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國家能力從何而來？文官制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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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的、離心的。
科舉制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四處沖撞的精英沖動，納入到一個軌道上來，那就是讀書做官，為皇帝效力。
這就類似于面對四處蔓延的洪流，給挖一個溝渠，把所有的水都給引到這一個水渠當中，讓水勢變得可控。
所以，科舉制的厲害之處，不僅僅在于選拔了一批人才，而且是通過利益和價值導向制造了一個龐大的士人階層。
10,000個人去參加考試，最後可能隻取100個人做官，但是科舉的功能不僅僅是找到這100個人，而是讓那9900個人也加入這個遊戲，這就是科舉制政治吸納的功能。
所以，在古代中國，無論是窮人富人、商人地主、士族門閥，但凡能供得起的，幾乎都讓孩子去讀書、考試、做官，而不是說，這孩子畫畫天賦挺高，咱培養他做個達·芬奇；或者，這孩子這麼會做買賣，就讓他去創業吧。
這種崇尚讀書做官、抑制武人、貶低經商、貶低技術的文化，從我們漢語裡一些常用詞彙，都可以看得出來，在其他國家的曆史上，騎士、武士往往是榮譽的象征，但是在中國，我們把習武之人叫什麼？叫作“一介武夫”。
其他行業也類似，商人經常被叫作“奸商”，技術創新被視為“奇淫巧技”，音樂叫作“靡靡之音”。
但是讀書人呢？“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這就是科舉制的妙處，它把社會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當中，越靠近權力中心，就越被視為成功。
當然，知識分子入仕之後，也不完全是皇帝的附庸。
文官集團也常常根據“四書五經”去規勸皇帝，“皇上，你要勤政愛民啊”“皇上，你不能任人唯親啊”“皇上，酒喝多了傷身體啊”，等等等等。
曆史上有氣節的清官名臣，我們聽說過很多，魏征、海瑞等，最有名的就是方孝孺，因為反對明成祖朱棣篡位而被株連十族。
所以有學者說，中國曆來有政統和道統之分野，政統就是皇帝的權力，而道統則由儒生來诠釋，換句話說，你有暴力，我有道理；你有高牆，我有雞蛋；就算你把我打死，我還是能通過我的死把你給釘到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總的來說，有氣節、有原則的文官隻是一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文官集團能給皇帝帶去的約束是軟約束，是道德壓力，是苦口婆心，至于皇帝聽不聽，那要看運氣了。
碰到唐太宗這樣心胸寬廣的，會傳下君臣關系的佳話，碰到明成祖這樣的，那就是自殺襲擊了。
而掌握槍杆子的武人集團、掌握錢袋子的财閥集團，他們對王權的約束則是硬約束，他們靠的不是苦口婆心，而是兵臨城下，是釜底抽薪。
所以，中國的皇權最後選中文官集團來施政，實行“學而優則仕”，而不是“武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自有它的合理性。
回顧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史，為什麼後一千年比前一千年政權更穩定？科舉是一個分水嶺，宋代是科舉制走向成熟的朝代。
宋之前，皇權經常被各種諸侯、門閥、豪強、士族、藩鎮侵蝕；宋之後，除了外敵，很少有什麼社會勢力能挑戰皇權，“封建回歸的壓力”逐漸消退。
一定程度上，這就是科舉制的力量。
所以，總結一下，為什麼說文官制對于中國的國家能力意義重大？首先，文官制中的“官”，也就是官僚集團，通過一個細密的組織網絡，把一個龐大的帝國給捆到一起，産生了巨大的組織紅利。
其次，文官制中的“文”，則通過抑制武人、财閥、宗教力量等，把社會精英引流到了讀書做官、為皇帝服務的道路上來。
這兩個機制相結合，文官制大大強化了古代中國的國家能力，并使這種能力成為一種深厚的傳統。
王朝可以亡，政治文明卻不會亡；國家可以改名換姓，但是國家主義卻可以生生不息。
直到今天，我們還在親身經曆着強大文官制帶來的很多優勢，比如前面講到的，中國基建的神速、疫情防控的高效、治安狀況的良好等。
但是，另一方面，過于細密的官僚體系、過于強大的國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國家淹沒社會、國家取消社會。
就中國而言，曆朝曆代“官”對“民”的壓迫，我們從各種曆史記載中早已熟知。
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就是對這種壓迫的寫照：“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這種官與民的不對稱，帶來無數的悲劇。
對“讀書做官”的過度推崇，在曆史上也長期抑制了中國社會其他維度的發展，工商業的萎靡、科技的落後、軍事戰鬥力的萎縮等，都與此相關。
所以，古代中國早期雖然秩序沒有那麼穩固，但是相對生機勃勃，越到後期就越暮氣沉沉。
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發明了文官制度，所以中國是最早的現代政治國家。
