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國家能力從何而來？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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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786年增加到20萬人，沒有擴大的、穩定的财源，怎麼維持這樣一個龐大的軍隊？
還有裝備升級。
古代打仗常常是近身肉搏戰，所以貴族購置幾匹馬、一身盔甲、舉着刀槍就能沖鋒陷陣了。
近代戰争則需要使用大炮、各種火器火藥，甚至需要戰艦，這種裝備常常隻有靠“舉國之力”才能供應，像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就是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砸鍋賣鐵砸出來的成果。
除此之外，還有軍事訓練。
以前打仗主要靠貴族臨時征召，出則為兵、入則為農，現在戰争越來越激烈，就必須專門花個幾年培訓職業士兵才可能打赢，什麼西班牙大方陣、什麼瑞典線性陣線，都要經過嚴格的培訓才可能奏效，而長時間、大規模的軍事訓練也要錢。
所以，戰争逼迫所有參戰國家建立擴大的、穩定的财政系統。
專職的稅收部門逐漸建立起來，取代那種訴諸中間人的包稅制；主要針對土地貴族的稅制逐漸擴展成針對全民征稅；穩定的年度稅收逐漸取代了一事一議式的特種稅。
因為稅收總是不夠用，各個國家同時也通過其他方式“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比如英國，靠政府信用之下的金融創新緩解了戰争費用問題。
法國的王室則通過大量販賣官職緩解财政壓力，據說到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賣出了7萬多個官職，國王秘書都有好幾百個。
西班牙，靠美洲白銀成為近代早期的歐洲霸主。
俄羅斯，靠加劇對農奴的壓榨解決财政問題……總之，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能夠在解決國家财政問題上找到最持續方案的國家，成為最終的戰争勝利者。
戰争締造國家機制之三：行政體系 戰争締造國家的第三個方面，是官僚行政體系的建立和擴張。
在封建體制下，一個科層制的官僚政府或者不存在，或者非常小，因為當時即使有公共服務，也主要是領主或教會提供，中央政府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養一個專職的“公務員”隊伍。
哪怕是時不時組織打仗，打完仗士兵們也就遣散了，錢花完了下次打仗再說，沒有必要建立一個長期的官僚組織養着。
我們經常看到一種說法，說古代中國人太了不起了，一千多年前就發明了科舉制，解決了為政府提供優秀人才的問題，古代西方人怎麼就想不到這一點？其實，一千多年前的西方人想不到這一點，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結構不需要——不存在大規模、多層級的官僚制政府，當然也就不需要去琢磨怎麼“選拔官員”。
英國政府為什麼叫“内閣”（cabinet）？因為它一開始非常小，小到一個閣樓大小的空間就裝下了，所以如何選任官員不是一個系統的問題，小規模的用人需要，從教士、貴族或者法官裡扒拉一下就找到了。
但是，戰争的加劇改變了這一點。
戰争不僅僅需要士兵、稅收、武器、糧食、情報、運輸等，而且需要組織和調配這一切的官僚機構。
越激烈、越密集的戰争，就越需要建立高效的官僚機構。
于是，有了作為政府部門的人口統計機構、土地登記機構、稅務部門、情報部門、糧食管理部門、裝備采購部門、基建部門……把所有這些職能部門加起來，就構成了一個官僚制政府。
1600年左右，英國中央政府隻有1400～2000人，但是到1797年，英國中央政府就有16,000多個雇員了，而英國和西歐各國比，已經是非常小的政府了。
所以，16世紀開始的密集戰争，催生了歐洲各國的常備軍建設、财政國家建設、官僚體系建設。
這就是“戰争締造國家”的機制。
那些及時地、成功地将政體從封建結構改造為中央集權結構的國家，才能在幾百年征戰中幸存下來，反之則可能被曆史淘汰。
正如蒂利所發現的，1500年歐洲大概有500個政治單位，到1900年，隻剩下20多個。
這個數量的變化，正說明了這個殘酷的大浪淘沙過程。
今天，我們都知道德國、法國、英國，但是，我們有幾個人了解薩克森公國、波西米亞王國、勃艮第公國、巴伐利亞王國以及更多名不見經傳、消失在曆史長河中的政治體？國家建構就是這樣一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的叢林遊戲。
中國的國家建構何以早熟？ 顯然，這個“戰争締造國家”的理論不但幫助我們理解歐洲，也幫助我們理解其他國家。
比如，有學者指出，非洲國家的國家能力之所以普遍偏弱，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非洲地廣人稀，加上遊牧經濟，所以曆史上沒有密集的大規模戰争，它的國家建構也因此缺乏動力。
而在國家建構連續譜的另一端，則是中國。
