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惡真的平庸嗎？暴民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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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希曼即刻加入了納粹黨和黨衛軍。
1934年，他又加入納粹的安全部門。
這都是他主動的選擇。
之後，因為工作積極、表現出色，他不斷獲得升職，成為整個帝國的“猶太人事務”的第一執行人。
到最後，黨衛軍的“猶太人事務管理辦公室”直接被叫作“艾希曼的辦公室”。
比職業升遷帶來更大滿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
26歲加入納粹黨之前，艾希曼可以說一事無成。
雖然生于一個中産階級家庭，可能是學習不夠用功，也可能是不夠聰明，艾希曼甚至高中都沒有畢業。
而且，由于長了個猶太人式的鷹鈎鼻，他從小還是小夥伴們的嘲笑對象。
從職業學校畢業後，他找到了一個汽油推銷員的工作，但是沒過幾年，又被解雇了。
就是在這個時候，艾希曼加入了納粹黨，成為其中一個冉冉升起的新星。
雖然到最後，艾希曼的正式職務并不是很高，大緻相當于中國的一個處級或廳級幹部，但是，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所以權力巨大。
當時的猶太人團體，是走是留，如何走、如何留，走到哪兒、留在哪兒，他往往具有生殺予奪之權。
所以，從1939年開始，就有報紙稱艾希曼為“猶太人的沙皇”。
一個猶太人這樣記錄艾希曼當時留給他的印象：“艾希曼進來了，像一個年輕的神。
他那時很帥，高大，黝黑，閃閃發光。
他的行為也像是神——他決定着逮捕或者釋放誰，取締或者放行某個機構，創辦或者審查某個猶太人報紙，甚至最終，決定着誰能動用猶太人的銀行賬号。
” 大家想想，這是何等的光環，一個33歲的年輕人，一個簽名，一句話，決定着無數人的命運，而僅僅是在7年前，他連一份推銷員工作都沒有保住。
所以，哪怕戰争結束，他已經逃亡到阿根廷，從“神”重新變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養兔專業戶”，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輝煌中。
最後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薩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實在忍不住向當地的其他德國移民炫耀自己是誰。
在一張送給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鄭重其事地簽名道：阿道夫·艾希曼——黨衛軍軍官（退休）。
所以，艾希曼絕不僅僅是個被動的螺絲釘，“不知不覺”地成為一個罪人。
他是高高舉手要求成為螺絲釘，他是主動跳進那個殺人機器。
在法庭辯護中，艾希曼不斷強調自己隻是個政策的執行者，卻不談論他如何把自己放到執行人的位置上去，這顯然是避重就輕。
這就像一個醉漢不斷宣稱，自己因為别人勸酒而喝醉了，卻不提及是自己主動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
艾希曼的惡，不僅僅是“平庸之惡”，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惡”。
然而，一個巴掌拍不響。
艾希曼是那個向利益誘餌走去的人，當權者則是誘餌發放者。
人為什麼會作惡？因為作惡會帶來無窮的好處：升官、發财、虛榮心的滿足。
一切極權體制招募打手的機制，都是對權力和資源進行最大程度的壟斷，從而使得有抱負的人放眼望去，隻有這扇門可以敲開。
所以，問題不在于有抱負或甚至有虛榮心的年輕人想向上流動，想從nobody變成somebody，而是在一個資源壟斷的體制中，這些年輕人獲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徑，甚至唯一途徑，就是加入一場惡的遊戲。
