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韓國電影中的革命：觀念的水位與制度的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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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執着。
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
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
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
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
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
[1]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衆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
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争取來的。
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别“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于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我記得1997年，我當時還在國内讀研究生，給一個韓國留學生當家教，教他中文，不過，這個留學生年齡比較大了，大概有40歲左右。
有一天我給他上課，那天正好是韓國大選的日子，課上到一半，消息傳來，金大中獲勝，我那個學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動得把我給抱了起來，在房間裡轉了三圈。
我當時非常尴尬，覺得學生對老師這樣不大合适吧。
但是今天回想起這個細節，我才意識到，根據他的年齡，他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韓國大學生，當年就是在街頭被毆打、被噴催淚彈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當時是韓國最著名的反對派，幾代韓國人的精神教父。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韓國會有那麼多反映轉型故事的電影出來，而這些電影在韓國會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抗争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
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
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内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
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曆史過于簡化了，黑白過于分明了。
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裡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曆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
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并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态，更自然的觀念狀态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
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
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
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廪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
英格爾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
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并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
的确，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隻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裡，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
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
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
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是，“政治
要知道，韓國的民主運動不是1987年才開始的，甚至不是1980年光州事件後才開始的。
可以說，它斷斷續續進行了30年。
從1960年的419運動，到1972年抗議獨裁的“維新憲法”，到1980年的5月抗争，直到1987年的全民抗争，這是一個漫長的接力過程。
而且，這個過程充滿艱難險阻，無數大學生被開除、被毆打、被抓捕甚至被判死刑。
僅1980—1987年，就有12萬多名大學生被開除學籍，到1986年還在押的3000多個政治犯中，85%是學生。
[1]為了進行勞工維權，數千名大學生假扮工人進入工廠，組織工會，一旦被發現被抓，新一波的大學生又跟上，這叫“排隊入獄”。
在電影中我們看到，有大量民衆被毆打、被射殺的鏡頭，學生被刑訊逼供的情節。
所以，韓國人的民主真的是他們用幾代人的血與淚争取來的。
正因為韓國的民主運動是一個漫長的、不斷滲透和擴散的過程，從轉型的人心基礎來說，韓國的轉型是特别“紮實”的，因為幾乎家家、人人都有所參與，所以，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新生民主制的“原始股東”，它不僅僅屬于某個階層、某個政黨或者一小批革命義士。
我記得1997年，我當時還在國内讀研究生，給一個韓國留學生當家教，教他中文，不過，這個留學生年齡比較大了，大概有40歲左右。
有一天我給他上課，那天正好是韓國大選的日子，課上到一半，消息傳來，金大中獲勝，我那個學生立刻陷入了狂喜，激動得把我給抱了起來，在房間裡轉了三圈。
我當時非常尴尬，覺得學生對老師這樣不大合适吧。
但是今天回想起這個細節，我才意識到，根據他的年齡，他應該就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韓國大學生，當年就是在街頭被毆打、被噴催淚彈的青年之一，而金大中當時是韓國最著名的反對派，幾代韓國人的精神教父。
這也是為什麼直到今天，韓國會有那麼多反映轉型故事的電影出來，而這些電影在韓國會如此受歡迎，因為這個抗争過程已經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成為“韓國精神”的一部分。
這種幾代人添磚加瓦構建出來的民主，和那種短平快的轉型是不同的。
比如阿拉伯之春，之前阿拉伯地區幾乎沒有任何民主運動，2011年星星之火突然燎原，表面上看埃及、也門、利比亞很快在一兩年内就舉行了選舉，然而，來得快的勝利往往去得也快，沒有觀念的廣泛變遷作為轉型的基礎，制度即使變遷也可能很快倒退。
而韓國不同，共同澆灌出來的民主大樹，每個人都很珍惜。
說實話，在看這幾部電影的過程中，我意識到，電影對曆史過于簡化了，黑白過于分明了。
比如，其實韓國學生運動後期有不少暴力行為，但是電影對此幾乎完全沒有反映，而電影裡的壞人也非常臉譜化，似乎是一群喪心病狂的瘋子。
不過，這些電影可能本來就不僅僅是要講曆史，而是要塑造一個民族的圖騰。
每個民族都需要自己的神話，韓國人的民主抗争，成了他們的民族神話。
觀念從何而來？ 一個很自然的問題是：如果說觀念是制度變遷的推動力，觀念又是從何而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并不是一個自然的觀念狀态，更自然的觀念狀态可能是“過好小日子就行了，談什麼政治”，或者“政治能當飯吃嗎”。
明哲保身，以求現世安穩，是大多數普通人的價值觀。
為什麼當年韓國社會會形成這種“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的政治觀念？甚至，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左右，這種觀念成了韓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 對此，當然存在很多的解釋。
比如，學者英格爾哈特（RonaldInglehart）和韋爾策爾（ChristianWelzel）就論證說，觀念的變化本質上是經濟發展的結果。
如果用一句樸素的中國諺語來概括，就是“倉廪實而知禮節”，吃飽穿暖了，人們就開始關心權利和自由等價值了。
英格爾哈特也的确用大量的數據展示，大體而言，經濟發展的水平與民主觀念的深入程度呈正比。
韋爾策爾甚至寫過一篇論文，駁斥所謂的“亞洲例外論”，因為根據他的發現，在經濟發展帶來觀念變化這一點上，亞洲并不是什麼例外。
但是，就韓國這個個案而言，經濟發展的解釋說服力有限。
的确，到20世紀80年代，韓國經濟已經實現了相當的發展，這可能能部分解釋為什麼到80年代，民主觀念逐漸從學生向全民擴散。
但是，即使到80年代，韓國的人均GDP也隻有2800美元左右，遠不是一個發達國家，所以在這幾部電影裡，經常會有一些角色表示：韓國經濟不夠發達，現在還不能民主化。
像《辯護人》中的一個海歸商人，非常語重心長地告誡男主角宋律師：韓國的國民收入至少還要翻三倍，才能啟動民主化。
宋律師的回答則是：我以前也是這麼想的，但是現在不這麼認為。
相比“經濟發展”的解釋，更有說服力的，可能是所謂的“政治機會”理論。
政治機會理論是什麼意思？我們以前經常聽到一個說法，叫作“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但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