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國家能力從何而來？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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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們談到，國家能力雖然未必越強越好，但是強大的國家能力非常重要。
很多國家，正是因為國家能力的低下，出現持續的沖突、公共服務水平低下以及經濟發展的瓶頸。
一個顯然的問題是：國家能力從何而來？為什麼有的國家國家能力非常強大，而有的則軟弱無力？在接下來的幾講中，我想談談這個問題。
這一講，我想讨論一個大家可能會覺得意外的因素——戰争。
說到戰争，我們可能都有會一種本能的反感。
毫無疑問，戰争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可以說罄竹難書。
但是，一個反諷的曆史事實是：在很多層面上，戰争又是現代文明之母。
戰争加速了科技發展，遠至鑄鐵技術的進步，近至核能源、計算機、超聲波等技術的開發和發展，都與戰争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戰争還是現代金融之母，因為打仗要錢，在王室稅收有限的情況下，各路人馬不得不進行金融創新，于是有了債券，有了彙票，有了抵押貸款，有了中央銀行。
戰争甚至還催生了現代民主，為什麼？同樣是因為打仗要錢。
國王要錢而王公貴族不想給，雙方相持不下，最後貴族們說：行，你要錢可以，你得讓我們成立一個議會，凡事得通過議會和我們商量才行。
這就是代議民主的最初起源。
所以，戰争加速科技進步、塑造現代金融、催生代議民主，和我們今天的主題相關的則是，戰争還締造國家。
戰争推動政治結構“中央集權化” 戰争締造國家，這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就是在“弱肉強食，适者生存”的淘汰過程中，戰争強化那些幸存國家的國家能力。
當然，這個觀點不是我個人的發現，而是一批學者的看法。
學者蒂利（CharlesTilly）的名言就是：“戰争締造國家，國家制造戰争。
”（Warsmadestate,statesmadewars.）雖然蒂利的主要分析對象是歐洲國家，但是，他的分析對于其他地區同樣有參考價值。
為什麼說“戰争締造國家”？蒂利的這個觀點發端于一個“轉型之謎”：西歐國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這幾百年時間裡，經曆了一個政體形态的“巨變”。
什麼巨變？就是西歐國家普遍從“封建體制”走向了“中央集權體制”。
大家都知道，中國曆史上有一個類似的“政體轉型”，即所謂“周秦之變”：封建制的西周，經過春秋戰國的蛻變，慢慢轉變為中央集權的秦朝。
隻不過，在中國，這件事情發生在2000多年前，而歐洲的“周秦之變”要晚一兩千年，且轉型的深度比中國要小得多。
可以說，西歐1500—1800年左右的政體形态變化，是一個遲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變”。
從封建體制到中央集權體制，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形象地說，就是權力從蜂巢結構走向了金字塔結構。
在封建體制下，所謂“領主的領主不是領主”，意味着整個王國的結構是一個一個蜂巢，國王能命令貴族，但是不能直接統治老百姓。
但是，在中央集權體制下，間接統治變成了直接統治——國王打破了貴族這個中間層，直接向國民征兵、征稅，當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務。
蜂巢結構的壁壘被消解了，整個國家融合為一個整體的金字塔。
當然，國王和國民之間也有一些中間的官僚，但是官僚是國王任命的，是國王的代理人，不像貴族，貴族成為貴族，是因為他爸爸是貴族，不需要每次都由國王任命。
所以權力的來源是不同的，聽話程度當然也不同。
換個更形象的說法，封建體制下貴族是權力的股東，而中央集權體制下官僚是權力的經理人。
顯然，政治結構的中央集權化意味着國家能力的增強。
其實，要理解歐洲的這場巨變不難。
大家想一想，一般說起歐洲最“厲害”或至少最“知名”的國王，我們通常會想起誰？法國的路易十四、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羅斯的彼得大帝等，對不對？這些人有什麼共同點？他們都出現在16—19世紀。
16世紀之前的歐洲國王，我們想得起幾個來嗎？印象比較模糊，是不是？模模糊糊想起“失地王”約翰，被貴族打得滿地找牙，不得不簽訂《大憲章》那個。
還有神聖羅馬帝國的亨利四世，雪地跪求教皇原諒那個。
最多是查理曼大帝，但是他所創造的帝國很快陷入分裂……總之，16世紀之前，我們想不起幾個形象特别霸氣的歐洲國王來，和16—19世紀這種群星璀璨的國王畫卷形成鮮明對比。
