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美國：國家建構的另類道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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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美國社會的“國家觀”。
當然，社會運動需要制度空間，它以自由為前提，以民主為傳導機制，因此，社會運動的力量本質是政治權利的力量。
在這個力量的驅動下，今天的美國政府，已經和200多年前那個隻夠湊一桌麻将的美國政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它不再是那個為“是否要成立一個國家銀行”而争吵半個世紀的美國，也不再是那個為“政府是否有權征收收入稅”又争吵半個世紀的美國，更不是那個認為雇用童工等于市場自由的國家。
總之，美國人不再簡單地把國家視為洪水猛獸，而是視之為社會進步可能的盟友。
人們對自由的理解，也不再僅僅是政府的缺失，也可以是政府的扶持。
所以學者艾克曼（BruceAckerman）說，美國的憲法是一個“活的憲法”，它的作者不僅僅是開國之父們，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會契約的美國人。
美國的國家建構曆程給當代世界帶來重要的啟示，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展示了國家建構的一種可能道路，而且因為這一道路在當代世界具有特别的參考價值。
我們之前講到，曆史上，戰争對于國家建構起到關鍵性作用，但是，戰争這個機制在當代很難借鑒。
為什麼？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道主義精神已經深入人心的時代，一個戰争深受唾棄的時代。
我們總不能對那些國家能力比較弱的非洲國家、拉美國家說：來，為了國家能力的提升，你們打個幾百年，最後勝出的那個，1000年後就大國崛起了。
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正确的路徑，我們今天也不必哀歎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火了，而是應該為它們走在國家建構的道路上而歡欣鼓舞，對不對？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我們相信，在當代世界，國家建構應該尋找更加文明的道路。
同樣，龐大而細密的官僚系統雖然對東亞國家建構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幾千年前積累下來的“擴展秩序”很難複制。
而且，從中國曆史上反反複複“官逼民反”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缺乏民意約束的巨型官僚體系未必是好事。
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之頻繁、之浩大、之慘烈，在世界曆史上都非常罕見。
每到改朝換代，動辄數百萬人口甚至上千萬人口滅絕，不得不說與官民力量極其不對稱所積累的社會矛盾緊密相關。
通過社會壓力給國家賦權，是“另類道路”的啟示。
現在流傳着一種觀點，就是把國家能力和民衆權利對立起來，似乎一個國家要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就必須犧牲民權，或者聲張了民權就會削弱國家能力，所以應該等建設好了國家能力再來發展民權。
這種“順序論”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實非常可疑，因為當國家能力的發展遠遠超前于社會能力，它往往就不會有動力再來給民衆賦權，這種“等國家崛起了再來談論民權”的邏輯，有點類似于“等我發達了就來娶你”的邏輯一樣，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覺得可疑。
更重要的是，當國家接納民權，國家能力未必受損，它反而可能因合法性上升而國家能力上升。
在英國曆史上，政府打仗永遠缺錢，什麼時候開始不缺錢了？光榮革命之後。
當王室的權力“被關進籠子裡”，國家的财政能力反而上去了。
當英國人覺得國家不再僅僅是一人之國、一家之國，而是大家之國，他們反而開始願意交稅了。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雖然美國的國家建構道路是通過社會壓力給政府賦權，但是，不能簡單地把美國的經驗理解為政府越大越好，職能越多越好，有了政府的身影，什麼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我在前面也說到，美國國家能力的上升隻是和曆史相比，其絕對水平在不斷上升，但是就國家和社會、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的相對力量對比而言，美國仍然是一個“國家能力有限”的國家。
