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國家能力從何而來？文官制與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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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
在古羅馬，恺撒、屋大維這樣的武将最終壓倒參議院，将共和國改造成帝國。
在奧斯曼帝國，禁衛軍勢力不斷坐大，不但把握各種政府要職，甚至會推翻不聽話的蘇丹。
在普魯士，軍事貴族，也就是所謂的容克集團，主導了其國家建構過程，最終使德國走向軍國主義。
大家最熟悉的例子，莫過于日本。
日本的法西斯化，直接原因就是軍部壓倒文官。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的軍人頻繁刺殺文官，連首相都接二連三地被刺殺，這是日本武人當政的直接表現。
除了武将和軍人當政，西方曆史上還有基督教教士從政的傳統，像法國近代早期，很多“名臣”，比如著名的首相黎塞留，就是教士出身。
還有商人當政，最典型的就是英國，幹脆把東印度公司，一個公司，當作一個行政機構來用。
總之，在許多國家的國家建構過程中，除了王權本身，舞台上活躍的是将軍、貴族、商人、教士，反正沒有讀書人什麼事。
有些國王也喜歡讀書人，比如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特别喜歡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會把他找過來求教，但也就僅限于談談人生和理想，他不會對伏爾泰說，你這麼有學問，要不給你個部長當當？ 為什麼中國會形成獨特的“文官”傳統？讀書人什麼都沒有，皇權為什麼要依靠他們來治國？其實，仔細想想會發現，皇權尋求與讀書人結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
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沒有自己的軍事基礎，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沒有自己的宗教基礎，所以對皇權不構成真正有力的威脅，恰恰可以成為王權最安全的盟友。
更重要的是，誰說讀書人什麼都沒有？他們有筆杆子啊。
打天下的時候，可能是槍杆子裡出政權，但是坐天下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就是筆杆子裡出政權了。
槍杆子讓人“口服”，筆杆子才讓人“心服”。
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Mann）曾經說，權力有四種形态：軍事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還有就是意識形态權力。
文人所掌握的，正是這第四種權力。
事實上，中國的國家建構，面臨的挑戰和其他國家非常相似——那就是，在中央集權的過程中，離心力量不斷湧現：貴族勢力坐大，門閥财閥權力坐大，武裝力量失控，奇奇怪怪的宗教勢力不斷冒出來，等等。
我把這些離心力量的不斷湧現統稱為“封建回歸的壓力”。
當然，這不是指“封建制”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回歸，而是指“封建性”的回歸，即權力分散化、碎片化、蜂巢化的自然趨勢。
像西漢的“七王之亂”、東漢的豪強政治、三國的軍閥割據、北朝的關隴集團、唐代的門閥政治、唐中期的藩鎮割據，都是這種“封建回歸”壓力的體現。
為了穩固統治，皇權不得不和這些豪強、門閥、軍閥勢力結盟，但是一旦結盟，這些勢力又有可能喧賓奪主。
所以，中國的國家建構，也不是商鞅頒布一個法令、一夜之間就完成了，而是在跨越千年的進化過程中，反反複複、斷斷續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但是，最終，中國的皇權克服了“封建回歸”的壓力，走向了相對穩定的中央集權體系。
皇權是怎麼做到的？關鍵字，就是文官制中的這個“文”字。
突出“文”，就必須抑武、抑财、抑商、抑教；也隻有聯合“文”，才能抑武、抑财、抑商、抑教。
比如，在中國曆史上，比較成功的皇帝都要抑武削藩，打擊可能坐大的軍事勢力。
這方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多說，劉邦貶韓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朱元璋殺開國功臣，都是這種傳統的體現。
又比如，打擊豪強，抑制工商，鉗制可能坐大的經濟勢力，也是中國古代皇權的長期鬥争方向。
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鹹陽十二萬戶”，漢武帝“算缗告缗”，都是抑制商業勢力的表現。
中國很多朝代都有“抑兼并”的措施，防止土地變得過于集中，防止豪強地主勢力出現，這其中有養民惜民的成分，但是防止經濟權力挑戰政治權力，也是一個重要考慮。
所以，在中國曆史上，很少有能世代積累的财富，因為你一旦富到一定程度，官家常常就盯上你了，把你打回原形。
我看學者王毅寫的《中國皇權制度研究》裡面提到，為什麼中國人的虛無主義精神傳統比較發達？“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等等，正是與皇權下缺乏産權保護的制度結構相關。
打掉了更具獨立性的經濟勢力、軍事勢力、宗教勢力，讀書人集團就浮上來了。
靠什麼機制浮上來？最開始是“察舉”，後來發展出了舉世聞名的“科舉”。
