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惡真的平庸嗎？暴民考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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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人會作惡？這恐怕是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最經久不息的問題之一。
無數學術問題最後往往演變為學者們内部的文字遊戲，但是，“為什麼人會作惡”，确切地說，“為什麼人會在特定情境下變得邪惡”這個問題，卻翻越了學術的高牆，成為令幾乎所有人着迷的大衆話題。
人們試圖理解：為什麼會發生盧旺達大屠殺、達爾富爾大屠殺、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慘劇？為什麼會有火刑或者淩遲，而所謂“群衆”會去津津有味地圍觀這些酷刑？為什麼戰争過後，勝利方會活埋幾十萬的俘虜？為什麼會有奴隸制？為什麼ISIS會把砍頭拍成錄像，再放到網上去傳播？等等。
我們之所以着迷這些話題，不僅僅是因為這些話題本身的重量，而且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邪惡不是一兩個獨裁者所能做到的，往往需要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去參與。
令人驚悚的是，在另一個時空裡，這些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我們的鄰居、我們的親友，甚至，可能是我們自己。
“平庸之惡” 在所有關于人類邪惡的曆史事件中，最受研究者關注的，恐怕是德國納粹對600萬猶太人的屠殺。
這不僅僅是因為這件事本身的恐怖程度，而且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啟蒙運動發生了兩百年之後，發生在誕生了康德、黑格爾、貝多芬等偉大人物的德國。
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現代文明的腹地，人會突然變成野獸？某種意義上，過去70多年，人類從未真正從對這一邪惡的震驚中恢複過來。
我們一遍遍地從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去解釋這種荒誕的邪惡，解釋普通人為什麼會參與其中，但是解釋完之後我們又總是感到不滿足，又不斷去尋找新的答案，似乎如果我們真的完成了對它的解釋，這種理解本身也構成對受害者的背叛。
在不斷浮現的各種理論中，有一個理論抓住了很多人的心，更确切地說，是一個概念——平庸之惡。
大家可能知道，這是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發明的概念，用來形容一個叫作艾希曼的納粹黨人。
事實上，她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
或許，分析艾希曼這個人，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人會作惡”這個問題，幫助我們探測當下的自我和那個潛在的邪惡自我之間的距離。
誰是艾希曼？這是德國納粹黨中的一個中層官員，雖然職務不算很高，但是位置很關鍵——他負責整個帝國的“猶太事務”，相當于“黨衛軍猶太事務辦公室主任”。
第三帝國早期的猶太政策是強制驅逐，而不是屠殺，那時候艾希曼主要負責組織猶太人的驅逐和财産沒收，後來帝國政策轉為所謂的“最後方案”，也就是集中營毒氣室殺戮方案，他就負責将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登記、集中、運送到集中營去。
作為一個反猶的樞紐型人物，艾希曼可以說罪大惡極，理應作為戰犯被審判。
但是，“二戰”之後，他神秘消失了。
直到15年後，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摩薩德在阿根廷的一個小鎮找到了他。
于是，摩薩德綁架了艾希曼，把他押送到耶路撒冷，之後，以色列展開了對他的審判。
在這場全球矚目的審判（圖4-4）中，阿倫特作為《紐約客》雜志的特約撰稿人參加了庭審，并記錄了她的觀感。
這就是那本書的由來。
圖4-4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 （圖片來源：USHMMPhotoArchives） 為什麼阿倫特用“平庸之惡”來形容艾希曼？因為她通過觀察發現，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麼天性殘忍、頭腦扭曲的變态狂魔，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倫特的原話來說，艾希曼身上充滿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vacuousness）。
精神醫生對他的分析報告也顯示，這個人并沒有什麼心理或精神疾病，對工作、對家庭，甚至頗有責任心。
在其逃亡過的一個小鎮裡，人們記憶中的艾希曼是一個愛拉小提琴、喜歡給兒童巧克力，還時不時幫助鄰居維修各種器械的“暖男大叔”。
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執行上級命令、做了本職工作而已”。
在他的叙述裡，他既不是這場屠殺的編劇，也不是它的導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隻是其中一個可以随時被替代的“演員”而已。