剛才我講戰争的加劇如何倒逼了歐洲的國家建構，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個故事似曾相識？我想，你們可能都會聯想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
可以說，中國經曆了一個和西歐非常相似的曆史過程，隻不過這個過程在中國早發生了兩千年左右，而且戰争的頻度和烈度還要高得多。
不少學者指出，就脫離封建體制、建成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形态而言，中國是最早的“現代國家”，這種早熟的現代性，恰恰是因為中國更早地經曆了戰争的劇烈化。
大家想想，戰國為什麼叫“戰國”？
古代打仗常常是近身肉搏戰，所以貴族購置幾匹馬、一身盔甲、舉着刀槍就能沖鋒陷陣了。
近代戰争則需要使用大炮、各種火器火藥，甚至需要戰艦，這種裝備常常隻有靠“舉國之力”才能供應，像西班牙的無敵艦隊，就是當時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砸鍋賣鐵砸出來的成果。
除此之外，還有軍事訓練。
以前打仗主要靠貴族臨時征召，出則為兵、入則為農，現在戰争越來越激烈，就必須專門花個幾年培訓職業士兵才可能打赢，什麼西班牙大方陣、什麼瑞典線性陣線，都要經過嚴格的培訓才可能奏效，而長時間、大規模的軍事訓練也要錢。
所以，戰争逼迫所有參戰國家建立擴大的、穩定的财政系統。
專職的稅收部門逐漸建立起來，取代那種訴諸中間人的包稅制；主要針對土地貴族的稅制逐漸擴展成針對全民征稅；穩定的年度稅收逐漸取代了一事一議式的特種稅。
因為稅收總是不夠用，各個國家同時也通過其他方式“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比如英國，靠政府信用之下的金融創新緩解了戰争費用問題。
法國的王室則通過大量販賣官職緩解财政壓力，據說到法國大革命之前，已經賣出了7萬多個官職，國王秘書都有好幾百個。
西班牙，靠美洲白銀成為近代早期的歐洲霸主。
俄羅斯，靠加劇對農奴的壓榨解決财政問題……總之，在這個過程中，那些能夠在解決國家财政問題上找到最持續方案的國家，成為最終的戰争勝利者。
戰争締造國家機制之三：行政體系 戰争締造國家的第三個方面，是官僚行政體系的建立和擴張。
在封建體制下，一個科層制的官僚政府或者不存在，或者非常小，因為當時即使有公共服務，也主要是領主或教會提供，中央政府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養一個專職的“公務員”隊伍。
哪怕是時不時組織打仗，打完仗士兵們也就遣散了，錢花完了下次打仗再說，沒有必要建立一個長期的官僚組織養着。
我們經常看到一種說法，說古代中國人太了不起了，一千多年前就發明了科舉制，解決了為政府提供優秀人才的問題，古代西方人怎麼就想不到這一點？其實，一千多年前的西方人想不到這一點，主要是因為他們的政治結構不需要——不存在大規模、多層級的官僚制政府，當然也就不需要去琢磨怎麼“選拔官員”。
英國政府為什麼叫“内閣”（cabinet）？因為它一開始非常小，小到一個閣樓大小的空間就裝下了，所以如何選任官員不是一個系統的問題，小規模的用人需要，從教士、貴族或者法官裡扒拉一下就找到了。
但是，戰争的加劇改變了這一點。
戰争不僅僅需要士兵、稅收、武器、糧食、情報、運輸等，而且需要組織和調配這一切的官僚機構。
越激烈、越密集的戰争，就越需要建立高效的官僚機構。
于是，有了作為政府部門的人口統計機構、土地登記機構、稅務部門、情報部門、糧食管理部門、裝備采購部門、基建部門……把所有這些職能部門加起來，就構成了一個官僚制政府。
1600年左右，英國中央政府隻有1400～2000人，但是到1797年，英國中央政府就有16,000多個雇員了，而英國和西歐各國比，已經是非常小的政府了。
所以，16世紀開始的密集戰争，催生了歐洲各國的常備軍建設、财政國家建設、官僚體系建設。
這就是“戰争締造國家”的機制。
那些及時地、成功地将政體從封建結構改造為中央集權結構的國家，才能在幾百年征戰中幸存下來，反之則可能被曆史淘汰。
正如蒂利所發現的，1500年歐洲大概有500個政治單位，到1900年，隻剩下20多個。
這個數量的變化，正說明了這個殘酷的大浪淘沙過程。
今天，我們都知道德國、法國、英國，但是，我們有幾個人了解薩克森公國、波西米亞王國、勃艮第公國、巴伐利亞王國以及更多名不見經傳、消失在曆史長河中的政治體？國家建構就是這樣一個“大魚吃小魚、小魚吃小蝦”的叢林遊戲。
中國的國家建構何以早熟？ 顯然，這個“戰争締造國家”的理論不但幫助我們理解歐洲，也幫助我們理解其他國家。
比如，有學者指出，非洲國家的國家能力之所以普遍偏弱，相當程度上就是因為非洲地廣人稀，加上遊牧經濟，所以曆史上沒有密集的大規模戰争，它的國家建構也因此缺乏動力。
而在國家建構連續譜的另一端，則是中國。
剛才我講戰争的加劇如何倒逼了歐洲的國家建構，大家是不是覺得這個故事似曾相識？我想，你們可能都會聯想到春秋戰國時期的中國。
可以說，中國經曆了一個和西歐非常相似的曆史過程，隻不過這個過程在中國早發生了兩千年左右，而且戰争的頻度和烈度還要高得多。
不少學者指出，就脫離封建體制、建成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形态而言，中國是最早的“現代國家”，這種早熟的現代性，恰恰是因為中國更早地經曆了戰争的劇烈化。
大家想想，戰國為什麼叫“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