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惡真的平庸嗎？暴民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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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如此荒誕的意識形态？但是，站在當時的曆史背景下，納粹主義并非完全不可思議。
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爾文主義思潮盛行全球，“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當時很多人認為，這一弱肉強食的法則，不但适用于動物界，也适用于人類，不但适用于個體，也适用于國族。
因此，從一開始，納粹主義就是以“生物進步主義”的面目出現的。
它宣稱，其宗旨是要将人類最“優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謂雅利安人基因，發揚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猶太人，則應當從人類的基因庫中被抹去。
閱讀納粹德國史就會知道，他們消滅的不僅僅是猶太人，還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進步主義”措施，比如，對老弱病殘實行安樂死工程，絕育工程，消滅精神病人，消滅吉蔔賽人，各種優生學措施，等等。
我以前讀《納粹醫生》這本書，有一個細節印象深刻。
作者說，在整個德國納粹史上，盡管殺人無數，官方文件上卻從來沒有出現過“殺死”（kill）這個詞，永遠都是“清除”“驅逐”“淨化”乃至“最後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詞彙。
也就是說，納粹從來避免以屠殺者的身份出現，他們試圖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現，以“科學理性”的面目出現，以“進步推動者”的面目出現。
用黨衛軍首領希姆萊的話來說：“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應用生物學而已。
” 因此，當時很多普通德國人，正是通過這種“生物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态看待納粹之惡，而通過這個“翻譯軟件”看到的惡，就不再是惡了，是為了迎接美好明天進行的“大掃除”。
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熱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猶工作中，也正是因為接受了這樣一種世界觀。
在20世紀50年代的訪談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爾賽條約》的恥辱之前，我已經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信奉者了。
很大程度上，國家社會主義就是超級民族主義。
”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過，他說，“蘇格拉底式的智慧，應該臣服于國家的法律。
” 其實，豈止納粹主義，幾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會有一個将其迫害正當化的意識形态話語。
穆加貝在津巴布韋推行所謂“快速土改”時，任何反對他的人都被視為“新殖民主義者”。
在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者眼中，他們是捍衛神聖宗教、反抗世界霸權的“聖戰”戰士。
在緬甸軍方針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清洗中，羅興亞人則被說成是恐怖主義暴徒。
在盧旺達屠殺中，胡圖族将被殺害的圖西族稱為蛀空國家的“蟑螂”。
當薩達姆針對庫爾德平民使用化學武器時，他宣稱庫爾德人是分裂祖國的罪人。
之前的課我們談到過韓國電影《辯護人》，在電影中，那個安全人員把宋律師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們為什麼在過着歲月靜好的生活嗎？是因為有我這樣的人。
”在所有這些情節中，意識形态成為現實的過濾器。
複雜的現實穿越意識形态抵達每個人的頭腦，就像陽光穿越大氣層抵達人們的眼睛時，隻剩下美好的藍色。