在阿倫特看來，這就是“平庸之惡”。
這種惡不需要創造性、戲劇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謂“惡之花”的美感，隻需要一點盲目而已。
在阿倫特對艾希曼的解讀裡，一個最關鍵的詞彙，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
在她看來，無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是艾希曼罪惡的核心要素。
在艾希曼的眼中，他隻是坐在辦公室裡，傳達一些信息，執行一些命令，怎麼就成了殺人犯了？他反複強調：“我從來沒有殺過一個猶太人，事實上，我沒有殺過任何人。
” 然而
無數學術問題最後往往演變為學者們内部的文字遊戲，但是，“為什麼人會作惡”，确切地說，“為什麼人會在特定情境下變得邪惡”這個問題，卻翻越了學術的高牆，成為令幾乎所有人着迷的大衆話題。
人們試圖理解：為什麼會發生盧旺達大屠殺、達爾富爾大屠殺、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慘劇？為什麼會有火刑或者淩遲，而所謂“群衆”會去津津有味地圍觀這些酷刑？為什麼戰争過後，勝利方會活埋幾十萬的俘虜？為什麼會有奴隸制？為什麼ISIS會把砍頭拍成錄像，再放到網上去傳播？等等。
我們之所以着迷這些話題，不僅僅是因為這些話題本身的重量，而且是因為我們知道，這樣的邪惡不是一兩個獨裁者所能做到的，往往需要密密麻麻的普通人去參與。
令人驚悚的是，在另一個時空裡，這些普普通通的人可能是我們的鄰居、我們的親友，甚至，可能是我們自己。
“平庸之惡” 在所有關于人類邪惡的曆史事件中，最受研究者關注的，恐怕是德國納粹對600萬猶太人的屠殺。
這不僅僅是因為這件事本身的恐怖程度，而且是因為這件事發生在啟蒙運動發生了兩百年之後，發生在誕生了康德、黑格爾、貝多芬等偉大人物的德國。
我們無法理解，為什麼在現代文明的腹地，人會突然變成野獸？某種意義上，過去70多年，人類從未真正從對這一邪惡的震驚中恢複過來。
我們一遍遍地從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等角度去解釋這種荒誕的邪惡，解釋普通人為什麼會參與其中，但是解釋完之後我們又總是感到不滿足，又不斷去尋找新的答案，似乎如果我們真的完成了對它的解釋，這種理解本身也構成對受害者的背叛。
在不斷浮現的各種理論中，有一個理論抓住了很多人的心，更确切地說，是一個概念——平庸之惡。
大家可能知道，這是政治理論家漢娜·阿倫特發明的概念，用來形容一個叫作艾希曼的納粹黨人。
事實上，她寫了一本書，書名就叫“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
或許，分析艾希曼這個人，能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人會作惡”這個問題，幫助我們探測當下的自我和那個潛在的邪惡自我之間的距離。
誰是艾希曼？這是德國納粹黨中的一個中層官員，雖然職務不算很高，但是位置很關鍵——他負責整個帝國的“猶太事務”，相當于“黨衛軍猶太事務辦公室主任”。
第三帝國早期的猶太政策是強制驅逐，而不是屠殺，那時候艾希曼主要負責組織猶太人的驅逐和财産沒收，後來帝國政策轉為所謂的“最後方案”，也就是集中營毒氣室殺戮方案，他就負責将歐洲各地的猶太人登記、集中、運送到集中營去。
作為一個反猶的樞紐型人物，艾希曼可以說罪大惡極，理應作為戰犯被審判。
但是，“二戰”之後，他神秘消失了。
直到15年後，也就是1960年，以色列的情報組織摩薩德在阿根廷的一個小鎮找到了他。
于是，摩薩德綁架了艾希曼，把他押送到耶路撒冷，之後，以色列展開了對他的審判。
在這場全球矚目的審判（圖4-4）中，阿倫特作為《紐約客》雜志的特約撰稿人參加了庭審，并記錄了她的觀感。
這就是那本書的由來。
圖4-4 1961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審 （圖片來源：USHMMPhotoArchives） 為什麼阿倫特用“平庸之惡”來形容艾希曼？因為她通過觀察發現，艾希曼似乎并不是什麼天性殘忍、頭腦扭曲的變态狂魔，而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路人甲，用阿倫特的原話來說，艾希曼身上充滿了“奇怪的空白”（bizzarrvacuousness）。
精神醫生對他的分析報告也顯示，這個人并沒有什麼心理或精神疾病，對工作、對家庭，甚至頗有責任心。
在其逃亡過的一個小鎮裡，人們記憶中的艾希曼是一個愛拉小提琴、喜歡給兒童巧克力，還時不時幫助鄰居維修各種器械的“暖男大叔”。
他的罪行，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執行上級命令、做了本職工作而已”。
在他的叙述裡，他既不是這場屠殺的編劇，也不是它的導演，更不是它的制片人，他隻是其中一個可以随時被替代的“演員”而已。
在阿倫特看來，這就是“平庸之惡”。
這種惡不需要創造性、戲劇性、思想性或任何所謂“惡之花”的美感，隻需要一點盲目而已。
在阿倫特對艾希曼的解讀裡，一個最關鍵的詞彙，就是“不假思索”（thoughtlessness）。
在她看來，無法反思性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為，是艾希曼罪惡的核心要素。
在艾希曼的眼中，他隻是坐在辦公室裡，傳達一些信息，執行一些命令，怎麼就成了殺人犯了？他反複強調：“我從來沒有殺過一個猶太人，事實上，我沒有殺過任何人。
”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