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韓國電影中的革命：觀念的水位與制度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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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抗争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
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
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内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
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曆史過于簡化了，黑白過于分明了。
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裡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曆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
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并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态，更自然的觀念狀态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
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
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
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廪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
英格爾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
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并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
的确，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隻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裡，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
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
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
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機會”理論卻說：不對，哪裡有反抗的機會，哪裡才會有反抗。
反抗并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
為什麼？壓迫太深了你無力反抗啊。
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闆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
放在韓國的背景下，盡管自李承晚時代開始，韓國就是威權制度，但這是一個充滿縫隙的威權制度。
樸正熙的前兩次當選，都是通過具有相當競争性的選舉上台的——他在這兩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這說明其競争者有相當的政治空間。
1971年議會大選，反對黨赢得了44%的選票，同年的總統大選，反對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選票，這些都顯示，韓國當時的政體其實更像是一種混合政體，而不完全是威權政體。
韓國實施完全意義上的威權統治，其實隻有幾年，就是1972年樸正熙實施“維新憲法”之後。
那之後，總統選舉從直選改成間接選舉，樸正
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
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内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
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曆史過于簡化了，黑白過于分明了。
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裡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曆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
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并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态，更自然的觀念狀态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
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
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
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廪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
英格爾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
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并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
的确，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隻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裡，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
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
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
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是，“政治機會”理論卻說：不對，哪裡有反抗的機會，哪裡才會有反抗。
反抗并不與壓迫成正比，而是與反抗的政治機會成正比。
為什麼？壓迫太深了你無力反抗啊。
有縫隙的地方青草才能生長，鐵闆之中無法成長出生命。
放在韓國的背景下，盡管自李承晚時代開始，韓國就是威權制度，但這是一個充滿縫隙的威權制度。
樸正熙的前兩次當選，都是通過具有相當競争性的選舉上台的——他在這兩次選舉中的得票率就很能說明問題：第一次，1963年，是47%，第二次，1967年，是51%，這說明其競争者有相當的政治空間。
1971年議會大選，反對黨赢得了44%的選票，同年的總統大選，反對派金大中赢得了45%的選票，這些都顯示，韓國當時的政體其實更像是一種混合政體，而不完全是威權政體。
韓國實施完全意義上的威權統治，其實隻有幾年，就是1972年樸正熙實施“維新憲法”之後。
那之後，總統選舉從直選改成間接選舉，樸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