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何為民主文化？泰國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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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能夠幫助他們實現目标，于是，他們幾乎是邀請了政變。
我們知道，獨裁者常常因為“一己之私”而破壞民主，其實，社會力量也可能因為“一群之私”而摧毀民主。
過度的政治熱情使得泰國的政治制度化變得極其困難。
黃衫軍與紅衫軍對峙的那些年，泰國民衆簡直可以說陷入了政治高燒狀态。
年輕人去占領機場、堵高速公路也就罷了，連農村老太太都成群結夥地趕到首都，聲援抗議隊伍。
有個細節就體現了這種政治激情的程度：在一場紅衫軍的抗議中，組織者決定把抗議者的鮮血灑到政府門口，以示他們視死如歸的心情。
結果數千人排隊去獻血，盡管隻是一人一小管血，但最後足足收集了1000升血，全都嘩嘩地倒在了政府門口。
這種政治激情對于民主穩固可以是緻命的。
民主政治要走向穩固，一個關鍵的節點，就是轉型過程中“廣場政治”慢慢過渡為“常态政治”。
所謂“廣場政治”，就是萬民上街，為制度的那關鍵一躍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來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則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衆從街頭逐漸隐退，将政治駕駛的鑰匙交給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來自協商。
這種移交不僅僅是因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專業性，往往需要頗為專業的讨論協商，也因為很多時候，退出廣場，必要的政治妥協才可能達成。
固然，即使在常态政治中，街頭政治也有其功能，但是，街頭政治本身的常态化和無限化，使得維系民主穩固的政治妥協極難達成。
為什麼？因為誰也不想在衆目睽睽之下示弱對不對？幾千個人的血灑政府門前了，還怎麼妥協？任何妥協都會被視為背叛，越極端越被視為英雄主義。
于是，運動隻能進不能退，泰國的政治溫度越升越高，最後，軍隊的出動成為局勢唯一的冷卻劑。
所以，什麼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參與精神，也是一種對規則的服從精神，還是一種“允許專業之人辦專業之事”的政治節制感。
激情燃燒，在特定的曆史時刻可能助推制度的躍遷，但是在民主的基本框架已經落地之後，激情過度燃燒則可能把這個框架本身也燒掉。
泰國的民主，就是這樣一次一次地被過度的政治熱情給燒毀的。
其實，過度的政治動員和參與熱情導緻民主崩潰，不僅僅發生在泰國。
民主的街頭邏輯傾覆民主的選票邏輯，是新生民主崩潰的一種常見模式。
回顧近現代世界的第一場真正的民主革命——法國大革命，能看到其民主走向崩潰也是沿着相似路徑。
在1792年選舉出來的國民公會中，山嶽派和吉倫特派大體勢均力敵。
派系鬥争雖然激烈，但并不注定民主崩潰——英國革命中的托利黨和輝格黨，美國革命中的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都是一邊鬥争一邊維系了民主穩固。
但是在法國革命中，這一派系鬥争卻導緻了革命的“脫軌”。
何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無套褲漢們無度的街頭運動颠覆了民主的制度化運行。
1793年6月，無套褲漢們在雅各賓派的煽動下包圍國民公會，要求逮捕所有的吉倫特派，在這個關鍵節點之後，法國革命無可挽回地滑向了恐怖統治。
在當代，這種情況也屢見不鮮。
我們之前談到過的埃及，情形類似——政治世俗派拒絕等待下一次的選舉機會，拒絕穆爾西的妥協方案，以數百萬人的超級動員推翻了穆爾西政府，但同時也推翻了埃及的新生民主。
很多國家的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過類似的情節，西班牙第二共和國、韓國第二共和國、當代烏克蘭與玻利維亞等，都有過類似的經曆。
我們常常說，某某革命失敗，是因為革命不徹底，其實，很多革命的失敗，恰恰是因為它太追求徹底。
仔細想想，這也并不奇怪。
物極必反是個樸素的道理，卻包含無窮的智慧。