為什麼我們的曆史記憶會有這種反差？簡單來說，就是封建制下，國王不那麼重要，隻有在中央集權化的體系中，國王才變成一個傲視群雄的“帝王”形象。
面對這場巨變，蒂利的問題是，或者說，很多學者的困惑是：為什麼？為什麼在歐洲持續了1000多年的封建體制會走向瓦解，而新的中央集權體制會在“制度競争”中勝出？蒂利的答案是：戰争。
大家可能會說，戰争不是古已有之嗎？為什麼16世紀之後，戰争會構建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這是因為，盡管戰争古已有之，但就歐洲而言，16世紀
很多國家，正是因為國家能力的低下，出現持續的沖突、公共服務水平低下以及經濟發展的瓶頸。
一個顯然的問題是：國家能力從何而來？為什麼有的國家國家能力非常強大，而有的則軟弱無力？在接下來的幾講中，我想談談這個問題。
這一講，我想讨論一個大家可能會覺得意外的因素——戰争。
說到戰争，我們可能都有會一種本能的反感。
毫無疑問，戰争給人類帶來深重的災難，可以說罄竹難書。
但是，一個反諷的曆史事實是：在很多層面上，戰争又是現代文明之母。
戰争加速了科技發展，遠至鑄鐵技術的進步，近至核能源、計算機、超聲波等技術的開發和發展，都與戰争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
戰争還是現代金融之母，因為打仗要錢，在王室稅收有限的情況下，各路人馬不得不進行金融創新，于是有了債券，有了彙票，有了抵押貸款，有了中央銀行。
戰争甚至還催生了現代民主，為什麼？同樣是因為打仗要錢。
國王要錢而王公貴族不想給，雙方相持不下，最後貴族們說：行，你要錢可以，你得讓我們成立一個議會，凡事得通過議會和我們商量才行。
這就是代議民主的最初起源。
所以，戰争加速科技進步、塑造現代金融、催生代議民主，和我們今天的主題相關的則是，戰争還締造國家。
戰争推動政治結構“中央集權化” 戰争締造國家，這是什麼意思？簡單來說，就是在“弱肉強食，适者生存”的淘汰過程中，戰争強化那些幸存國家的國家能力。
當然，這個觀點不是我個人的發現，而是一批學者的看法。
學者蒂利（CharlesTilly）的名言就是：“戰争締造國家，國家制造戰争。
”（Warsmadestate,statesmadewars.）雖然蒂利的主要分析對象是歐洲國家，但是，他的分析對于其他地區同樣有參考價值。
為什麼說“戰争締造國家”？蒂利的這個觀點發端于一個“轉型之謎”：西歐國家在1500—1800年左右的這幾百年時間裡，經曆了一個政體形态的“巨變”。
什麼巨變？就是西歐國家普遍從“封建體制”走向了“中央集權體制”。
大家都知道，中國曆史上有一個類似的“政體轉型”，即所謂“周秦之變”：封建制的西周，經過春秋戰國的蛻變，慢慢轉變為中央集權的秦朝。
隻不過，在中國，這件事情發生在2000多年前，而歐洲的“周秦之變”要晚一兩千年，且轉型的深度比中國要小得多。
可以說，西歐1500—1800年左右的政體形态變化，是一個遲到的、弱版本的“周秦之變”。
從封建體制到中央集權體制，最大的變化是什麼？形象地說，就是權力從蜂巢結構走向了金字塔結構。
在封建體制下，所謂“領主的領主不是領主”，意味着整個王國的結構是一個一個蜂巢，國王能命令貴族，但是不能直接統治老百姓。
但是，在中央集權體制下，間接統治變成了直接統治——國王打破了貴族這個中間層，直接向國民征兵、征稅，當然也直接提供公共服務。
蜂巢結構的壁壘被消解了，整個國家融合為一個整體的金字塔。
當然，國王和國民之間也有一些中間的官僚，但是官僚是國王任命的，是國王的代理人，不像貴族，貴族成為貴族，是因為他爸爸是貴族，不需要每次都由國王任命。
所以權力的來源是不同的，聽話程度當然也不同。
換個更形象的說法，封建體制下貴族是權力的股東，而中央集權體制下官僚是權力的經理人。
顯然，政治結構的中央集權化意味着國家能力的增強。
其實，要理解歐洲的這場巨變不難。
大家想一想，一般說起歐洲最“厲害”或至少最“知名”的國王，我們通常會想起誰？法國的路易十四、英國的伊麗莎白一世、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普魯士的腓特烈大帝、俄羅斯的彼得大帝等，對不對？這些人有什麼共同點？他們都出現在16—19世紀。
16世紀之前的歐洲國王，我們想得起幾個來嗎？印象比較模糊，是不是？模模糊糊想起“失地王”約翰，被貴族打得滿地找牙，不得不簽訂《大憲章》那個。
還有神聖羅馬帝國的亨利四世，雪地跪求教皇原諒那個。
最多是查理曼大帝，但是他所創造的帝國很快陷入分裂……總之，16世紀之前，我們想不起幾個形象特别霸氣的歐洲國王來，和16—19世紀這種群星璀璨的國王畫卷形成鮮明對比。
為什麼我們的曆史記憶會有這種反差？簡單來說，就是封建制下，國王不那麼重要，隻有在中央集權化的體系中，國王才變成一個傲視群雄的“帝王”形象。
面對這場巨變，蒂利的問題是，或者說，很多學者的困惑是：為什麼？為什麼在歐洲持續了1000多年的封建體制會走向瓦解，而新的中央集權體制會在“制度競争”中勝出？蒂利的答案是：戰争。
大家可能會說，戰争不是古已有之嗎？為什麼16世紀之後，戰争會構建中央集權制的國家？這是因為，盡管戰争古已有之，但就歐洲而言，16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