對此，或許可以存疑。
思想家韋伯曾指出，古代中國的官僚制，本質上是家産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現代官僚制。
家産官僚制，意味着這個官僚機構再精細、再高效，它是有姓的——在漢代，它姓劉；在宋朝，它姓趙；在唐朝，它姓李；在清朝，它姓愛新覺羅。
當一個官僚集團頭上頂着“一家之姓”的時候，它能否真的成為天下之公器？黃宗羲說：“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
”這才是真正的現代精神，這種文官集團所運行的，才是真正的現代國家。
科舉制的一大功能，就是把四處沖撞的精英沖動，納入到一個軌道上來，那就是讀書做官，為皇帝效力。
這就類似于面對四處蔓延的洪流，給挖一個溝渠，把所有的水都給引到這一個水渠當中，讓水勢變得可控。
所以，科舉制的厲害之處，不僅僅在于選拔了一批人才，而且是通過利益和價值導向制造了一個龐大的士人階層。
10,000個人去參加考試，最後可能隻取100個人做官，但是科舉的功能不僅僅是找到這100個人，而是讓那9900個人也加入這個遊戲，這就是科舉制政治吸納的功能。
所以，在古代中國，無論是窮人富人、商人地主、士族門閥，但凡能供得起的，幾乎都讓孩子去讀書、考試、做官，而不是說，這孩子畫畫天賦挺高，咱培養他做個達·芬奇；或者，這孩子這麼會做買賣，就讓他去創業吧。
這種崇尚讀書做官、抑制武人、貶低經商、貶低技術的文化，從我們漢語裡一些常用詞彙，都可以看得出來，在其他國家的曆史上，騎士、武士往往是榮譽的象征，但是在中國，我們把習武之人叫什麼？叫作“一介武夫”。
其他行業也類似，商人經常被叫作“奸商”，技術創新被視為“奇淫巧技”，音樂叫作“靡靡之音”。
但是讀書人呢？“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這就是科舉制的妙處，它把社會精英的能量都吸附到政治角逐當中，越靠近權力中心，就越被視為成功。
當然，知識分子入仕之後，也不完全是皇帝的附庸。
文官集團也常常根據“四書五經”去規勸皇帝，“皇上，你要勤政愛民啊”“皇上，你不能任人唯親啊”“皇上，酒喝多了傷身體啊”，等等等等。
曆史上有氣節的清官名臣，我們聽說過很多，魏征、海瑞等，最有名的就是方孝孺，因為反對明成祖朱棣篡位而被株連十族。
所以有學者說，中國曆來有政統和道統之分野，政統就是皇帝的權力，而道統則由儒生來诠釋，換句話說，你有暴力，我有道理；你有高牆，我有雞蛋；就算你把我打死，我還是能通過我的死把你給釘到曆史的恥辱柱上。
但是，總的來說，有氣節、有原則的文官隻是一小部分。
更重要的是，文官集團能給皇帝帶去的約束是軟約束，是道德壓力，是苦口婆心，至于皇帝聽不聽，那要看運氣了。
碰到唐太宗這樣心胸寬廣的，會傳下君臣關系的佳話，碰到明成祖這樣的，那就是自殺襲擊了。
而掌握槍杆子的武人集團、掌握錢袋子的财閥集團，他們對王權的約束則是硬約束，他們靠的不是苦口婆心，而是兵臨城下，是釜底抽薪。
所以，中國的皇權最後選中文官集團來施政，實行“學而優則仕”，而不是“武而優則仕”“商而優則仕”，自有它的合理性。
回顧中國兩千年的皇權史，為什麼後一千年比前一千年政權更穩定？科舉是一個分水嶺，宋代是科舉制走向成熟的朝代。
宋之前，皇權經常被各種諸侯、門閥、豪強、士族、藩鎮侵蝕；宋之後，除了外敵，很少有什麼社會勢力能挑戰皇權，“封建回歸的壓力”逐漸消退。
一定程度上，這就是科舉制的力量。
所以，總結一下，為什麼說文官制對于中國的國家能力意義重大？首先，文官制中的“官”，也就是官僚集團，通過一個細密的組織網絡，把一個龐大的帝國給捆到一起，産生了巨大的組織紅利。
其次，文官制中的“文”，則通過抑制武人、财閥、宗教力量等，把社會精英引流到了讀書做官、為皇帝服務的道路上來。
這兩個機制相結合，文官制大大強化了古代中國的國家能力，并使這種能力成為一種深厚的傳統。
王朝可以亡，政治文明卻不會亡；國家可以改名換姓，但是國家主義卻可以生生不息。
直到今天，我們還在親身經曆着強大文官制帶來的很多優勢，比如前面講到的，中國基建的神速、疫情防控的高效、治安狀況的良好等。
但是，另一方面，過于細密的官僚體系、過于強大的國家能力，也可能意味着國家淹沒社會、國家取消社會。
就中國而言，曆朝曆代“官”對“民”的壓迫，我們從各種曆史記載中早已熟知。
杜甫的名篇《石壕吏》就是對這種壓迫的寫照：“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這種官與民的不對稱，帶來無數的悲劇。
對“讀書做官”的過度推崇，在曆史上也長期抑制了中國社會其他維度的發展，工商業的萎靡、科技的落後、軍事戰鬥力的萎縮等，都與此相關。
所以，古代中國早期雖然秩序沒有那麼穩固，但是相對生機勃勃，越到後期就越暮氣沉沉。
有一些學者認為，中國最早發明了文官制度，所以中國是最早的現代政治國家。
對此，或許可以存疑。
思想家韋伯曾指出，古代中國的官僚制，本質上是家産官僚制，不同于政治中立的現代官僚制。
家産官僚制，意味着這個官僚機構再精細、再高效，它是有姓的——在漢代，它姓劉；在宋朝，它姓趙；在唐朝，它姓李；在清朝，它姓愛新覺羅。
當一個官僚集團頭上頂着“一家之姓”的時候，它能否真的成為天下之公器？黃宗羲說：“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
”這才是真正的現代精神，這種文官集團所運行的，才是真正的現代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