資本主義需要從“叢林資本主義”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從“原教旨主義”中拯救自身，愛國主義需要從“沙文主義”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樣需要從過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
隻可惜，無數道理，每一個國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親自撞得頭破血流才能真正領悟。
有時候，甚至撞得頭破血流也難以領悟。
或許是因為，很多時候，耐心比勇氣更難達至，節制比熱情更需要技藝。
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對公民美德的嘉獎，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徑。
我們知道，獨裁者常常因為“一己之私”而破壞民主，其實，社會力量也可能因為“一群之私”而摧毀民主。
過度的政治熱情使得泰國的政治制度化變得極其困難。
黃衫軍與紅衫軍對峙的那些年，泰國民衆簡直可以說陷入了政治高燒狀态。
年輕人去占領機場、堵高速公路也就罷了，連農村老太太都成群結夥地趕到首都，聲援抗議隊伍。
有個細節就體現了這種政治激情的程度：在一場紅衫軍的抗議中，組織者決定把抗議者的鮮血灑到政府門口，以示他們視死如歸的心情。
結果數千人排隊去獻血，盡管隻是一人一小管血，但最後足足收集了1000升血，全都嘩嘩地倒在了政府門口。
這種政治激情對于民主穩固可以是緻命的。
民主政治要走向穩固，一個關鍵的節點，就是轉型過程中“廣場政治”慢慢過渡為“常态政治”。
所謂“廣場政治”，就是萬民上街，為制度的那關鍵一躍提供助推力，它的力量來自激情；而“常态政治”則意味着，在民主政治的框架内，公衆從街頭逐漸隐退，将政治駕駛的鑰匙交給其政治代表，它的力量來自協商。
這種移交不僅僅是因為公共政策有一定的專業性，往往需要頗為專業的讨論協商，也因為很多時候，退出廣場，必要的政治妥協才可能達成。
固然，即使在常态政治中，街頭政治也有其功能，但是，街頭政治本身的常态化和無限化，使得維系民主穩固的政治妥協極難達成。
為什麼？因為誰也不想在衆目睽睽之下示弱對不對？幾千個人的血灑政府門前了，還怎麼妥協？任何妥協都會被視為背叛，越極端越被視為英雄主義。
于是，運動隻能進不能退，泰國的政治溫度越升越高，最後，軍隊的出動成為局勢唯一的冷卻劑。
所以，什麼是民主文化？它既是一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參與精神，也是一種對規則的服從精神，還是一種“允許專業之人辦專業之事”的政治節制感。
激情燃燒，在特定的曆史時刻可能助推制度的躍遷，但是在民主的基本框架已經落地之後，激情過度燃燒則可能把這個框架本身也燒掉。
泰國的民主，就是這樣一次一次地被過度的政治熱情給燒毀的。
其實，過度的政治動員和參與熱情導緻民主崩潰，不僅僅發生在泰國。
民主的街頭邏輯傾覆民主的選票邏輯，是新生民主崩潰的一種常見模式。
回顧近現代世界的第一場真正的民主革命——法國大革命，能看到其民主走向崩潰也是沿着相似路徑。
在1792年選舉出來的國民公會中，山嶽派和吉倫特派大體勢均力敵。
派系鬥争雖然激烈，但并不注定民主崩潰——英國革命中的托利黨和輝格黨，美國革命中的聯邦黨人和反聯邦黨人，都是一邊鬥争一邊維系了民主穩固。
但是在法國革命中，這一派系鬥争卻導緻了革命的“脫軌”。
何以如此？很大程度上，就是無套褲漢們無度的街頭運動颠覆了民主的制度化運行。
1793年6月，無套褲漢們在雅各賓派的煽動下包圍國民公會，要求逮捕所有的吉倫特派，在這個關鍵節點之後，法國革命無可挽回地滑向了恐怖統治。
在當代，這種情況也屢見不鮮。
我們之前談到過的埃及，情形類似——政治世俗派拒絕等待下一次的選舉機會，拒絕穆爾西的妥協方案，以數百萬人的超級動員推翻了穆爾西政府，但同時也推翻了埃及的新生民主。
很多國家的曆史上，或多或少都有過類似的情節，西班牙第二共和國、韓國第二共和國、當代烏克蘭與玻利維亞等，都有過類似的經曆。
我們常常說，某某革命失敗，是因為革命不徹底，其實，很多革命的失敗，恰恰是因為它太追求徹底。
仔細想想，這也并不奇怪。
物極必反是個樸素的道理，卻包含無窮的智慧。
資本主義需要從“叢林資本主義”中拯救自身，宗教信仰需要從“原教旨主義”中拯救自身，愛國主義需要從“沙文主義”中拯救自身，民主，也同樣需要從過度的政治激情中拯救自身。
隻可惜，無數道理，每一個國家、每一代人，往往都需要親自撞得頭破血流才能真正領悟。
有時候，甚至撞得頭破血流也難以領悟。
或許是因為，很多時候，耐心比勇氣更難達至，節制比熱情更需要技藝。
在這個意義上，民主是對公民美德的嘉獎，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挽留它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