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惡真的平庸嗎？暴民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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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之衆、暴民、愚民、群氓，等等，似乎普通人天生狂野、貪婪、愚昧。
其實，此類含混不清的概念最大的困境，就是難以解釋變化。
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人狂野愚昧，似乎符合那個烏合之衆的概念，可是為什麼到了2015年，德國人成了整個歐洲最歡迎難民移民的博愛主義者？難道德國人的基因突變了？顯然，真正變化的不是德國人的基因，而是金字塔上方的那個“一”。
其實，我相信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所謂“壞人”，構成“暴民”的基礎，但是觀察曆史，我們會發現，所謂的暴民，如果沒有插上權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較有限。
比如說義和團，早期一直是華北農村不成氣候的民兵組織，隻是在慈禧撐腰之後，才發展成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燒殺運動。
當“暴民”現象成為洪流，其驅動力往往是權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權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機制拆解為三個層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壓，其次是利益誘惑，再次是意識形态。
生産“暴民”的機制一：高壓 首先來看高壓的力量。
在系統的政治殺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儀式化往往是關鍵一步。
曆史上對酷刑有組織的圍觀，各種批鬥大會，都是這種儀式化暴力的表現。
納粹一上台，其國家暴力的特性就顯露無疑。
1933年，納粹開始推行所謂抵制運動，沖鋒隊四處出擊，禁止德國人進入任何猶太人經營的場所。
1935年的《紐倫堡法案》，禁止猶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猶太人在諸多行業從業。
1936年開始，對經濟體系進行所謂“雅利安改造”，直接剝奪猶太人的财産。
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将暴力赤裸裸化，數百個猶太人被殺，數千個店鋪被燒毀，數萬個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
有了這一切的鋪墊，1941年後對猶太人的強制隔離居住、1942年後實行所謂“最後方案”，就是水到渠成了。
圖4-5 20世紀30年代末，維也納，猶太人參加強制勞動 這些暴力或暴力威脅給普通人帶來的震懾，我們不難想象。
“二戰”結束後，很多普通德國人聲稱自己不知道對猶太人的屠殺，不知道集中營的存在。
其實，所謂“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敢知道”。
隻要稍微想一想，他們怎麼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呢？一批批的猶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們被辭退、被剝奪财産、被隔離、被毆打、被羞辱……然後，他們消失了。
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細節，也能想到那是一條非常黑暗的隧道。
何況在消失的途中，無數普通人不斷接手他們：隔離區的工作人員、警察、火車站工作人員、醫生、獄警、廚師……也就是說，有無數的艾希曼們，而這些艾希曼們很容易把所見所聞告訴親友以及親友的親友……但是，因為恐懼，人們不去想，不敢想。
政治學中有一個詞彙，叫作“理性的無知”，通常用于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但是，用在這種極端恐懼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樣恰如其分。
什麼叫“理性的無知”？意思就是，無知其實并非一種偶然的狀态，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特定情境下，人們可能會選擇對自己無法承受、無法改變、無法超越的東西保持無知，因為“知道”會喚醒良知，而恐懼讓你隻能無所作為，與其讓你的無所作為拷問你的良知，不如什麼都不知道。
生産“暴民”的機制二：利益 恐懼隻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誘惑則能造就積極分子。
這是權力制造暴民的第二個台階。
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以及阿倫特對他的描述裡，艾希曼似乎隻是一個渾渾噩噩的公務員，被動而茫然地執行着命令，因而“不知不覺”犯下了罪行。
果真如此嗎？還是，當權力向社會撒下利益的誘餌，他是努力跳起來去夠那些誘餌的人？ 1932年，納粹黨赢得大選之際，
其實，此類含混不清的概念最大的困境，就是難以解釋變化。
比如，20世紀30年代的德國人狂野愚昧，似乎符合那個烏合之衆的概念，可是為什麼到了2015年，德國人成了整個歐洲最歡迎難民移民的博愛主義者？難道德國人的基因突變了？顯然，真正變化的不是德國人的基因，而是金字塔上方的那個“一”。
其實，我相信在任何國家和民族，都有一定比例的所謂“壞人”，構成“暴民”的基礎，但是觀察曆史，我們會發現，所謂的暴民，如果沒有插上權力的翅膀，其危害往往比較有限。
比如說義和團，早期一直是華北農村不成氣候的民兵組織，隻是在慈禧撐腰之後，才發展成一場轟轟烈烈的打砸燒殺運動。
當“暴民”現象成為洪流，其驅動力往往是權力，而不是抽象的人性。
權力如何制造“暴民”？不妨将其機制拆解為三個層面：首先是暴力和高壓，其次是利益誘惑，再次是意識形态。
生産“暴民”的機制一：高壓 首先來看高壓的力量。
在系統的政治殺戮或迫害中，暴力的普遍化甚至儀式化往往是關鍵一步。
曆史上對酷刑有組織的圍觀，各種批鬥大會，都是這種儀式化暴力的表現。
納粹一上台，其國家暴力的特性就顯露無疑。
1933年，納粹開始推行所謂抵制運動，沖鋒隊四處出擊，禁止德國人進入任何猶太人經營的場所。
1935年的《紐倫堡法案》，禁止猶太人和日耳曼人通婚，禁止猶太人在諸多行業從業。
1936年開始，對經濟體系進行所謂“雅利安改造”，直接剝奪猶太人的财産。
1938年的“水晶之夜”，更是将暴力赤裸裸化，數百個猶太人被殺，數千個店鋪被燒毀，數萬個猶太人被送往集中營。
有了這一切的鋪墊，1941年後對猶太人的強制隔離居住、1942年後實行所謂“最後方案”，就是水到渠成了。
圖4-5 20世紀30年代末，維也納，猶太人參加強制勞動 這些暴力或暴力威脅給普通人帶來的震懾，我們不難想象。
“二戰”結束後，很多普通德國人聲稱自己不知道對猶太人的屠殺，不知道集中營的存在。
其實，所謂“不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想知道”，而“不想知道”，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不敢知道”。
隻要稍微想一想，他們怎麼會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呢？一批批的猶太人消失了，而在消失之前，他們被辭退、被剝奪财産、被隔離、被毆打、被羞辱……然後，他們消失了。
即使想不到其中的細節，也能想到那是一條非常黑暗的隧道。
何況在消失的途中，無數普通人不斷接手他們：隔離區的工作人員、警察、火車站工作人員、醫生、獄警、廚師……也就是說，有無數的艾希曼們，而這些艾希曼們很容易把所見所聞告訴親友以及親友的親友……但是，因為恐懼，人們不去想，不敢想。
政治學中有一個詞彙，叫作“理性的無知”，通常用于分析選民的投票行為，但是，用在這種極端恐懼下的思想自我屏蔽，同樣恰如其分。
什麼叫“理性的無知”？意思就是，無知其實并非一種偶然的狀态，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特定情境下，人們可能會選擇對自己無法承受、無法改變、無法超越的東西保持無知，因為“知道”會喚醒良知，而恐懼讓你隻能無所作為，與其讓你的無所作為拷問你的良知，不如什麼都不知道。
生産“暴民”的機制二：利益 恐懼隻能制造沉默，而利益誘惑則能造就積極分子。
這是權力制造暴民的第二個台階。
在艾希曼的自述中，以及阿倫特對他的描述裡，艾希曼似乎隻是一個渾渾噩噩的公務員，被動而茫然地執行着命令，因而“不知不覺”犯下了罪行。
果真如此嗎？還是，當權力向社會撒下利益的誘餌，他是努力跳起來去夠那些誘餌的人？ 1932年，納粹黨赢得大選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