生産“暴民”的機制三：意識形态 恐懼、利益是普通人作惡的兩個台階，第三個台階，則是意識形态。
恐懼讓人沉默，利益讓人積極，意識形态則令人狂熱。
意識形态是什麼？我們之前也講到過，意識形态本質上是一種翻譯軟件，把一個混亂的、無序的世界“翻譯”成一個有意義的世界。
很少有普通人願意去作惡，但是，如果有一種意識形态把惡“翻譯”成善，或把“主動的大惡”翻譯成“不得已的小惡”，那願意作惡的人就不但烏泱烏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納粹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翻譯軟件。
我們今天可能覺得，納粹的種族淘汰論簡直愚不可及，德國人怎麼會
1934年，他又加入納粹的安全部門。
這都是他主動的選擇。
之後，因為工作積極、表現出色，他不斷獲得升職，成為整個帝國的“猶太人事務”的第一執行人。
到最後，黨衛軍的“猶太人事務管理辦公室”直接被叫作“艾希曼的辦公室”。
比職業升遷帶來更大滿足的，是心理上的成就感。
26歲加入納粹黨之前，艾希曼可以說一事無成。
雖然生于一個中産階級家庭，可能是學習不夠用功，也可能是不夠聰明，艾希曼甚至高中都沒有畢業。
而且，由于長了個猶太人式的鷹鈎鼻，他從小還是小夥伴們的嘲笑對象。
從職業學校畢業後，他找到了一個汽油推銷員的工作，但是沒過幾年，又被解雇了。
就是在這個時候，艾希曼加入了納粹黨，成為其中一個冉冉升起的新星。
雖然到最後，艾希曼的正式職務并不是很高，大緻相當于中國的一個處級或廳級幹部，但是，由于其位置的特殊性，所以權力巨大。
當時的猶太人團體，是走是留，如何走、如何留，走到哪兒、留在哪兒，他往往具有生殺予奪之權。
所以，從1939年開始，就有報紙稱艾希曼為“猶太人的沙皇”。
一個猶太人這樣記錄艾希曼當時留給他的印象：“艾希曼進來了，像一個年輕的神。
他那時很帥，高大，黝黑，閃閃發光。
他的行為也像是神——他決定着逮捕或者釋放誰，取締或者放行某個機構，創辦或者審查某個猶太人報紙，甚至最終，決定着誰能動用猶太人的銀行賬号。
” 大家想想，這是何等的光環，一個33歲的年輕人，一個簽名，一句話，決定着無數人的命運，而僅僅是在7年前，他連一份推銷員工作都沒有保住。
所以，哪怕戰争結束，他已經逃亡到阿根廷，從“神”重新變成為一個普普通通的“養兔專業戶”，他依然沉浸在昨日輝煌中。
最後他之所以暴露自己，被摩薩德抓捕，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他實在忍不住向當地的其他德國移民炫耀自己是誰。
在一張送給朋友的照片背面，他鄭重其事地簽名道：阿道夫·艾希曼——黨衛軍軍官（退休）。
所以，艾希曼絕不僅僅是個被動的螺絲釘，“不知不覺”地成為一個罪人。
他是高高舉手要求成為螺絲釘，他是主動跳進那個殺人機器。
在法庭辯護中，艾希曼不斷強調自己隻是個政策的執行者，卻不談論他如何把自己放到執行人的位置上去，這顯然是避重就輕。
這就像一個醉漢不斷宣稱，自己因為别人勸酒而喝醉了，卻不提及是自己主動走到“别人的”酒席中去。
艾希曼的惡，不僅僅是“平庸之惡”，而恰恰是“不甘平庸之惡”。
然而，一個巴掌拍不響。
艾希曼是那個向利益誘餌走去的人，當權者則是誘餌發放者。
人為什麼會作惡？因為作惡會帶來無窮的好處：升官、發财、虛榮心的滿足。
一切極權體制招募打手的機制，都是對權力和資源進行最大程度的壟斷，從而使得有抱負的人放眼望去，隻有這扇門可以敲開。
所以，問題不在于有抱負或甚至有虛榮心的年輕人想向上流動，想從nobody變成somebody，而是在一個資源壟斷的體制中，這些年輕人獲得成功的最便捷途徑，甚至唯一途徑，就是加入一場惡的遊戲。
生産“暴民”的機制三：意識形态 恐懼、利益是普通人作惡的兩個台階，第三個台階，則是意識形态。
恐懼讓人沉默，利益讓人積極，意識形态則令人狂熱。
意識形态是什麼？我們之前也講到過，意識形态本質上是一種翻譯軟件，把一個混亂的、無序的世界“翻譯”成一個有意義的世界。
很少有普通人願意去作惡，但是，如果有一種意識形态把惡“翻譯”成善，或把“主動的大惡”翻譯成“不得已的小惡”，那願意作惡的人就不但烏泱烏泱的，而且慷慨激昂了。
納粹主義，就是這樣一種翻譯軟件。
我們今天可能覺得，納粹的種族淘汰論簡直愚不可及，德國人怎麼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