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為什麼要“重新帶回國家”？比較政治學的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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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日常生活中的現象，大家可能都注意到，就是流行趨勢會在消失之後突然卷土重來。
20世紀80年代一度流行的闊腿褲，到了90年代可能就顯得很土，可是再過20年，似乎又變得很洋氣。
60年代流行的格子大衣，到了80年代顯得像媽媽服，可是再過20年，又重新變成了時尚的複古風。
其實，流行趨勢的這種螺旋形變化，不僅僅存在于時尚界，也會發生于學術界。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國家”這個概念的命運。
“國家”概念的螺旋形命運 1968年，學者亨廷頓一本著作的誕生可謂石破天驚，這本書叫《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其實它開篇第一句話就點明了，它說：“國家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差異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
民主和專制的差異，小于體現着組織性、有效性的國家和缺乏這些特質的國家之間的差異。
共産主義國家和西方自由國家都屬于有效的而不是軟弱的政治系統。
” 為什麼說這個觀點石破天驚？因為它居然将蘇聯和美國視為同一類國家。
我們知道，冷戰期間，美蘇勢不兩立，人們通常也認為這兩個國家南轅北轍。
但是，亨廷頓說，如果我們以國家的統治能力而不是政府的統治形式作為區分标準，那麼美蘇屬于同一類國家，姑且稱之為“強國家”，而它們共同的對立面，則是當時陷入各種動蕩、政變和革命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弱國家”。
事實上，亨廷頓引領了一種趨勢。
在他之後，一批學者開始在研究中強調國家視角。
表現之一，就是一批研究所謂“東亞奇迹”的學者，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東亞國家之所以能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率先擺脫貧困，是因為它們擁有強大而積極的官僚體系。
在這些國家，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制定了一定的産業政策，協調組織金融、土地、稅收、技術、勞動力等資源，沖向國際市場，實現特定産業的騰飛，并以此撬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當然，這隻是“國家視角”崛起的一個例子。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研究非洲的學者、研究革命的學者、研究歐洲史的學者，都紛紛開始強調“國家”的重要性。
1985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可以說是這個趨勢的标志，這本書的名字就叫“重新帶回國家”。
然而，“國家”剛被帶進鎂光燈下不久，又很快走出舞台中心了。
為什麼？因為蘇東劇變發生了。
蘇聯的垮台極大地改變了比較政治學的研究視野——人們不禁發問：不是說蘇聯很強大嗎？不是說蘇聯和美國本質上是同一類國家嗎？怎麼它說倒就倒了呢？說到底，美國和蘇聯不是同一類國家。
說到底，統治的形式很重要。
于是，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最初幾年，國家視角走向了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是“制度主義”。
我是20世紀90年代上大學的，我記得那會兒人人都在讀諾斯、讀科斯、讀奧爾森、讀哈耶克、讀弗裡德曼……而這些書大體而言都是在論證，制度選擇——經濟制度以及背後的政治制度——才是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潛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國家，則是那個應該被“關進籠子”裡的“老虎”。
可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經過短暫的沉寂，最近十多年，國家視角又一次複活了，“國家”這個概念出門轉了一圈，又回來了。
為什麼？很簡單，國際政治形勢又變化了。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是蘇聯的垮台，而這個變化塑造了新的政治學焦點，2008年左右之後，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地方的受挫。