科舉制的優點，大家都知道，它以擇優錄取的方式為官僚機構提供了一批能人，為寒門子弟上升流動提供了一個通道，讓社會競争變得更加公平。
但是，從國家建構的角度來說，它另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對社會精英的馴服。
什麼意思？我們知道，每個社會都有向上流動的需要，底層想上升為精英、小精英想上升為大精英，這種沖動如何釋放？在有的社會，是通過戰場功勳，有的通過經商緻富，有的通過土地積累，有的通過教會教職，最不濟的，幹脆通過革命。
但是，所有這些渠道，都可能培養皇權之外的獨立力量，都是危
在古羅馬，恺撒、屋大維這樣的武将最終壓倒參議院，将共和國改造成帝國。
在奧斯曼帝國，禁衛軍勢力不斷坐大，不但把握各種政府要職，甚至會推翻不聽話的蘇丹。
在普魯士，軍事貴族，也就是所謂的容克集團，主導了其國家建構過程，最終使德國走向軍國主義。
大家最熟悉的例子，莫過于日本。
日本的法西斯化，直接原因就是軍部壓倒文官。
大家可能都聽說過，20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的軍人頻繁刺殺文官，連首相都接二連三地被刺殺，這是日本武人當政的直接表現。
除了武将和軍人當政，西方曆史上還有基督教教士從政的傳統，像法國近代早期，很多“名臣”，比如著名的首相黎塞留，就是教士出身。
還有商人當政，最典型的就是英國，幹脆把東印度公司，一個公司，當作一個行政機構來用。
總之，在許多國家的國家建構過程中，除了王權本身，舞台上活躍的是将軍、貴族、商人、教士，反正沒有讀書人什麼事。
有些國王也喜歡讀書人，比如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特别喜歡啟蒙思想家伏爾泰，會把他找過來求教，但也就僅限于談談人生和理想，他不會對伏爾泰說，你這麼有學問，要不給你個部長當當？ 為什麼中國會形成獨特的“文官”傳統？讀書人什麼都沒有，皇權為什麼要依靠他們來治國？其實，仔細想想會發現，皇權尋求與讀書人結盟，一定程度上恰恰是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
因為他們什麼都沒有，沒有自己的軍事基礎，沒有自己的經濟基礎，沒有自己的宗教基礎，所以對皇權不構成真正有力的威脅，恰恰可以成為王權最安全的盟友。
更重要的是，誰說讀書人什麼都沒有？他們有筆杆子啊。
打天下的時候，可能是槍杆子裡出政權，但是坐天下的時候，很大程度上就是筆杆子裡出政權了。
槍杆子讓人“口服”，筆杆子才讓人“心服”。
社會學家邁克爾·曼（MichaelMann）曾經說，權力有四種形态：軍事權力、經濟權力、政治權力，還有就是意識形态權力。
文人所掌握的，正是這第四種權力。
事實上，中國的國家建構，面臨的挑戰和其他國家非常相似——那就是，在中央集權的過程中，離心力量不斷湧現：貴族勢力坐大，門閥财閥權力坐大，武裝力量失控，奇奇怪怪的宗教勢力不斷冒出來，等等。
我把這些離心力量的不斷湧現統稱為“封建回歸的壓力”。
當然，這不是指“封建制”作為一種正式制度回歸，而是指“封建性”的回歸，即權力分散化、碎片化、蜂巢化的自然趨勢。
像西漢的“七王之亂”、東漢的豪強政治、三國的軍閥割據、北朝的關隴集團、唐代的門閥政治、唐中期的藩鎮割據，都是這種“封建回歸”壓力的體現。
為了穩固統治，皇權不得不和這些豪強、門閥、軍閥勢力結盟，但是一旦結盟，這些勢力又有可能喧賓奪主。
所以，中國的國家建構，也不是商鞅頒布一個法令、一夜之間就完成了，而是在跨越千年的進化過程中，反反複複、斷斷續續，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但是，最終，中國的皇權克服了“封建回歸”的壓力，走向了相對穩定的中央集權體系。
皇權是怎麼做到的？關鍵字，就是文官制中的這個“文”字。
突出“文”，就必須抑武、抑财、抑商、抑教；也隻有聯合“文”，才能抑武、抑财、抑商、抑教。
比如，在中國曆史上，比較成功的皇帝都要抑武削藩，打擊可能坐大的軍事勢力。
這方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不用我多說，劉邦貶韓信、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朱元璋殺開國功臣，都是這種傳統的體現。
又比如，打擊豪強，抑制工商，鉗制可能坐大的經濟勢力，也是中國古代皇權的長期鬥争方向。
秦始皇“徙天下富豪于鹹陽十二萬戶”，漢武帝“算缗告缗”，都是抑制商業勢力的表現。
中國很多朝代都有“抑兼并”的措施，防止土地變得過于集中，防止豪強地主勢力出現，這其中有養民惜民的成分，但是防止經濟權力挑戰政治權力，也是一個重要考慮。
所以，在中國曆史上，很少有能世代積累的财富，因為你一旦富到一定程度，官家常常就盯上你了，把你打回原形。
我看學者王毅寫的《中國皇權制度研究》裡面提到，為什麼中國人的虛無主義精神傳統比較發達？“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沒了”，等等，正是與皇權下缺乏産權保護的制度結構相關。
打掉了更具獨立性的經濟勢力、軍事勢力、宗教勢力，讀書人集團就浮上來了。
靠什麼機制浮上來？最開始是“察舉”，後來發展出了舉世聞名的“科舉”。
科舉制的優點，大家都知道，它以擇優錄取的方式為官僚機構提供了一批能人，為寒門子弟上升流動提供了一個通道，讓社會競争變得更加公平。
但是，從國家建構的角度來說，它另一個重要的功能，是對社會精英的馴服。
什麼意思？我們知道，每個社會都有向上流動的需要，底層想上升為精英、小精英想上升為大精英，這種沖動如何釋放？在有的社會，是通過戰場功勳，有的通過經商緻富，有的通過土地積累，有的通過教會教職，最不濟的，幹脆通過革命。
但是，所有這些渠道，都可能培養皇權之外的獨立力量，都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