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國家建構的瓶頸：阿富汗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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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要達成和平協議太難了，因為否決點太多，隻要一方不合作，其他三四方好不容易達成的協議就會被作廢。
也正是這種碎片化的狀态，給了塔利班可乘之機。
今天，塔利班能夠卷土重來，也和普什圖人的民族主義相關。
塔利班從普什圖地區起家，其成員主要是普什圖族，其藏身之處也主要在普什圖地區。
有民調顯示，盡管在整個阿富汗，塔利班的同情者到2019年隻有15%左右，但是在部分普什圖省份，這個比例可以高達50%左右。
正是普什圖地區提供的人員、物資、安全乃至心理支持系統，使得塔利班能夠在最艱難的時刻存活下來并東山再起。
兩種烏托邦的對撞 回顧阿富汗的國家建構進程為何如此困難重重，我們發現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權式政府難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義的政治傳統；第二，大國對沖的地緣位置使得内戰往往成為大國代理戰争，戰争難以打出勝負，暴力壟斷格局難以形成；第三，蘇聯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熱主義，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難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國家的結構，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難以就權力分配的方案達成共識。
阿富汗的困境也幫助我們分析其他國家的國家建構瓶頸。
無論是特定的地形地勢、地緣位置，還是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民族主義，都廣泛存在于許多其他國家，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把這些因素合而為一，也因此淪落為當今世界上最頑固的“失敗國家”之一。
不過，阿富汗的國家建構真的完全無可救藥嗎？也未必。
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長達半個世紀的相對和平穩定，就是這種可能性的證明。
特定的地理因素雖然使中央集權式國家難以形成，但是部落自治式的治理結構也未必不可行。
仔細分析，讓阿富汗跌入今天這個旋渦的，主要不是靜态的地理因素，而是兩種極端主義的對撞——蘇聯式的極左浪潮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這兩種極端看似南轅北轍，在一點上卻彼此相似，那就是它們“改造世界”的狂熱，那種用理性、用純淨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義去重新書寫曆史的熱情。
這種沖動摧毀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卻發現在人心面前，暴力會抵達它的限度。
很多國家都經曆過極左主義或者宗教原教旨主義，但是把這兩者在短時間内都經曆一遍的國家，卻似乎隻有阿富汗，簡直相當于一個人被兩輛卡車分别碾壓了一遍。
更糟的是，這兩種力量在阿富汗發生了遭遇戰。
關于這場遭遇戰，有個學者的比喻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蘇軍入侵後，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對病毒入侵時的免疫風暴——它的确殺死了病毒，但是同時也殺死了自己。
所以，檢視阿富汗淪為“失敗國家”的過程，我們發現，最大的教訓其實是以極權追求烏托邦的危險——因為烏托邦過于烏托邦，所以要實現它，隻能訴諸極端手段，而極端助長極端，最終，它們在相互厮殺中完成了對彼此的哺育。
其實，極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會。
2019年一項民調顯示，隻有15%左右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權利、社會平等和自由表達。
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溫和的力量，缺的隻是願意為溫和而戰的力量。
曆史或許有投影，但并沒有宿命，既然它曾經轉向，就有可能再次轉向。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命運指向何方，常常取決于“沉默的大多數”是否繼續沉默下去。
*** [1]ImtiyazKhan,“Afghanistan:HumancostofarmedconflictsincetheSovietinvasion,”Perceptions: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17(4),2012. [2]AliaChughtai,“Afghanistan:Whocontrolswhat?,”TheAljazeeraNews,Jun24,2019. [3]AlexP.Schmid,“PublicopinionsurveydatatomeasuresympathyandsupportforIslamistterrorism,”InternationalCenterforCounter-Terrorism,ResearchPaper,2017.