于是，人們又開始發問：如果制度主義是對的，那麼，為什麼沒有采取西式制度的中國能夠冉冉升起？而很多采用了西方制度的國家則深陷泥沼？制度或許很重要，但是肯定存在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剩餘變量”。
這個“剩餘變量”是什麼？于是，人們又回到了“國家”。
最能代表這種研究轉向的，莫過于亨廷頓的學生福山。
我們之前提到過《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這本書，因為這本書，福山一度被視為西式自由民主的旗手。
但是，他2010年後出
20世紀80年代一度流行的闊腿褲，到了90年代可能就顯得很土，可是再過20年，似乎又變得很洋氣。
60年代流行的格子大衣，到了80年代顯得像媽媽服，可是再過20年，又重新變成了時尚的複古風。
其實，流行趨勢的這種螺旋形變化，不僅僅存在于時尚界，也會發生于學術界。
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國家”這個概念的命運。
“國家”概念的螺旋形命運 1968年，學者亨廷頓一本著作的誕生可謂石破天驚，這本書叫《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
它的中心思想是什麼呢？其實它開篇第一句話就點明了，它說：“國家之間最重要的政治差異不是政府的形式，而是政府的深度。
民主和專制的差異，小于體現着組織性、有效性的國家和缺乏這些特質的國家之間的差異。
共産主義國家和西方自由國家都屬于有效的而不是軟弱的政治系統。
” 為什麼說這個觀點石破天驚？因為它居然将蘇聯和美國視為同一類國家。
我們知道，冷戰期間，美蘇勢不兩立，人們通常也認為這兩個國家南轅北轍。
但是，亨廷頓說，如果我們以國家的統治能力而不是政府的統治形式作為區分标準，那麼美蘇屬于同一類國家，姑且稱之為“強國家”，而它們共同的對立面，則是當時陷入各種動蕩、政變和革命的發展中國家，也就是“弱國家”。
事實上，亨廷頓引領了一種趨勢。
在他之後，一批學者開始在研究中強調國家視角。
表現之一，就是一批研究所謂“東亞奇迹”的學者，提出了“發展型國家”理論。
根據這個理論，東亞國家之所以能在所有發展中國家中率先擺脫貧困，是因為它們擁有強大而積極的官僚體系。
在這些國家，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制定了一定的産業政策，協調組織金融、土地、稅收、技術、勞動力等資源，沖向國際市場，實現特定産業的騰飛，并以此撬動整個經濟的發展。
當然，這隻是“國家視角”崛起的一個例子。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研究非洲的學者、研究革命的學者、研究歐洲史的學者，都紛紛開始強調“國家”的重要性。
1985年出版的一本文集，可以說是這個趨勢的标志，這本書的名字就叫“重新帶回國家”。
然而，“國家”剛被帶進鎂光燈下不久，又很快走出舞台中心了。
為什麼？因為蘇東劇變發生了。
蘇聯的垮台極大地改變了比較政治學的研究視野——人們不禁發問：不是說蘇聯很強大嗎？不是說蘇聯和美國本質上是同一類國家嗎？怎麼它說倒就倒了呢？說到底，美國和蘇聯不是同一類國家。
說到底，統治的形式很重要。
于是，20世紀90年代到21世紀最初幾年，國家視角走向了沉寂。
取而代之的是什麼？是“制度主義”。
我是20世紀90年代上大學的，我記得那會兒人人都在讀諾斯、讀科斯、讀奧爾森、讀哈耶克、讀弗裡德曼……而這些書大體而言都是在論證，制度選擇——經濟制度以及背後的政治制度——才是決定一個國家發展潛力的主要力量，至于國家，則是那個應該被“關進籠子”裡的“老虎”。
可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經過短暫的沉寂，最近十多年，國家視角又一次複活了，“國家”這個概念出門轉了一圈，又回來了。
為什麼？很簡單，國際政治形勢又變化了。
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是蘇聯的垮台，而這個變化塑造了新的政治學焦點，2008年左右之後，國際政治最大的變化就是中國的崛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很多地方的受挫。
于是，人們又開始發問：如果制度主義是對的，那麼，為什麼沒有采取西式制度的中國能夠冉冉升起？而很多采用了西方制度的國家則深陷泥沼？制度或許很重要，但是肯定存在重要的甚至更重要的“剩餘變量”。
這個“剩餘變量”是什麼？于是，人們又回到了“國家”。
最能代表這種研究轉向的，莫過于亨廷頓的學生福山。
我們之前提到過《曆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這本書，因為這本書，福山一度被視為西式自由民主的旗手。
但是，他2010年後出