守勢力的埃爾多安赢得大選，于是，土耳其也和我們之前談到的埃及一樣，陷入了政治世俗派和政治伊斯蘭派之間的“文化内戰”。
在政治伊斯蘭派看來，戴不戴頭巾是女性的個人自由，我們并沒有強迫所有女性都戴頭巾，你們憑什麼強制公共部門的穆斯林女性不戴頭巾？埃爾多安上台後，立刻開始推動解除禁令。
結果就是，圍繞着小小一個頭巾，土耳其展開了長達數年的政治拉鋸戰。
2008年，議會通過議案，允許女性在大學裡戴頭巾。
此舉立刻引發了抗議浪潮，随後土耳其憲法法院判決新法案無效，因為它“違反了土耳其的世俗政治原則”。
2011年後，政府卷土重來，再次成功推動解除頭巾禁令。
盡管一波三折之後，保守派在這場“頭巾戰”中最終取得勝利，但這是一場極其艱難的勝利。
事實上，土耳其的“文化内戰”體現在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頭巾到賣酒，從學校教材到通奸能否入罪，到處是硝煙彌漫的戰鬥。
有一年有個保守的政府官員批評年輕人在街頭接吻“有傷風化”，結果呢？一堆戀人聚集到安卡拉地鐵站進行“接吻抗議”。
你不是說
在我看來，在當今世界，“文明的沖突”主要是以“文化内戰”的形式在各國内部展開。
無論是在美國、歐洲，還是中東、拉美，或是東南亞，哪怕是我們中國的互聯網上，我們都能看到，政治觀念的極化和沖突成為一個全球性趨勢。
換句話說，“文明的沖突”未必以國家決戰的形式出現，更未必以國家聯盟決戰的形式出現，而越來越以“文化巷戰”的方式發生在我們的眼前。
這場鬥争的性質是什麼？簡單來說，就是傳統和現代之争。
當然，也有很多其他方式表述這個鬥争：全球主義對民族主義，進步對保守，自由主義對社群主義，理性主義對經驗主義，等等。
大家可能還記得，我講到經濟全球化的時候，曾經講到過一個詞，叫作“達沃斯人”，指那些具有精英色彩的全球主義者。
各國的“文化内戰”，本質上就是“達沃斯精神”和“本土特色”的鬥争。
如果說從傳統到現代，這個連續譜是從0到100分布，有些國家是站在10的人和站在7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40的人和站在100的人打，有些是站在30的人和站在80的人打，等等。
重要的不是某個群體的絕對位置，而是“本土派”和“達沃斯派”的相對距離。
在這裡，我想特别強調一點，不要簡單地把現代和傳統之争看作正義和邪惡之争，并不是說，現代的就一定比傳統的要好，或者全球的就一定比本土的要好。
現代主義走到極端，可能成為狂熱的烏托邦主義；傳統價值走到極端，也可能成就壓迫性的等級制度。
曆史上，無論是極端的保守主義還是極端的進步主義，都曾帶來巨大災難。
避免妖魔化任何一方，是我們今天讨論的前提。
顯然，過去幾百年，傳統價值和現代價值的鬥争，在世界各國一直存在，但是，或許是因為全球化加速，或許是因為社交媒體的興起，這一鬥争近年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動員以及勢均力敵的狀态。
比如英國退歐，支持者接近52%，反對者差不多48%；埃爾多安在土耳其修憲，支持者51%，反對者49%；埃及2012年大選，穆爾西支持率52%，他的對手支持率48%；委内瑞拉2007年公投，支持者49%，反對者51%；等等等等。
這種勢均力敵又不斷升溫的政治角逐，無論是在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頻繁上演。
觀察近年各國的政治，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就是“農村包圍城市”。
比如，埃爾多安赢得了無數土耳其人的熱愛，但是在伊斯坦布爾2019年的市長選舉中，反對黨兩次都獲勝。
奧爾班是很多匈牙利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但是，在首都布達佩斯的市長選舉中，奧爾班支持的候選人敗下陣來。
在俄羅斯，普京的地位相當穩固，但是莫斯科卻時不時爆發抗議示威。
這種都市在鄉鎮當中“萬綠叢中一點紅”的現象，正是各國“文化内戰”的表現。
不妨來看兩個小例子。
一個是土耳其前些年的“頭巾戰”。
大家可能知道，從凱末爾時代以來，土耳其就一直是一個強力推行“政治世俗主義”的國家。
1982年，土耳其軍政府出台了一個“頭巾禁令”：所有在公共部門工作的女性，不得在工作場所戴頭巾。
1997年，政府又将此禁令擴大到大學。
在政治世俗派看來，既然憲法規定土耳其是個世俗國家，那麼公職人員不戴頭巾，正是土耳其“政教分離”的象征。
但是，過去二三十年左右，土耳其出現了伊斯蘭保守主義的回潮。
2002年，代表保守勢力的埃爾多安赢得大選，于是，土耳其也和我們之前談到的埃及一樣，陷入了政治世俗派和政治伊斯蘭派之間的“文化内戰”。
在政治伊斯蘭派看來，戴不戴頭巾是女性的個人自由，我們并沒有強迫所有女性都戴頭巾，你們憑什麼強制公共部門的穆斯林女性不戴頭巾？埃爾多安上台後，立刻開始推動解除禁令。
結果就是，圍繞着小小一個頭巾，土耳其展開了長達數年的政治拉鋸戰。
2008年，議會通過議案，允許女性在大學裡戴頭巾。
此舉立刻引發了抗議浪潮，随後土耳其憲法法院判決新法案無效，因為它“違反了土耳其的世俗政治原則”。
2011年後，政府卷土重來，再次成功推動解除頭巾禁令。
盡管一波三折之後，保守派在這場“頭巾戰”中最終取得勝利，但這是一場極其艱難的勝利。
事實上，土耳其的“文化内戰”體現在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從頭巾到賣酒，從學校教材到通奸能否入罪，到處是硝煙彌漫的戰鬥。
有一年有個保守的政府官員批評年輕人在街頭接吻“有傷風化”，結果呢？一堆戀人聚集到安卡拉地鐵站進行“接吻抗議”。
你不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