所以，普通人為什麼會作惡？因為恐懼，因為利益誘惑，因為觀念的魔法。
個體的惡或許乏味，但是集體的惡從來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權力的指揮棒在呼風喚雨，而燃料則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話語所點燃的激情。
也就是說，艾希曼或許并不像阿倫特所說的那樣“不假思索”，在高壓、在利益面前，他始終進行着精密的計算，而動聽的意識形态則給了這種計算一個合理化的外衣。
所謂盲目，與其說是個體的“不思考”，不如說是系統的“反思考”。
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無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視。
因此，面對惡的蔓延，面對高壓，面對誘惑，尤其是面對那種不容置疑的政治話語，一旦你了解人之為人的脆弱，一旦你認出自己在極權主義當中的倒影，作為個體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聽聽不到的，去尋找更大的圖景，就不僅僅是一種興趣，而且是一種義務。
19世紀末20世紀初，達爾文主義思潮盛行全球，“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當時很多人認為，這一弱肉強食的法則，不但适用于動物界，也适用于人類，不但适用于個體，也适用于國族。
因此，從一開始，納粹主義就是以“生物進步主義”的面目出現的。
它宣稱，其宗旨是要将人類最“優秀”的基因，也就是所謂雅利安人基因，發揚光大，而“劣等民族”，比如猶太人，則應當從人類的基因庫中被抹去。
閱讀納粹德國史就會知道，他們消滅的不僅僅是猶太人，還有一系列配套的“生物進步主義”措施，比如，對老弱病殘實行安樂死工程，絕育工程，消滅精神病人，消滅吉蔔賽人，各種優生學措施，等等。
我以前讀《納粹醫生》這本書，有一個細節印象深刻。
作者說，在整個德國納粹史上，盡管殺人無數，官方文件上卻從來沒有出現過“殺死”（kill）這個詞，永遠都是“清除”“驅逐”“淨化”乃至“最後方案”等正面或中性詞彙。
也就是說，納粹從來避免以屠殺者的身份出現，他們試圖以“拯救者”的面目出現，以“科學理性”的面目出現，以“進步推動者”的面目出現。
用黨衛軍首領希姆萊的話來說：“國家社會主義不過是應用生物學而已。
” 因此，當時很多普通德國人，正是通過這種“生物進步主義”的意識形态看待納粹之惡，而通過這個“翻譯軟件”看到的惡，就不再是惡了，是為了迎接美好明天進行的“大掃除”。
艾希曼之所以如此熱情洋溢地投入到反猶工作中，也正是因為接受了這樣一種世界觀。
在20世紀50年代的訪談中，他明确表示：“在完全理解《凡爾賽條約》的恥辱之前，我已經是國家社會主義的信奉者了。
很大程度上，國家社會主義就是超級民族主義。
”他甚至表示，他是康德的信徒，不過，他說，“蘇格拉底式的智慧，應該臣服于國家的法律。
” 其實，豈止納粹主義，幾乎所有的政治迫害，都會有一個将其迫害正當化的意識形态話語。
穆加貝在津巴布韋推行所謂“快速土改”時，任何反對他的人都被視為“新殖民主義者”。
在襲擊平民的恐怖主義者眼中，他們是捍衛神聖宗教、反抗世界霸權的“聖戰”戰士。
在緬甸軍方針對羅興亞人的種族清洗中，羅興亞人則被說成是恐怖主義暴徒。
在盧旺達屠殺中，胡圖族将被殺害的圖西族稱為蛀空國家的“蟑螂”。
當薩達姆針對庫爾德平民使用化學武器時，他宣稱庫爾德人是分裂祖國的罪人。
之前的課我們談到過韓國電影《辯護人》，在電影中，那個安全人員把宋律師打倒在地，并呵斥道：“你知道你們為什麼在過着歲月靜好的生活嗎？是因為有我這樣的人。
”在所有這些情節中，意識形态成為現實的過濾器。
複雜的現實穿越意識形态抵達每個人的頭腦，就像陽光穿越大氣層抵達人們的眼睛時，隻剩下美好的藍色。
所以，普通人為什麼會作惡？因為恐懼，因為利益誘惑，因為觀念的魔法。
個體的惡或許乏味，但是集體的惡從來并不平庸，它前面往往是權力的指揮棒在呼風喚雨，而燃料則是被不容置疑的政治話語所點燃的激情。
也就是說，艾希曼或許并不像阿倫特所說的那樣“不假思索”，在高壓、在利益面前，他始終進行着精密的計算，而動聽的意識形态則給了這種計算一個合理化的外衣。
所謂盲目，與其說是個體的“不思考”，不如說是系統的“反思考”。
它不是任何人天生的無能，而是制度所施加的近視。
因此，面對惡的蔓延，面對高壓，面對誘惑，尤其是面對那種不容置疑的政治話語，一旦你了解人之為人的脆弱，一旦你認出自己在極權主義當中的倒影，作為個體去思考，去看看不到的，去聽聽不到的，去尋找更大的圖景，就不僅僅是一種興趣，而且是一種義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