這可能才是美國經驗的真正特色——一個強大的政府，被一個更強大的社會和市場環繞。
國家在成長，但是對于社會、市場和個體而言，它仍然是配角。
我們常常把“治理”等同于“政府”，認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來自社會本身。
當一個社會不斷湧現蓋茨和馬斯克，成就愛因斯坦和費曼，培育矽谷、好萊塢或者百老彙，其國家能力，從根本而言，是民間活力和個體創造性的溢出效應而已。
這或許不是國家能力提升的唯一道路，未必能夠被其他國家複制，甚至未必會被美國人自己的後代繼承，但是，國強不必民弱，甚至民強國可更強，這一可能性的存在，還是鼓舞人心。
當然，社會運動需要制度空間，它以自由為前提，以民主為傳導機制，因此，社會運動的力量本質是政治權利的力量。
在這個力量的驅動下，今天的美國政府，已經和200多年前那個隻夠湊一桌麻将的美國政府完全不可同日而語了。
它不再是那個為“是否要成立一個國家銀行”而争吵半個世紀的美國，也不再是那個為“政府是否有權征收收入稅”又争吵半個世紀的美國，更不是那個認為雇用童工等于市場自由的國家。
總之，美國人不再簡單地把國家視為洪水猛獸，而是視之為社會進步可能的盟友。
人們對自由的理解，也不再僅僅是政府的缺失，也可以是政府的扶持。
所以學者艾克曼（BruceAckerman）說，美國的憲法是一個“活的憲法”，它的作者不僅僅是開國之父們，而且是一代又一代修正社會契約的美國人。
美國的國家建構曆程給當代世界帶來重要的啟示，這不僅僅是因為它展示了國家建構的一種可能道路，而且因為這一道路在當代世界具有特别的參考價值。
我們之前講到，曆史上，戰争對于國家建構起到關鍵性作用，但是，戰争這個機制在當代很難借鑒。
為什麼？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人道主義精神已經深入人心的時代，一個戰争深受唾棄的時代。
我們總不能對那些國家能力比較弱的非洲國家、拉美國家說：來，為了國家能力的提升，你們打個幾百年，最後勝出的那個，1000年後就大國崛起了。
事實上，如果我們認為這是正确的路徑，我們今天也不必哀歎阿富汗、伊拉克的戰火了，而是應該為它們走在國家建構的道路上而歡欣鼓舞，對不對？但事實并非如此，因為我們相信，在當代世界，國家建構應該尋找更加文明的道路。
同樣，龐大而細密的官僚系統雖然對東亞國家建構起到了關鍵作用，但是，這種幾千年前積累下來的“擴展秩序”很難複制。
而且，從中國曆史上反反複複“官逼民反”的故事也可以看出，缺乏民意約束的巨型官僚體系未必是好事。
中國曆史上農民起義之頻繁、之浩大、之慘烈，在世界曆史上都非常罕見。
每到改朝換代，動辄數百萬人口甚至上千萬人口滅絕，不得不說與官民力量極其不對稱所積累的社會矛盾緊密相關。
通過社會壓力給國家賦權，是“另類道路”的啟示。
現在流傳着一種觀點，就是把國家能力和民衆權利對立起來，似乎一個國家要有強大的國家能力就必須犧牲民權，或者聲張了民權就會削弱國家能力，所以應該等建設好了國家能力再來發展民權。
這種“順序論”乍一看似乎有道理，其實非常可疑，因為當國家能力的發展遠遠超前于社會能力，它往往就不會有動力再來給民衆賦權，這種“等國家崛起了再來談論民權”的邏輯，有點類似于“等我發達了就來娶你”的邏輯一樣，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覺得可疑。
更重要的是，當國家接納民權，國家能力未必受損，它反而可能因合法性上升而國家能力上升。
在英國曆史上，政府打仗永遠缺錢，什麼時候開始不缺錢了？光榮革命之後。
當王室的權力“被關進籠子裡”，國家的财政能力反而上去了。
當英國人覺得國家不再僅僅是一人之國、一家之國，而是大家之國，他們反而開始願意交稅了。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雖然美國的國家建構道路是通過社會壓力給政府賦權，但是，不能簡單地把美國的經驗理解為政府越大越好，職能越多越好，有了政府的身影，什麼社會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我在前面也說到，美國國家能力的上升隻是和曆史相比，其絕對水平在不斷上升，但是就國家和社會、政府和市場、中央和地方的相對力量對比而言，美國仍然是一個“國家能力有限”的國家。
這可能才是美國經驗的真正特色——一個強大的政府，被一個更強大的社會和市場環繞。
國家在成長，但是對于社會、市場和個體而言，它仍然是配角。
我們常常把“治理”等同于“政府”，認為governance就是government，但是governance也可以來自社會本身。
當一個社會不斷湧現蓋茨和馬斯克，成就愛因斯坦和費曼，培育矽谷、好萊塢或者百老彙，其國家能力，從根本而言，是民間活力和個體創造性的溢出效應而已。
這或許不是國家能力提升的唯一道路，未必能夠被其他國家複制，甚至未必會被美國人自己的後代繼承，但是，國強不必民弱，甚至民強國可更強，這一可能性的存在，還是鼓舞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