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國家能力從何而來？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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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就是因為一天到晚在打仗嗎？
其實，春秋時期，打仗還是比較斯文的。
我們知道，西周講“禮制”，打仗也要講究“禮法”，所以到東周的春秋時期，還有這種上古遺風。
所謂的“師出有名”“不斬來使”“不鼓不成列”——敵人沒列好隊就不開打，都是周禮的表現。
但是，随着戰争越來越激烈，打仗就顧不上“吃相”了。
到戰國後期，戰争的慘烈程度，作為中國人，我們都有一定的了解。
著名的長平之戰，秦軍活埋趙國40萬士兵，據說到20世紀都時不時還有長平之戰的屍骨被挖出來，這是何等的慘烈。
我看到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裡有個估計，秦國動員的士兵人數占總人口的8%～20%，這是非常驚人的。
即使是以骁勇善戰著稱的古羅馬，動員的士兵也僅占總人口1%左右，而羅馬帝國的輝煌，從統一和集權角度來說，歐洲再也沒有成功地複制過。
所以，中國的國家建構遠早于歐洲、強于歐洲，也就不奇怪了。
在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殘酷戰争中，為什麼是秦國勝出，最後一統天下？當然是因為秦國的國家建構走得最遠。
當時，很多國家都在搞法家改革，比如魏國的李悝改革、楚國的吳起改革，但是，狹路相逢狠者勝，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商鞅變法，商鞅真的是太狠了。
去看商鞅變法的内容，你會發現那簡直是“教科書式的”國家建構工程。
第一，打破爵位世襲，這是摧毀封建制的最核心要素，“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沒有軍功，你爵位就岌岌可危了。
這樣，諸侯頭上的帽子就不再是他們的私人财産，而被收歸國有，成了國家馴服社會的誘餌。
第二，廢井田、開阡陌，在經濟上打擊封建貴族，把民衆從對貴族的土地依附中解脫出來，切換到圍繞着國家旋轉的軌道。
衛星不再繞着行星轉了，而是直接繞着恒星轉。
第三，按軍功授爵，“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殺敵人一個，封一級爵位，以此激發軍隊的戰鬥力。
第四，編戶齊民、什伍連坐，使“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這樣不但把整個社會置于國家掌控之中，而且把國家的一隻眼睛變成社會上相互監督的千千萬萬隻眼睛。
總之，商鞅變法就是破諸侯，立中央；解構社會，強化政府。
用學者秦晖的話來說，就是打破社會中的無數“小共同體”，把他們融入萬衆一心的“大共同體”當中。
所以，有人說“商鞅變法”是平民的解放，對此我是很懷疑的，這明明是帝王的勝利，哪是什麼平民的解放？且不說有學者考證，商鞅變法後的所謂“軍爵分封”對于老百姓是有天花闆的，貴族分封依然廣泛存在，也不說分封來的爵位财産皇帝可以随時奪走，就算老百姓是擺脫了貴族的壓迫，他們也不過是從貴族手裡移交到了帝王手裡，談何“解放”？而且，貴族有很多，所以理論上，如果壓迫太深重，老百姓還能從一個貴族那裡逃到另一個貴族那裡，但是帝王隻有一個帝王，你跑到哪裡去？真的是“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
毛主席說，中國“百代皆行秦制”，中國國家能力的傳統，正是發源于此。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中國是“戰争締造國家”，歐洲也是“戰争締造國家”，但是中國的“國家能力”傳統卻比西歐深厚得多？或者，用一個更直觀的标準來說，為什麼歐洲從幾百個政治體開始打起，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但是打到了幾十個政治體後，就刹車了，而不是像中國一樣，一路打到大一統？ 這裡當然有很多原因，地形地貌的差異、戰争激烈程度不同、“法家改革”的力度不同，等等，但是歸根結底，還是我們之前講到過的，理解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政治在社會中”。
簡單來說，西方在16世紀左右開始“國家建構”的時候，他們的中央權力已經深深嵌入到了一個相互制衡的權力網絡中，除了王權，還有強大的教權、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貿階層，以及勢力更加強大的貴族權力，所有這些“其他勢力”都像缰繩一樣，約束了“國家建構”這匹馬狂奔的速度。
而中國在兩千年前開始這一進程時，沒有那麼多元的政治權力，也還沒有發展出非常複雜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結果就是國家建構如同脫缰之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統。
所以，國家能力從何而來？很不幸的是，戰争是一個重要機制。
在中國，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戰争雖然殘酷，卻為高度集權的大一統政治結構奠定了基礎。