也正是這種碎片化的狀态，給了塔利班可乘之機。
今天，塔利班能夠卷土重來，也和普什圖人的民族主義相關。
塔利班從普什圖地區起家，其成員主要是普什圖族，其藏身之處也主要在普什圖地區。
有民調顯示，盡管在整個阿富汗，塔利班的同情者到2019年隻有15%左右，但是在部分普什圖省份，這個比例可以高達50%左右。
正是普什圖地區提供的人員、物資、安全乃至心理支持系統，使得塔利班能夠在最艱難的時刻存活下來并東山再起。
兩種烏托邦的對撞 回顧阿富汗的國家建構進程為何如此困難重重，我們發現至少四重因素：第一，多山的地形使得中央集權式政府難以形成，造就了部落主義的政治傳統；第二，大國對沖的地緣位置使得内戰往往成為大國代理戰争，戰争難以打出勝負，暴力壟斷格局難以形成；第三，蘇聯入侵激起的宗教狂熱主義，毒化了阿富汗的文化土壤，使世俗政治力量難以建立；第四，多民族國家的結構，又使得各方政治力量難以就權力分配的方案達成共識。
阿富汗的困境也幫助我們分析其他國家的國家建構瓶頸。
無論是特定的地形地勢、地緣位置，還是宗教極端主義以及民族主義，都廣泛存在于許多其他國家，阿富汗的不幸在于，它把這些因素合而為一，也因此淪落為當今世界上最頑固的“失敗國家”之一。
不過，阿富汗的國家建構真的完全無可救藥嗎？也未必。
阿富汗自己1978年之前長達半個世紀的相對和平穩定，就是這種可能性的證明。
特定的地理因素雖然使中央集權式國家難以形成，但是部落自治式的治理結構也未必不可行。
仔細分析，讓阿富汗跌入今天這個旋渦的，主要不是靜态的地理因素，而是兩種極端主義的對撞——蘇聯式的極左浪潮以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這兩種極端看似南轅北轍，在一點上卻彼此相似，那就是它們“改造世界”的狂熱，那種用理性、用純淨的道德理想、用原教旨主義去重新書寫曆史的熱情。
這種沖動摧毀了阿富汗原有的政治秩序，卻發現在人心面前，暴力會抵達它的限度。
很多國家都經曆過極左主義或者宗教原教旨主義，但是把這兩者在短時間内都經曆一遍的國家，卻似乎隻有阿富汗，簡直相當于一個人被兩輛卡車分别碾壓了一遍。
更糟的是，這兩種力量在阿富汗發生了遭遇戰。
關于這場遭遇戰，有個學者的比喻讓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說，蘇軍入侵後，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就像是阿富汗面對病毒入侵時的免疫風暴——它的确殺死了病毒，但是同時也殺死了自己。
所以，檢視阿富汗淪為“失敗國家”的過程，我們發現，最大的教訓其實是以極權追求烏托邦的危險——因為烏托邦過于烏托邦，所以要實現它，隻能訴諸極端手段，而極端助長極端，最終，它們在相互厮殺中完成了對彼此的哺育。
其實，極端的并不是阿富汗的主流社會。
2019年一項民調顯示，隻有15%左右的阿富汗人表示同情塔利班，80%的人表示支持女性權利、社會平等和自由表達。
所以，阿富汗缺的不是溫和的力量，缺的隻是願意為溫和而戰的力量。
曆史或許有投影，但并沒有宿命，既然它曾經轉向，就有可能再次轉向。
對于一個國家而言，命運指向何方，常常取決于“沉默的大多數”是否繼續沉默下去。
*** [1]ImtiyazKhan,“Afghanistan:HumancostofarmedconflictsincetheSovietinvasion,”Perceptions:JournalofInternationalAffairs,17(4),2012. [2]AliaChughtai,“Afghanistan:Whocontrolswhat?,”TheAljazeeraNews,Jun24,2019. [3]AlexP.Schmid,“PublicopinionsurveydatatomeasuresympathyandsupportforIslamistterrorism,”InternationalCenterforCounter-Terrorism,ResearchPaper,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