在歐洲，一方面，戰争帶來了國家建構的動力；另一方面，多元的政治結構又約束了國家建構的深度。
而在非洲、拉美、印度等國，曆史上戰争相對稀疏，其意外後果則是缺乏國家建構的動力，以至今天政府難以壟斷暴力。
因此，一個悲劇性的曆史觀察是：國家建構就像是買房，殘酷的暴力沖突則像是付款，你可以選擇大額首付，也可以選擇大額尾款，或者漫長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卻無法逃避付款。
當然，曆史是曆史，生活在資源越來越豐富、文明越來越進步的當代，我們仍然希望，對于抵達政治秩序，人類能找到比相互殺戮更聰明的方式。
我們知道，西周講“禮制”，打仗也要講究“禮法”，所以到東周的春秋時期，還有這種上古遺風。
所謂的“師出有名”“不斬來使”“不鼓不成列”——敵人沒列好隊就不開打，都是周禮的表現。
但是，随着戰争越來越激烈，打仗就顧不上“吃相”了。
到戰國後期，戰争的慘烈程度，作為中國人，我們都有一定的了解。
著名的長平之戰，秦軍活埋趙國40萬士兵，據說到20世紀都時不時還有長平之戰的屍骨被挖出來，這是何等的慘烈。
我看到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裡有個估計，秦國動員的士兵人數占總人口的8%～20%，這是非常驚人的。
即使是以骁勇善戰著稱的古羅馬，動員的士兵也僅占總人口1%左右，而羅馬帝國的輝煌，從統一和集權角度來說，歐洲再也沒有成功地複制過。
所以，中國的國家建構遠早于歐洲、強于歐洲，也就不奇怪了。
在春秋戰國數百年的殘酷戰争中，為什麼是秦國勝出，最後一統天下？當然是因為秦國的國家建構走得最遠。
當時，很多國家都在搞法家改革，比如魏國的李悝改革、楚國的吳起改革，但是，狹路相逢狠者勝，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商鞅變法，商鞅真的是太狠了。
去看商鞅變法的内容，你會發現那簡直是“教科書式的”國家建構工程。
第一，打破爵位世襲，這是摧毀封建制的最核心要素，“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
沒有軍功，你爵位就岌岌可危了。
這樣，諸侯頭上的帽子就不再是他們的私人财産，而被收歸國有，成了國家馴服社會的誘餌。
第二，廢井田、開阡陌，在經濟上打擊封建貴族，把民衆從對貴族的土地依附中解脫出來，切換到圍繞着國家旋轉的軌道。
衛星不再繞着行星轉了，而是直接繞着恒星轉。
第三，按軍功授爵，“能得甲首一者，賞爵一級”，殺敵人一個，封一級爵位，以此激發軍隊的戰鬥力。
第四，編戶齊民、什伍連坐，使“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這樣不但把整個社會置于國家掌控之中，而且把國家的一隻眼睛變成社會上相互監督的千千萬萬隻眼睛。
總之，商鞅變法就是破諸侯，立中央；解構社會，強化政府。
用學者秦晖的話來說，就是打破社會中的無數“小共同體”，把他們融入萬衆一心的“大共同體”當中。
所以，有人說“商鞅變法”是平民的解放，對此我是很懷疑的，這明明是帝王的勝利，哪是什麼平民的解放？且不說有學者考證，商鞅變法後的所謂“軍爵分封”對于老百姓是有天花闆的，貴族分封依然廣泛存在，也不說分封來的爵位财産皇帝可以随時奪走，就算老百姓是擺脫了貴族的壓迫，他們也不過是從貴族手裡移交到了帝王手裡，談何“解放”？而且，貴族有很多，所以理論上，如果壓迫太深重，老百姓還能從一個貴族那裡逃到另一個貴族那裡，但是帝王隻有一個帝王，你跑到哪裡去？真的是“奔亡者無所匿，遷徙者無所容”。
毛主席說，中國“百代皆行秦制”，中國國家能力的傳統，正是發源于此。
可能有人會問：為什麼中國是“戰争締造國家”，歐洲也是“戰争締造國家”，但是中國的“國家能力”傳統卻比西歐深厚得多？或者，用一個更直觀的标準來說，為什麼歐洲從幾百個政治體開始打起，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但是打到了幾十個政治體後，就刹車了，而不是像中國一樣，一路打到大一統？ 這裡當然有很多原因，地形地貌的差異、戰争激烈程度不同、“法家改革”的力度不同，等等，但是歸根結底，還是我們之前講到過的，理解政治的一個基本原則——“政治在社會中”。
簡單來說，西方在16世紀左右開始“國家建構”的時候，他們的中央權力已經深深嵌入到了一個相互制衡的權力網絡中，除了王權，還有強大的教權、高度自治的城市、崛起的商貿階層，以及勢力更加強大的貴族權力，所有這些“其他勢力”都像缰繩一樣，約束了“國家建構”這匹馬狂奔的速度。
而中國在兩千年前開始這一進程時，沒有那麼多元的政治權力，也還沒有發展出非常複雜的社會和經濟結構，結果就是國家建構如同脫缰之馬，一路狂奔到了大一統。
所以，國家能力從何而來？很不幸的是，戰争是一個重要機制。
在中國，春秋戰國幾百年的戰争雖然殘酷，卻為高度集權的大一統政治結構奠定了基礎。
在歐洲，一方面，戰争帶來了國家建構的動力；另一方面，多元的政治結構又約束了國家建構的深度。
而在非洲、拉美、印度等國，曆史上戰争相對稀疏，其意外後果則是缺乏國家建構的動力，以至今天政府難以壟斷暴力。
因此，一個悲劇性的曆史觀察是：國家建構就像是買房，殘酷的暴力沖突則像是付款，你可以選擇大額首付，也可以選擇大額尾款，或者漫長的分期付款，但是你卻無法逃避付款。
當然，曆史是曆史，生活在資源越來越豐富、文明越來越進步的當代，我們仍然希望，對于抵達政治秩序，人類能找到比相互殺戮更聰明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